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书中书”的叙事结构似乎总能产生一种叙事的魔力。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以“书中书”结构打造关于幻想与现实、战争与爱情、罪恶与救赎的叙事迷宫，安东尼·霍洛维茨的《喜鹊谋杀案》以“书中书”和“案中案”制造悬疑推理，讲述一个个充斥着嫉妒、贪婪、冷酷的野心和谋杀的故事，莫言的《蛙》则以“书中信”“戏中戏”讲述半个多世纪近乎魔幻的生育史。这种“中国套盒”或“俄罗斯套娃”式的嵌套结构，用多元化的叙事时序打乱线性的故事时序，有利于作家更从容地进行时空调度，产生虚实相生、时空转换的艺术效果。谢络绎的新作《生与死间的花序》（下文简称《花序》）也采用了这种奇妙的“书中书”结构，小说在整体上并置了两个叙事层。框架叙事层是策展人罗漫以第一人称讲述和画家鲁开悟的现实交往以及罗漫作为读者的阅读行动，嵌入叙事层出自小说里的虚构人物，即画家鲁开悟的书稿，这部“书中书”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讲述乡村近百年的变迁史和农民企业家鲁开伍的个人生命历程。两个叙事层在交替推进的同时，又将后者拆分为两个部分，切近现实的部分在框架叙事中由罗漫的阅读行动有选择地呈现给读者，进一步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最后，诸多谜题在鲁开悟给罗漫的邮件中汇合并解密。这种叙事形式一方面宣示了作者形式创新的野心，另一方面在作为农民企业家的鲁开伍、作为画家的鲁开悟和作为鲁开悟选定的“影子”罗漫之间的对话中，生成了更加丰富的阅读伦理。

一

“我必须想办法看透更远以前的事情，才有机会在今时今日从普遍的生命力中捕捉到最为深刻地东西，那是一种贯穿性的，叠加的，催人泪下的情感经验。我的冲动告诉我：我负有表达的使命。”鲁开悟在给罗漫的信中这样阐释自己的创作动机。当鲁开悟的书稿在小说中以“书中书”的形式呈现出来，罗漫以局外人身份阅读来自乡村内部的讲述时，其中的特殊情感和乡村镜像便产生了一种陌生化效果，进而引导真实读者逐渐进入有关乡土中国、革命中国与城乡中国的发展历程，认识鲁湖村那些被地主欺压的祖辈们、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集体劳动者、“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新时期分田到户后的个体劳动者以及新世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中的新型农民群像。

费孝通所言“乡土中国”的社会形态自近代以来一直处于被打乱和重塑的过程，但其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特性也一直持续发挥着或重或轻的作用。乡土中国是《花序》中乡村变迁的底色，潜在影响着人物和故事的走向。因为家族势力的逼迫，童养媳张银妮在丈夫意外身亡后，为了留在鲁家谎称怀孕，正在她苦于无法向鲁家人交代时，偶遇生在水边的水生，将他带回鲁家，成为她腹中并不存在的孩子的替身。就在此时，革命中国的叙事同步展开。主人公鲁开伍的成长历程看似与这段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没有交集，但包括水生的亲生父母在内的十二个地下抗日工作者被日军残忍射杀时，他们在大雨滂沱中牺牲的姿势和留下的鲜血成为鲁开悟“三世缘怨”的起点，潜藏在他的血脉里，等待他的重新发掘。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曲折的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故事进入到1980年代初期的包产到户时期。当人们普遍置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乡村活力的乐观想象时，小说借万年河的疑问埋下历史的伏笔。譬如包产到户后，以前由集体统筹的水利建设如何开展？机耕道荒废的问题如何解决？几十年后，当乡村在各家各户之上又建立起互助组织时，万年河知道这种集体化并不意味着倒退，而是在借鉴历史上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同时适应当下乡村发展的新型合作形式，他在主导走马岗五百亩试验田集中种植的项目中，自发创建的走马岗合作社就是不断探索形成的新型合作社，在日益空心化的乡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今，“中国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农民企业家鲁开伍的成长正是抓住了中国社会从“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的契机，成为改革大潮中的弄潮儿。他开风气之先外出打工，从木工开始，再学造价、干包工头、当老板，走出鲁湖村，走出江黄镇，走出万洲县，直到在省会春江市安家落户，一时风光无限，因为在多年的城乡区隔中，人们形成了最直接的认知：“离土地近的人土，离土地远的人洋”。但成功后的鲁开伍又开始官商勾结，组织所谓“江黄会”，还借着送礼的不正之风，一头扎进艺术的海洋。他也试图在房地产业的快钱中分一杯羹，竟然想出拆分批地等办法规避政策在家乡征地，最终因为触碰了国家耕地政策的红线，换来三年的牢狱之灾。鲁开伍最初的发迹和创业成功，以及后来疯狂的扩张和目无法纪，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内蕴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人性欲望的动力机制和罪恶渊薮。

