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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态度】(第二期):距离“理想的写作”有多远? 房伟:学者从事创作,也要将小说“写得好看”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房 伟 李英俊  2022年05月12日07:51

距离“理想的写作”有多远?

——学院视野中的写作品格与价值追求

在当下众多写作者中,经受过完整学术训练的高校教师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职业上得天独厚的优势某种意义上解放了身心,让他们有更多时间从事写作,阅读、授业、鉴评等职业属性也为他们行走在创作的现场创造了条件。教师、学者、作家的复合身份令这一写作群体的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人文性、前瞻性和探索性。在新媒体时代,相较日益繁荣的大众文化呈现出的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他们的非职业化写作具备更加独立的品格与追求,或许是一种可供借鉴的、接近于理想的写作状态。

《有态度》专栏第二期聚焦“学院视野中的文学书写”话题,邀请数位活跃在高校的中青年作家、批评家参与讨论,通过观察梳理受过完整学术训练、具有学院背景的作家群的习学养成与创作实践,辐射当下写作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期以鲜明的观点链接现实,形成启发。

——栏目主持人:杜 佳 李英俊

 

【访谈】

房伟:学者从事创作,也要将小说“写得好看”

中国作家网:在当下作家群体中,有一类是经过完整学术训练、较长时期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研究的同时,还进行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专职教师和兼职作家的统一体,身兼教师、作家、学者等多重身份。在您看来,这一群体所拥有的多重身份对他们的写作构成怎样的影响?

房伟:现代作家群里,大学教师从事创作,似乎不是个“问题”。例如,大家众所周知的鲁迅、周作人、沈从文、老舍、林语堂等作家,都有过大学任职经历,法国学者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统计20世纪50年代法国作家队伍构成,认为大学教员、高级和低级公务员占据了32%。当下大家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因为近二十年来,高校愈发逼仄的专业化倾向,一个学者最好一生钻在一个领域,理科如此,文科受其影响,壁垒也日益森严,这也导致王蒙先生呼吁过的“学者型作家”越来越难出现。

学者从事创作,有利于发挥知识素养,提高作家队伍的整体水平。教师身份让作家能更多接触年轻人,了解他们的想法。“作家”天生就应是“杂家”,也应该保持“业余”状态,杂取百家,博学旁收,有着广泛知识和趣味点。学者作家,抱有“业余作家”心态,其学术训练和知识素养,以自然放松的形态融入创作,也许会创作出一些不错的作品,特别是精神探索性强、有一定深度诉求的“雅文学”。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苏州大学前身的东吴大学有一个范烟桥教授,著有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但同时也写武侠小说,《孤掌惊鸣记》《江南豪杰》都享誉一时,由此可想,认为“学者作家”就高人一等,其小说创作定“雅致绝佳”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学者从事创作,无论雅俗,也要将小说“写得好看”,才能获得读者认可。

中国作家网:从创作立场的角度考量,学院派作家既不同于专业(职业)作家,也有别于一般的非职业化写作者,从事的是具有学院背景、经过学术训练与规范的非职业化写作。请结合自身经历和创作经验谈谈学院派作家创作的状态是怎样的?

房伟:我非常赞同这个提法,“具有学院背景、经过学术训练与规范的非职业化写作”。目前情况下,这也要先对高校各种考核有应对能力,才能保持“余裕”状态。在有些残酷的高校考核体制内,这无疑也要牺牲很多。我个人经历比较复杂一些,大学毕业后,在国企做过很多岗位,然后报考了研究生。我早年也进行文学创作,但都零零散散,读研究生开始,才更多投入到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工作中。2016年,我调入苏州大学,因为解决了教授职称,并担任博士生导师后,心态变得放松了些,才有“闲暇”关注创作。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可以说近四十岁才开始,我是个“文学老青年”。我这五六年间,大概发表了长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主要集中于历史小说与现实题材两大类型。我也没有放弃热爱的学术工作,依然坚持读书写论文,思考与研究问题,也担负着教学工作,每个学期保持3门课程以上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任务,这都是我应该肩负的责任。

中国作家网:有位高校作家曾经谈到,“我是以对艺术负责的态度进行小说写作的,基本没有考虑过畅销的问题。忠于现实,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是我的原则,我不会因市场的考虑而改变自己的写作态度”,不少学院派作家更是终其一生践行了写作的独立品格。在您看来,专业评价和市场反馈对学院派作家写作的影响几何?这些评价机制如在学院外一样奏效吗?

