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喧哗与无望的骚动 ——评姚仁才的长篇小说《耐烦》
为了躲避无妄之灾，四川“富农”杨永万带着妻子赵明春、女儿杨祯秀、儿子杨祯虎逃到了陕西罗二村，而后女儿杨祯秀嫁给皮家沟丁狗毛家的傻子，杨家一家人才得以在皮家沟村“入队落户”。杨永万死去之后，小说的主要叙事焦点移到了祯秀和祯虎身上，特别是祯秀以一个女子的身份挑起了维护家庭生计，延续杨家香火的重任。
历史有时是荒诞的，现实有时是冷漠的。在特殊的历史与现实面前，人有时是无力的。那些经历了过往的荒诞与无奈的人们，有时不得不低头顺服。杨祯秀的一生正是这样经历了坎坎坷坷的酸甜苦辣，最终以悲剧的形式谢幕。
悲剧也可以说是喜剧，悲到尽头其实就是喜。悲悲喜喜，这就是人类的历史。
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杨祯秀和杨祯虎都是悲剧人物。祯秀为了全家人落户，嫁给了皮家沟村的傻子付昌军；她不得不放弃初恋情人技术员邓志贵，跟表面痴痴傻傻的付昌军生活；为了给傻子生一个男孩不得不逃离皮家沟；傻子在矿难中死去后，祯秀与老光棍毛桂仓同居，招来全村人的嘲笑和阻拦；为了寻找儿子付盛明，祯秀在一场车祸中死去。为了生存和延续家族命脉以柔弱女子的肩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可以说，祯秀的生命就是在连续的苦难中不断跌倒、爬起、挣扎、奋起、失败的一生。而祯虎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从一个失败奔赴另一个失败的过程。他没有祯秀那么顽强与坚韧，但有知识，有文化，有梦想，努力过、较量过，可是，内心的虚幻和性格、能力、现实之间的隔膜太大，总是处于被动倒霉和怨怼之中，最终不得不以灰溜溜的方式重回他曾经憎恨指责过的故土，没落的皮家沟苟且。
小说所描写的主要角色的命运几乎都有定数。从祯秀的祖辈、教书先生杨忠烈开始，杨家就在受挫与逃避中挣扎生存。建国初期他们家“因有几亩田地和一处宽敞的四合宅院”被划定为“富农”，杨永万、赵明春夫妻因而经常“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杨永万在劳改中偶遇“右派分子”蔡吉安，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着全家逃到陕北鹿州县罗二川村去找他的堂兄蔡吉普。在蔡吉普的撮合下，以祯秀嫁给皮家沟村的傻子付昌军为交换条件，他们全家得以在皮家沟村“入队落户”。于是，祯秀悲苦而又坎坷的一生开始了。这看似偶然的逃离，却是人物的宿命，他们悲苦而又坎坷的生命旅程就是这样被被“安排”好了。
不仅是祯秀、祯虎，其实傻子付昌军、老光棍毛桂仓、“神人”皮四爷、村支书麻梦德等等几乎没有成功者。即使那些逃离了皮家沟村的人物，他们的命运也是很难预料的。从叙事者的基本讲述逻辑推断，他们的结局最有可能就是举步维艰，这是天命。
可以说，《耐烦》是一部为失败、失意者谱写的哀歌。这不仅是指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更是指心灵的创伤与痛苦。每个主要人物都是精神和肉体的受创者，每个被作者反复叙述的角色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创痛，和灵魂拷问。
叙事者何以热衷于讲述一群生活的失意者，事业的失败，命运的不幸者？作者在《耐烦》的后记中似乎为我们作出了阐释：“在满含酒意的悲伤中，我回想自己过往的人生——幼年遭受饥饿折磨，少年失去父母双亲，初二辍学后种地、养蜂、挖煤、伐木，还跟着工程队一起搞建筑，当兵以后生活才发生逆转。”“我的两个姐姐，如今依然还在陕北南部山区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苦苦挣扎。”“哥哥的生活是苦难的，他的苦难是因为知识。知识没能涵养他的人生，反而成了他生活的障碍。”作者自己的人生、两位姐姐的生活、一位哥哥的苦难是他创作的动因。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说“我们要将自己同他人区分开来，从而才能确定我们自身的存在”“所以当我们旁观他人痛苦时，也知晓我们只能代表自己。”“我们在旁观他人痛苦时，我们会受到一种间接的愉悦。”
这似乎也可以从阅读者的角度来推测叙事者的意图：叙事者一方面为自己不是故事中的受苦者而有些庆幸，另一方面也在对这些人物的描述与打击中获得了某种精神的愉悦感。这或许也是一种残忍：作者一方面在作品中制造了苦难与无奈，另一方面却为人物承受的打击与挫折而暗喜。
从作品中可以看到所有的“我们”其实都是被特殊时代狠狠地揍了一拳，那个不堪回首，又特别真切的现实任谁都不能忽略与淡忘。美与善正在被历史的烟尘所遮蔽，也被一时的快感所麻醉。但面对坚硬的现实有时会让我们痛醒，也让我们有针扎的惊叫。