为了在更宏阔的历史长河中讲述中国特色的乡村故事，书稿还设置了两个更具象征意义的人物——鲁红蓼和万云朵，她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一种怪癖。鲁红蓼从小就爱捡拾一些看似无用的小物件，她地洞里日积月累的那些散发着泥土气味的旧东西，穿越历史的隧洞，连通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一部活的江黄史。更神奇的是，“2025年，博物馆建成了，它浑身通透地矗立在鲁湖村覆盖着红蓼的细山之上，成为江黄最具未来感的景致”，这是鲁开悟书稿结尾处的奇观，也象征着作者理想的历史叙事，即“展品自身所传达的对于过去所抱持的冷静而中立的表达方式”。万云朵则喜欢文件胜过一切，她对文件的痴迷看似偏执，但恰恰可以在关键时刻拨开迷雾，在鲁开伍发展工业和万年河发展农业的争议中，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与博物馆建设的契机上，万云朵往往能语出惊人，正是文件给她带来的见识。她看似糊涂，但明白文件里有大方向。对万云朵来说，“那些字构成的公文有着不具情感的安全感”，其中也隐喻着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即得益于党的政策不断指明新的发展方向。

《花序》的“书中书”就这样以鲁开伍及其家族历史为中心，书写乡村变迁的故事，并以乡村镜像映射现代中国的发展之路，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宏阔的史诗意味。

二

“书中书”里的企业家鲁开伍在现实中以画家鲁开悟现身，从“伍”到“悟”，意味着一个人心性的改变，以及精神寻根和自我救赎的心灵渴求。“红蓼”正是在这种暗示下，逐渐显形为画家鲁开悟一直在寻找的“原始意象”。从红蓝两色的执念到最终发现红蓼，贯穿了整个小说的故事。在嵌入叙事层的“书中书”里，“红蓼”是不被注意的花名（鲁湖村水边随处可见）和普通的人名（鲁开伍的妹妹鲁红蓼），在鲁开悟的现实世界里，“红蓼”从低贱的野花完成了作为“原始意象”的转变。在两个叙事层的对话中，在历史与现实的辉映下，看似粗笨潦草的“红蓼”建构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帮助鲁开悟寻找到血脉之根和精神之根。鲁开悟坚信他的最后一幅画将以这种方式被召唤出来。王阳明曾言：“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著、王建军译注：《传习录新解》，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版，第356页）王阳明强调心外无物，指心乃生发意义的源泉，认为只有“看见”方能赋予“此花”鲜活的生命力。《花序》扉页的题记化用王阳明此说，将第二人称转化为第一人称，变育人为自省：“我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我不看此花时，此花与吾心同归于寂。”小说中多次强调“连接”，无疑也是意在心灵的发现和相通。