房伟:我非常尊重这位老师的艺术追求。说到我的观点,可能相对宽松些,市场反应好的小说,未必没有价值,关键要对自己想写的东西,有所坚持。这种坚守,可能是冷板凳上的长明灯,也可能是火树银花之中的冷然一瞥。我更看重忠于自己的内心,按照兴趣走。我对类型文学也较感兴趣,今天的中国文坛,类型文学借助网络媒介,创造了很多新颖好玩又有强劲创新性的类型作品,比如,穿越、玄幻、二次元、废土等类型。这些,都可以被精英文学吸收与借鉴。从来就没什么“纯粹的艺术”。五四新文学的兴起,也是在晚清通俗文学类型化突破的基础上完成的。

中国作家网:从文学创作实践来看,学院派作家总体上具有深厚的学识修养,这是否为这一群体的文学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人们一般将专业水平视为有力支撑,与此同时,这是否对这一群体的写作价值取向构成制约?

房伟:学院派作家的确有这样的优势。他们知识更丰富,读书多,有较深厚的修养。清代文学家陈衍说过:“肯并学人与词客,何难出笔雅兼风”,说的是将学术与创作融合,创造出既风雅又生动的文体,这当然是理想状态。不是当了教授,就能成为好作家,创作首先是艺术行为。网文作家南派三叔说过,“凡是不以好看为目的的小说都是耍流氓”,话有些极端,但也提醒学院中的作家们注意,要遵循创作规律,而不是学术规律,不要总想在小说中阐发深刻哲理。所有深刻思想,都应从形象和故事中自然呈现,而不是发议论,掉书袋。不止学院作家,有些青年作家,也误认为小说要“高大上”,就必须让人看不懂,然后堆砌大量格言警句和冷门知识。 “深刻”与“好看”,不是天生的死敌。钱锺书写《围城》,尽管有学者味道,但故事、人物、语言修辞都精彩异常。钱先生一生最反对所谓“学人诗”提法。

中国作家网:文学创作诉诸感性形象,而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则更多诉诸理性,在您看来,这是否可能成为学院派作家不得不面对的内在冲突?

房伟:的确有冲突。学术研究工作,更多要进行理性思考和逻辑推理,而创作则法无定法,甚至“喜新厌旧”。这也许是学院作家要面对的分裂之痛。我也时常感到这种痛苦,很想放弃学术,专攻创作,但这么多年的学术工作做下来,已养成了习惯,几天不看书,不思考,不写论文,自己也感到空虚。写作更多是一种“燃烧”状态。论文的快乐,在于过程痛苦,结束时最快乐;写小说的快乐,类似狂欢酗酒,一直是高潮,最后完结却很痛苦。我为了调整状态,一般写一篇论文,换换脑子,写一个中短篇小说,两种类型调换着来。写长篇则要集中时间,始终处于一种高强度写作状态。

中国作家网:请结合自身经验,举例谈谈创作对学术研究的启发。

房伟:创作对研究也有反哺作用。我的小说创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历史小说,有的素材源自抗战史料,这也加深了我对抗战小说的理解和把握。我这几年还写了一组“作家人生终点”的小说,涉及鲁迅、郁达夫、张爱玲、王小波等八九位中国现当代作家,已在《收获》《天涯》《上海文学》《中国作家》等杂志陆续发表,今年将结集出版。这一组历史小说,得益于我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我请教过很多专家,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史料学专家陈子善教授就给了我很多教益。这些历史小说创作,也启发了我的一些学术想法,让我陆续写了些论文。这也可以说“一鱼两吃”。

中国作家网:作为处于学院环境中的作家(研究者、评论家),您认为高校是否能培养出作家?在施教或学术研究过程中,是否有培养自己的学生成为作家的想法?具体做法是怎样的?

房伟:高校能重视创作,这非常好,但不要将这个专业办成“理论框框”。另一方面讲,高校学者作家,就要成为高校体制内“创意写作”作家,这无疑存在很多误解。我在苏州大学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并打算继续在这个领域写文章——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个专业不重要,相反,它对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尤其是写作能力至关重要。我坚持认为,能写会说,是中文专业学生,特别是本科生的基本功。理论训练,必须在写作与语言能力基础上进行,才能来得扎实。有的文学专业的学生,读到了博士阶段,文学感悟力和文字理解力还很差,这都是问题。

从前讲“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指的是文学担负着国民素质养成,民族想象共同体意识凝聚等诸多实践功能,对于“文学工作者”(如编辑、教师、记者、公务员)等职业的培养,也有重要意义,并不是说中文系不能培养作家。苏州大学文学院从建院到现在,就出现了6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然而,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担心的那样,“文学的消亡,起于消费社会导致的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的淡化,文学实践功能也变得弱化。”日本文学评论家柄谷行人也大谈“日本近代文学终结”这类话题。最近很多高校开始重视创作培养,无疑也是这种危机的产物。然而,边缘化危机,也可看作是打破理论壁垒的契机,而不是再次将之理论化。未来十年至二十年,随着中国社会高度发展,大学文学教育的危机,会“不可逆地”变得更明显。这应给我们更多勇气和智慧,勘破大学体制壁垒,而不仅是增添一些另外的壁垒。

