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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喜见短篇遍地花
来源:《长城》 | 刘庆邦  2022年04月19日08:51
关键词:短篇小说

每每听到唱衰短篇小说的声音,让人颇感不悦。短篇小说又不是为我们家所私有,我犯不着为它辩白,护短。我只是觉得,短篇小说并没有衰落,而是还坚韧地存在着,活泼地生长着,持续地繁荣着。看看北京及各地的文学刊物就知道了,写短篇小说的作者群还是很大,所发表的短篇小说的篇目数量还是最多。我每月都能收到若干本不同杂志社所惠赠的文学刊物,从刊物上,我时常能读到一些别出心裁、让人眼前一亮的短篇小说,得到不错的艺术享受。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次关于短篇小说创作的研讨会上,陈晓明先生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短篇小说的存在,证明着中国文学文学性的存在。贺绍俊先生也亲口对我说过:短篇小说创作,是一个作家创作水准的试金石。这表明,评论界对短篇小说创作仍然很高看,很重视。话说回来,有人对短篇小说的现状流露出一些悲观的看法,并不是真的要唱衰短篇小说,很可能是出于对短篇小说的热爱,出于对短篇小说衰落的担心。听听这样的声音,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从积极的方面理解,或许对短篇小说的写作是一种鞭策。

怎么说呢?说实话吧,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确比较难侍候。谁都不敢说自己的短篇篇篇精彩,越写越出色。实际情况可能是,有人在写过一两篇或三五篇不错的短篇小说后,就开始走下坡路。我打一个比方也许有些绝对,好比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年轻,只能越活越老,一个人写短篇小说也不能保证越写越好,永葆青春。通常我们愿意把写短篇小说说成是手艺活儿,其实两者还是有所区别。比如编筐捏篓,或做箱子打柜子,时间长了,因经验的积累,技艺的娴熟,篾匠会编得捏得越来越好,木匠会做得打得越来越漂亮。写短篇小说就不同了,写得时间越长,越对所谓经验保持警惕,并对熟能生巧的说法产生疑虑。这是因为匠人做手艺活儿是从实到实,编筐是筐,捏篓成篓。而作家写小说是从实到虚,从虚到实,从实又到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写到后来,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微妙的心灵世界,真的很难把握。沈从文早就说得清清楚楚,社会一般事业都容许侥幸投机,作伪取巧,用极小力气收最大效果。唯有写短篇小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费力而不容易讨好,擅长政术的人绝不会摸它,天才不是不敢过问,就是装作不屑于过问。在从事写作的同道者中,沈从文说道,有人不愿把写短篇作为终生事业,是因为它经济效益不好。除了沈从文所说的这些,还有一些情况,影响了作家的短篇小说写作。有的作家用短篇赢得了声誉,打下了“江山”,后来就不再写短篇了,用长篇守“江山”。有记者问一位知名作家,为什么不再写短篇了?那个作家回答得很坦诚,他说,短篇太难写,他对写好的短篇缺乏自信。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文学声誉,他不愿因一篇不好的短篇小说而砸锅。作家上了岁数之后,一般也不再碰短篇小说。福克纳被有的西方评论家说成“缺乏短篇小说创作才能”的作家。在我看来,他的短篇小说的确难以让人恭维。到了晚年,他一篇短篇小说都不写。晚年的托尔斯泰,看到窗外翩翩走过的妙龄女郎,一声叹息,说再也不需要她们了。老作家不碰短篇,与托翁的叹息,内里恐怕有着同样的道理。个中原因,有创作资源匮乏的问题,敏感度下降的问题,集中精力的能力式微的问题,还与个体生命的激情、爆发力、想象力、创造力等的丧失有着直接的关系。落花流水春去也,这真是没办法的事。也许莫言是个例外,获得诺奖后,他所写的第一部书《晚熟的人》是短篇小说集,集子里的小说篇篇扎实厚重,意味深长。这表明莫言写短篇小说的底气和自信。