小说绘制了一幅丰富而又真实的失败者的脸谱与画面。充斥着灰色的语言与老旧的氛围，这是一个应当被埋葬和抛弃的世界。正如小说使用的剪纸画所营造的感受——那些黑色的插图恰到好处地配合了叙事的民间腔调。
小说中不同的人物一再追问的问题“人活着有什么价值”，也是作者苦苦追寻的天问。作品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我们可以借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那一段著名的话来阐释：“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种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是替傻子点亮了到死亡的土壤里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个行走的影子，一个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从作者的叙事中，我们似乎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皮家沟村的颓废衰落，皮家沟人的死亡与逃离，显然也隐喻着作者这样的表达意图。
作品暗示着，生活的悲苦已然没有落脚之处，天意是存在的。可是天意并不为贫者送暖，而是执意涂炭那些已经无处可逃的生灵们。它收紧套索，让人物们窒息。挺不过去的“殁”了，挺过来的却也未必是幸运的。他们依然浸泡在泥淖中盼望着美好，在美梦中一次次地渴望。天空总是灰蒙蒙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罕见。即使得到满足，可是，人生的结局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他只为“存在”黯然地低吟出陈旧的悼词。
自然，我们也能够深切地感觉到作者对人物的悲悯情怀。
作者对他的人物充满了同情与怜悯，那些经历着痛苦和挣扎的人们，在叙事者的心理上有着巨大的震动。他可怜他们，为他们的失败与伤痛而悲鸣。可是，他又是以无奈和手足无措的方式目送着这些悲剧人物们走向自己的终点和归宿。祯秀在似梦似真的马路上，被那辆似乎是自己的儿子付盛明驾驶的车辆撞倒而亡。祯虎这个失败的奋争者最终也是以疲惫之躯，忍痛之心，落寞地回到了只有两个人的皮家沟。
作者似乎狠狠地诅咒了这个生生不息，又在苟延残喘的村庄。整个皮家沟村就是一个失败者的集散之地，差不多是这个时代正在没落的村庄活生生的样板。这是一个不可能重返的地方，却是可以映象的土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耐烦》的某种隐喻性。作品缠绕着悲喜交加，爱恨相错的气氛，悬浮在文字间的迷香与毒气，让人们自我陶醉与麻木。生活没有提供给人物更多的价值，人物也没有在生活的贫瘠土地上收获足以滋养他们的物质。于是，人物们出生、成长、死去，正象那些伶人一样，精神抖擞地走上舞台，又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场。
此外，在作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作者表现出的一些个性特质。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了作者对本土文化的融通与杂糅的努力。
首先是语言的交融性。作品熟练地运用了川、陕方言土语。四川方言和陕北方言穿插游移，“趷蹴”“你们是从哪哒来的咧？这天寒地冻还引着婆姨碎娃，就不怕把娃娃冻日塌了吗？”“狗日的，你胡咧咧啥哩？”“这事坚决要不得嘛。哥哥，我把话说到前头，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同意把祯秀嫁给个傻子当婆姨哟！”“哭啥子？你个死婆娘，要给老子哭丧撒？”在作品叙述中俯拾即是。作品所使用的川、陕、贵、豫等地方语言，使作品获得了明显的丰富性，让作品产生了语言交合，文化互融的效果。
我们不得不称赞作者的语言功夫，这也许是这部小说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作者游刃有余地使用着川陕地方话，又准确地用普通话语言夯筑起作品的基石，从而奠定了作品的叙事大厦。这展现出了作者丰厚的生活底子和广泛的阅历。
其次，文化的交融性在作品中也几乎无处不在。叙事者对人物的饮食、习惯、风俗等方面的描述都充满着交融，让人大开眼界。
此外，两个主要人物的家庭都是“混合的”：祯秀的丈夫傻子付昌军并不是其“父亲”丁狗毛的亲生子，而是其母马青梅逃荒时从贵州带来的孩子；祯虎的妻子满盈芳不是其父母的亲生女，而是其母从他人家里抱养的女儿。自然，他们所养育的儿女也就成为天然的“混血”。他们秉承各自的根祖文化，同时又在现实中被本土乡野气息所改造，养成了两种文化的语言、生活风俗。