高校显然可以培养出作家,但要警惕,不要让“高校作家”牌子捆住了手脚。好的作家,需要训练和培养,需要高手指点,但我更看重作家实践能力。在作家经验越来越逼仄的今天,青年作家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勇敢介入社会,深入生活。我曾在暑期,在山东、安徽等地走访数十位消防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写了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还有一组小说。我就是要深入和学院生活不同的环境。不要把创意写作当成一种理论,而要将其当成一种训练模型。要对所有的人类知识,都抱有“猫咪”般的好奇心。作家一定是杂家,而不是专家。这些年很多作家学的都不是传统文科专业,反而是理工、计算机、医学等专业。他们的知识背景,让他们有了新鲜的体验力,也没那么多理论束缚。这在网络文学作者中非常明显。网络作家我吃西红柿,就是我们苏州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我的一个好友,苏州网络作家任怨,则毕业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这也让我感到很强的危机感,我们中文系学生的饭碗,现在越来越端不稳了。

我很鼓励学生尝试文学创作,当然,对于博士生,还要以学术研究培养为主。在苏州大学,我和另一位老师合开一门文学创作课,我主讲小说。近期,我们和毕飞宇工作室、《青春》杂志合办小说创作沙龙,同学们很踊跃,有5位同学的小说修改后发表了,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好的鼓励。

中国作家网:有批评家认为,“房伟的一系列抗战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缘起,或可追溯到他手头的某个与抗战相关的研究课题。”具体是什么样的创作缘起?文学研究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何影响?

房伟:2016年,我开始写中国劳工题材小说《中国野人》,后来陆续写了20多篇抗战小说,结集为《猎舌师》,这的确和我接触抗战史料有关。后来写长篇历史小说《石头城》,我在南京租房,有半年时间,只要没课,就往南京跑,除了大量实地考察,很多时间都泡在南京二档馆,查阅了大量民国报刊和各类资料,这对我开拓眼界非常有帮助。就历史小说角度而言,学术训练让我足够敏感,能迅速寻找史料,进入史料,分辨所需的内容,也让我用更加理性化的目光审视小说素材。

中国作家网:您在一篇创作谈《重塑历史的现代精神》中谈到,“好的历史小说,能善于处理历史的偶然性、细节性和总体性的关系,善于赋予历史文学的光芒和魅力。”在写作实践层面,如何从大量的琐碎的具体的“历史”中“精挑细选”出小说需要的内容?这凝聚了您的哪些思考?

房伟:我曾有一个说法,就是历史小说要寻找“历史的缝隙”。好的历史小说,必须有两只翅膀,一只是真实性,一只是想象力。所谓“历史的缝隙”,就是关注大历史下普通人生活的细节,从中窥视到长时间段历史的丰富性和变化性,将真实性与想象性结合。这些细节要能引发你对历史的思考,进而塑造时代氛围,在氛围中刻画人物。我个人以为,历史小说最难的是在一种真实历史氛围中,真实塑造历史人物性格。当然,只关注偶然性的历史小说,会丧失历史小说天然的宏大叙事气质;只关注宏大理念的历史创作,也常会流于枯燥的概念,最好是能寻找到平衡的点。

中国作家网:您呼唤大学建立“网络文学”学科,这一举措是否适合当下高校网络文学研究现状?将对构建良好的网络文学生态,推进网络文学经典化提供何种启示?

房伟:我的研究方向也包括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研究,一定要在凸显文学性研究基础上,实现研究方法的跨界融合。目前学科体制内,研究网络文学生产机制、传播策略与产业特色的外部研究比较多,真正有关文学性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各个学科都各自为战,成立网络文学二级学科,将之放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之下,有利于发挥各学科所长,并加强对其文学性的研究,这对网络文学长远发展大有裨益。这只是我的个人想法,真正落实,需要学界的共识,及教育部门的重视。

中国作家网:您认为什么是理想的写作?作为学院派作家,您觉得你们的写作可以为理想的写作提供怎样的营养?

房伟:理想的写作,具体样貌千差万别,但肯定是作家的激情、理性与思想的结晶。现在学院派作家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这些作家的作品能给文坛提供很多新鲜类型和体验,例如,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学院派作家写起来,肯定有优势。

中国作家网:推荐几部您心目中的理想作品并简单说明理由。

房伟:井上靖《敦煌》、王小波《黄金时代》、杜拉斯《情人》、鲁迅《故乡》、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井上靖是我最喜欢的历史小说家之一,他实现了我对优秀历史小说的看法。杜拉斯和君特·格拉斯,一个写爱情写到极致,一个写大历史之中的个人经验写到了极致。鲁迅的作品总是常读常新,每个人都有故乡,也都会对《故乡》有不同的感触。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它将青春激情、政治反思与人性思考结合,创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受访者简介:

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导,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曾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著有《王小波传》《风景的诱惑》等多部学术专著。另于《收获》《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长中篇小说数十篇,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转载,并多次入选各类排行榜,著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