沈从文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写出了那么多短篇小说佳作,他后来怎么样呢?1951年冬天,沈从文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团期间,以革命大学厨房的一个炊事员为原型,写了一篇名为《老同志》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他先后改了七稿,历时近两年,还向丁玲求助,说发表时不用他的名字也可以,到底未能发出。这篇小说的遭遇对沈从文的打击可想而知,以致他怀疑自己失去了写短篇小说的能力。这件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写短篇小说要不要反复修改的问题。从表面看,是改和不改的问题,实质上,是怎样看待和处理初衷和非初衷、内驱力和外驱力、天性和非天性的关系问题。有人说好小说是改出来的,我一直不赞成这个说法,我写完小说,极少改动。我们写每一篇小说都会有一个初衷,这个初衷是从个人出发,遵守的是自己的天性,是内在的驱动力在起作用。而把小说改来改去呢,往往是外界的指导性、干预性力量在起作用。小说修改的过程,无疑是妥协的过程,改得越多,离初衷和天性就越远,改到后来,甚至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和天性,哪里还有什么个性化的文学性可言呢!

我不认为是沈从文丧失了写短篇小说的能力。一个作家长期养成的基本写作能力,不会轻易丧失。创作水平可能会有起伏,但差得不会太多,不至于连小说都不像,连一般的发表水准都达不到。实际情况可能是,不是沈从文的写作态度变了,是写作的环境变了,不是沈从文的写作水平降低了,是衡量文学的标准“提高”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的文学刊物以人划线,先看人后看作品,一看到沈从文的名字,先就画了问号。

真想看看“老同志”写的《老同志》,以得出一些自己的阅读判断。可我找来找去,到底没找到《老同志》在哪里,也许它永远消失了,变得不可寻觅。出于对“老同志”的尊重和信任,每每看到别的一些“老同志”所写的短篇小说,我都要读一读。也许是期望值过高,有的小说不但不能满足我的阅读期待,还让我多多少少有些失望。比如:我曾先后在上海的文学刊物和北京的文学刊物上,读到过两位前辈知名女作家所写的短篇小说,前者写的保姆的故事,后者写的是老人养生的故事。她们都写过颇具影响的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写个几千字的短篇小说,当然是小菜一碟,不成问题。可他们的短篇小说为何让我失望呢?我的感觉是小说过于小了,是意思过于小,境界也过于小,不能扩大读者的视野,给读者以广阔的联想余地。这就牵涉到短篇小说小与大的关系问题,也是收与放的关系问题。我们通常说,小说要小声地说,也要小心地说。所谓小声地说,是说要静下心来,说得心平气和,不可剑拔弩张,大喊大叫,一上来就要摆出一副一鸣惊人的架势。所谓小心地说呢,是指对小说创作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说得小心翼翼,爱惜每一句话,珍惜每一个字,把每句话都说得恰到好处,把每一个字都安排得熨熨帖帖。小说是从小处说,从细处说,但小说不止是小说,还是大说,真不能太小。我所说的大说,当然不是说大话、官话、空话、套话、时髦的话,而是指小说背后的时代、社会、历史和世界,也是指一个作家要有宽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世界性的目光。短篇小说写到最后是要收,不收就不完整,就构不成一篇完善的作品。但收不是关门关窗,不是封闭,在收的同时还要放。这个放是放飞,是升华,是不确定,给人以无限的联想。王安忆在《我看短篇小说》里就说过这样的意思,她说:好的短篇小说是有窗口的小房子,你可以不朝窗外看,可是有窗口和没有窗口就是不一样。