即使那些土生土长的乡老群体，如叙事者隆重而又热烈地描写的两位神秘而具有权威性的人物“蔡吉普”“皮四爷”都是阴阳先生、“神人”，是处于“阴阳”两个世界的交接者，是在人与神之间进行沟通的人物。正是这两位阴阳先生在某种意义上预测并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左右了皮家沟的现实。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叙事手法上的交合性，混溶性。作品用实体的人物，与虚拟的亡灵叙事及具有某些“魔幻”色彩的人与灵的对话进行内外交融。这个想法是有创新性的，从人物的角度看世相，和从亡灵的角度去窥视人间，这样的叙事手段可以改变单一叙事所带来的局限，打破了某种传统的话语方式，成为这部小说另一个有价值的探索。在实与虚之间，让故事成为作者手里的叙事圈套。
故事还体现了一种女权思想，通观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的情节，母权大于父权，女性强于男性。在杨家，赵明春、祯秀具有权威性，杨永万、祯虎、傻子付昌军都是唯唯诺诺的附庸者；在丁狗毛家也是如此，丁狗毛被其妻、也就是祯秀的婆婆马青梅压制得喘不过气来，盈芳妈的强势要远远大于祯虎，甚至自由恋爱结合在一起的祯虎妻子盈芳也最终成为一个女汉子。即使象金菊花、“大嘴巴”何海菊、朱晋泉婆姨等女性都是气势强大，咄咄逼人的。小说以十分夸张的方式，弱化了男性的强势，而强调了女性的支配作用。女性被突显，这显然是与作者的价值观相联的。
作品显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比如作者在叙事上虽有想法，特别是亡灵叙事（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交叉、人与神的对话、精神与幻觉的交互使用，都是很有创造性的，但是实际使用上却不是很自然而圆滑，反而让人觉得生硬与别扭，甚至多余。亡灵叙事，应当作为“远景”辅助的，也就是应淡化的，是虚的。但是，作者却写实了，写实的问题是抢了主叙事层的话语权，让故事发生了偏差，误导了阅读。
在人物叙事上，主要人物祯秀写得好，这也是这部小说的主要支点。让美被毁坏，被撕裂，以一种断然残忍的方式结束她的生命，是悲剧书写的基本要求，这个人物的死非常漂亮。
但是，另一个主要角色，我们也可以称为“男一号”的祯虎就显得暗淡无光，他甚至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和怜悯感。我们可以稍稍梳理一下这个人物的行为，考大学没考上，当公务员失败，当兵没当成，做生意一次次失利，最终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已经没落的皮家沟。他有过梦想，也努力过，可是，却一次次失利无果。本来这个人物是最有希望出彩的，他有许多机会放光，却被作者写得灰头土脸，最终让这样一个没劲的人物活到了最后。作者应当给这个人物以机会。
小说叙述到祯秀死的时候就该结束了，因为她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但是，作品在祯秀死后用了差不多两章的篇幅去写祯虎的归宿，讲农村的衰落，这已经偏离了主要人物祯秀的焦点中心。
我们不得不提到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物件，即杨氏家谱木匣子。这个物件在开篇出现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线索，用好了就是一个便捷有效的叙事线。可是，令人惋惜的是这个线索没有被作者恰当使用。我们看到，在作品中，木匣子有两个谜底，一个是傻子付昌军伪造了一个，把自己的日记放在木匣子里，让儿子付盛明“阅读理解”一个假傻子的历史。另一个谜底是，真的木匣子最终被祯虎挖出，结果却是个空木匣子，他的隐含意味是什么？
此外，作者在后记里谈到曾经的几次稿件被认为“交待”过多的问题，在已经出版的小说中也比较明显的存在。只要写到某个人物，小说就会去交待这个人物的历史、背景。过多的背景交待影响了主叙事的进行，很多背景交待都是多余的，甚至有些知识性的交待也是不必要的。
虽然有如此一些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这部作品带给我们的厚实感——《耐烦》是一部相当不错的小说。
（作者系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教研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