寻找是艰难的。从“像是成熟的红色稻子，沉甸甸的，密密麻麻排列在水边”的写实性草图，到“竖起来的抖动的红色线条，虚虚实实，在蓝色的背景上好似潮湿的闪电余烬，又如强光打在大雨上”的视觉冲击，鲁开悟意识到红蓼就是那个“原始意象”。但此时，他理解的红蓼仍是以“簇拥”的方式实现“被看见”的欲望，正如他自己曾经那么渴望成功和被认可。直到进入历史溯源中，他才“悟”出“红蓼”之于自己的意义，完成了最后的《红蓼》图：“一些扑倒在地的红蓼枝，红色的穗状花朵凌乱其间，似在枝叶间穿行的虫子。一个男人赤裸身体，像是被人从高空中直直抛下，手臂做飞行状，头发垂下来，将要触碰到地面。他的眉目完全暴露出来，脸憋得变形了，显出红蓼那种深沉的滇红色。这幅画需要辨认才能看出这些内容，事实上，画面抖动得厉害，色调阴暗，风格有点类似基弗，但线条跳跃，给人以强烈的不确定感。”他在给罗漫的邮件中解释道：“扑倒在地的红蓼迎接从天而降的我。我将要钻进那片红蓼中，钻进江黄大地中，钻进茫茫虚空中了。”如塔河寺门口石碑上“三世缘怨”所暗示的那样，此时，画作以变形的方式和鲁开悟亲生祖父母牺牲、父亲降生的画面融合在一起。1940年大雨滂沱的那一天，河滩上的泥浆流散开来，“红蓼的根部松动了，接二连三倒塌下来”；此时，鲁开伍的亲生祖父母被日军杀害，“一排子弹扫过去，他们一个接一个面朝河水栽下去”，十二位革命志士的鲜血瞬间染红河水，父亲水生就降生于这一大片的红艳艳中。河边倒塌的红蓼和倒向河水的无名英雄叠映在一起，构成真正作为“伟大的象征”的“原始意象”。

更重要的是，那幅画是用特殊颜料绘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成一张白纸。鲁开悟曾经宣称“人最大的功能是看见”，认为“被看见”是欲望止息的关键，但他最后选择了“隐身”，以不被看见的方式实现自我的涅槃。那是因为与祖辈们的声气相通让他明白生命的意义并非在于向外的“被看见”，恰如被秘密处决的革命先烈们，他们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发热发光，却在历史的长河里连名字都不曾留下。鲁开悟“终于从愚蠢的红蓝两色的执念中跳了出来，也从成名成家的虚荣中跳了出来”，他“写下浩渺长河中的微物，写下父辈们的沉潜与生死，以择选与挤压的方式来转化经历”，他也明白了“我就是我自己的画”。他的《红蓼》图既是对自己来处的追寻，也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兼具木匠、商人和画家数职，集儿子、父亲、丈夫、情人、老板、下级与朋友、掠夺者、施予者、收藏者、隐居者、囚犯等数种身份于一身。故乡是一个人遥远的来处，也是一个人心灵最终的去处，红蓼便是连接鲁开悟和故乡的“共同的残留意象”，鲁开悟借以实现自我救赎、自我和解和自我疗愈。

同样失根的还有鲁凌星。在国外生活多年，回到故乡，站在“破败的乡村园林”上，她“具有一种外来生物入侵的超然气质。”她觉得自己与故乡和亲人格格不入，她抗拒种种关系暗中的纠缠。但是，一旦住下来，她的记忆之门就被打开了，正如王饶告诉她的那样：“先有他们，才有你。这个顺序不能忘……挖一锹土，土里都是这些人的气味。”现代社会里，失根已然成为普遍状态，鲁开悟找到了他的“原始意象”，或许还有无数的鲁凌星正在寻找的路上。策展人罗漫，抑或作家谢络绎何尝不是如此？

三

《喜鹊谋杀案》中，作者开篇就告诫读者：“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英]安东尼·霍洛维茨：《喜鹊谋杀案》，新星出版社，梁清新译）这是“书中书”结构经常会产生的“有意义的映照”。在略萨看来，在一个故事中嵌入另一个故事，构成多个叙事层，“不是单纯的并置，而是共生或者具有迷人和互相影响效果的联合体的时候，这个手段就有了创造性的效果”（[秘鲁]巴·略萨：《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说家》，赵德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8页），否则就只是机械地套用形式。《花序》中，罗漫曾经调侃鲁开悟不如改名“鲁开吾”，而鲁开悟的“书中书”恰好可以视为对“吾（罗漫）”的重新开启。《花序》借虚构的人物鲁开悟追溯历史，重现历史，进而建构历史。当罗漫在阅读中不断对“书中书”的故事进行反思、评论，甚至采取行动时，就打破了虚构和现实的界限，两个叙事层之间就形成了相互作用，不仅从整体上使小说的叙述层次更加丰富，也使读者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加立体化。