弹指间,我也成了“老同志”。我不甘心从此搁笔不写,还在继续写短篇小说。北京市召开北京市文联成立七十周年座谈时,王蒙老师也去参加了。在格非的提议下,我们两个到王蒙老师座前向他问好,说他的状况真好。王蒙老师以他惯常的幽默口吻笑着说:垂死挣扎。王蒙今年都八十七岁了,仍笔耕不辍,我们比他年轻得多,为何不继续“挣扎”呢!现在我写每一个短篇,都是在学习和探索,都是知难而进,向自己发起新的挑战。我有意在看似无小说的地方写小说,力争每一篇小说都有一点新意。最近我给《人民文学》写了一个短篇《雪夜》,已发在该刊的2021年第12期。这篇小说是向绘画学习,尝试用语言文字绘画。小说几乎没什么故事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写乡村夜间下大雪的情景,传达的是宁静和洁净的审美意境,以抵抗信息爆炸带给人们的喧嚣。在各种艺术门类中,音乐看不见,摸不着,是最虚的一种。正因为其虚,才如风如云,超越地域、国界、种族,不用翻译,即可为全人类所共享,所感动。语言文字能不能向音乐学习,并捕捉音乐,表现一下音乐之美呢?我给《芙蓉》写了一个短篇《挂在墙上的弦子》,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所做的试验。小说写一对青年男女以音乐生情,并以音乐联姻,音乐主导着他们的精神生活。小说是设置了简单的故事情节,但故事情节不是我的主要着力点,我把着力点放在描绘音乐上。音乐由声调、音节、旋律、节奏等因素构成,一样比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怎样才能捕捉它们呢?我的办法是借助与弦子有联系的竹子、梨花、奔马、高粱等实的自然物象比喻音乐,承载音乐,使音乐在幻想中飞扬起来。我的试验不一定成功,但试验总比不试验好一些。试验也许会失败,拒绝试验永远都不会成功。

前不久,我还给《长城》写了一篇稍长一点的短篇小说《妻子是年》,借助这篇小说,我想谈一谈短篇小说创作中关于远与近、紧与松、雅与俗、软与硬、审美与反思、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大逻辑与小逻辑之间的关系。我说了这么一堆关系,好像把事情复杂化了,其实这诸多关系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只用一两种关系概括也不是不可以。小说写过年期间夫妻之间发生的故事。留守在家的妻子,听说在外打工的丈夫找了“小姐”,为了向丈夫表示抗议,拒绝跟回家过年的丈夫亲热,与丈夫打开了冷战。丈夫为避免伤害到妻子,坚决不承认在外头的所作所为。妻子本人在村里受到过别的男人的骚扰,也憋了一肚子的委屈。故事就这样在夫妻间的矛盾冲突中展开。这样的故事比较难写,因为它离俗世生活太近了,越近越俗,或者说近就是俗。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尽量与俗拉开距离,写的雅致一些。我们都知道,小说的主要功能是审美,但从感性出发的审美须有理性的参与,须对社会生活进行反思。这就说到软与硬的关系了。我们想把小说写得柔软一些,但没有反思也不行。而一反思,一批判,就容易发硬。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偏软,林斤澜的短篇小说偏硬,沈从文则软硬兼施,软硬结合,做得比较好。我自己不写太硬的小说,是不愿写,也写不了。根本原因是自己的心肠不够硬。官场小说是硬小说,我从来不写官场小说,那种勾心斗角,让自己的心脏先受不了。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大逻辑和小逻辑之间的关系。我们写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这一对关系,或者说我们每写一篇小说的过程,都是在处理大逻辑和小逻辑之间关系的过程。大逻辑是思想的、抽象的、形而上的逻辑。小逻辑是日常的、具象的、形而下的逻辑。没有大逻辑的引导和提升,小说就不能飞翔。没有小逻辑的支持呢,小说就不能成立。大量的农村青壮男人常年外出打工,只能把妻子留在家里,这就造成了夫妻生活的严重缺失。这是反自然的,反本能的,也是不人道的。小说的大逻辑是人文关怀,是人道主义理想。小逻辑是日常生活的细节,是儿女情长,是文化心理。我让大逻辑和小逻辑有机结合,最终让一年难得一聚的夫妻达成了和解。他们的和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一系列合情合理的情节和细节推动下完成的。他们和解在哪里呢?和解在情感和自然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地是实的,天和道是虚的,那么最高的境界自然是什么呢?自然有实又有虚,是实和虚的结合。

2021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于怀柔翰高文创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