事实上，罗漫是被鲁开悟选定的唯一读者：“罗漫，你是我从一开始就选定的影子。”这种一体两面的人物设置是现代小说中常用的叙事技巧。高行健曾经在《灵山》中有过类似的设置：“这漫长的独白中，你是我讲述的对象，一个倾听我的我自己，你不过是我的影子。”（高行健：《灵山》，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页）除了书稿之外，小说还让鲁开悟通过书信和邮件，以第一人称坦白自己的创作意图，在与第二人称“你”（即罗漫）的对话中，制造与真实读者一对一交流的通道，进而对真实读者进行伦理干预。这种设置使小说呈现出典型的“元小说”特征，读者得以透过多重视角进入历史与现实，在叙事的迷宫里重塑自我。罗漫既是信件的受述者“你”，同时又是书稿的读者和现实生活的叙述者“我”，当罗漫带着自己的伦理标准阅读书稿时，有血有肉的现实读者将带着自己的伦理标准跟随罗漫进入书稿，从而建立双重阅读伦理。

小说第一章里，在鲁开悟三层别墅的画室中，那些在红蓝执念中完成的图画中，有一幅令罗漫惊叹的画作。这幅画虽然只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但罗漫仍由衷地赞美鲁开悟是个天才，鲁开悟仅以忧郁和沉默回应。这里有一种错位。罗漫认为才华横溢的画作，其实是鲁开悟自己很不满意的未完成稿。画稿的线条极具现代性，那是罗漫作为策展人需要的卖点，而线条表达出的“鲤鱼跳龙门”画面，不过是鲁开悟前半生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个企业家的写照，但这显然不是鲁开悟想要的奇迹，因为此时他已经跳出原来所谓成功人士的生活轨道，他要为一幅准备画却始终感到没有准备好的一幅画寻找“原始意象”。随着书稿阅读的推进，罗漫逐渐深入并理解了鲁开悟的心理世界。本来“我”最开始打算只读点重要内容，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但一番调整之后，“我”产生了深深的代入感，书中的人物跳进现实来了，直到“我仿佛看到这些红色花朵平凡而不甘的灵魂”、确定自己“没必要跳出书稿”、“阅读书稿竟然成了我出离当下的下意识行为”“我激动到睡不着觉”。跟随“我”阅读心理的不断变化，真实读者在被带入相应书稿的内容时，会发现“我”的声音在发生变化，“我”在阅读中重塑自我。

作为读者，罗漫本来既不熟悉乡村也不熟悉历史，但她在阅读中不断突破自我，在全新的意义上审视书中书的历史和人物，用他人的故事照亮自己的灵魂，在发现他者的同时回归自我。作为作者，谢络绎在后记中说：“我往前一点点追溯，向后一步步拓展，使小说具有了家族绵延更迭的庞大躯体。这正是现实中的我极度渴望的有着最为遥远的来处和不可知的去处的故乡。”书中书的作者，“既是站在当下的走出故乡又回到故乡的书中主角，也是我这个终于以虚构的方式完成了故乡意象缔结的创作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修补了我内心根系组织的断裂，带给我来自大地深处的力量”。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罗漫通过阅读“书中书”改变了自己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谢络绎则通过两个叙事层的并置实现了与故乡的连接。

《花序》就这样以看似错位的叙述形成扑朔迷离的“花序”，将作者、叙述者、读者和人物缠绕在一起，在元小说的形式中注入来自历史深处的力量、灵魂审视的勇气和时代前沿的气息，以乡村叙事的修辞幻象映射民族国家的建构、意识形态的召唤和个体生命的诉求，以小说内置的阅读伦理引导读者探寻生死、性爱、欲望与罪恶，寻根与救赎等人类共通的命题，无疑是一次极具探险性质的写作创新。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城市化视域下新世纪女性小说中的城市空间研究”（19Y02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