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金克木的三次惊喜
一
幼年所学，根植必深，大多数人却可能终生不再想起。较少的人随着认识不断深入，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触处会通，慢慢把幼年所学转化成切实的生命滋养。更少的人，愿意并有能力把转化的过程叙述出来。这些叙述隐藏在茫茫书海里，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有耳能听的人发现了，在习学的漫漫长途中获得启发性指示，将之作为路标。当然，再好的路标也并非必然的途径，差不多只是因指见月的那个“指”。
开头啰嗦这么几句，是觉得在此基础上，再来看金克木学六壬的故事，说不定会别有一番意味。
十多岁的时候，金克木翻检家中藏书，发现有关卜筮的书数种。讲奇门遁甲的看不懂，照周易占卜的《增删卜易》和《卜筮正宗》哥哥拿去学习，能上手而且有兴趣的，只剩下关于“六壬”的三部，“一是《六壬大全》，石印本，小字，几本合成一部，好像是集合而成，层次不清，看不明白。另一部也差不多，书名忘了。还有木刻本仿佛是两本合为一部书的比较简明，封面上写着《大六壬寻源》……这书使我发生兴趣，因为有许多‘占验’的例子附在后面，带点故事性，从占卜天气到‘射复’，就是卜出别人掩盖的东西，好像猜谜”。有兴趣不代表有可能，金克木不得其门而入。恰巧哥哥拿来一部《镜花缘》，“作者卖弄才学，借一位小姐的话讲了六壬占课怎么开始，说了‘天盘、地盘’。她用另外一种话一讲，六壬书中入门口诀立刻明白了。我随即一步步排下去居然列出了‘三传、四课’，再加上‘神、将’。最后我竟能不写字而用手掌暗算，也就是古书说的‘袖占一课’，全凭心中暗记那复杂的符号图形”。
自学六壬的故事，金克木大概颇为得意，因此反复提起，相关文章，除了上面引的《学“六壬”》，还有《占卜人》和《占卜术》两篇。《占卜术》讲哥哥学卜卦，“排来排去，算过来算过去，只能查出书上解说下判断，却说不上排得对不对，离开书，自己断不了案”。后来家里来了一位前辈，正碰上哥哥在卜卦，“客人一看便问了一句，顿时把他问倒。老者哈哈大笑，传授了书上含糊过去的诀窍，不过指点几句话。他恍然大悟，豁然贯通，已得要领，失去好奇兴趣，以后渐渐不再卜卦了”。这类实用性很强的术数之学，关键处书上常含糊其辞，很难明白其中的窍诀。结合哥哥卜卦和自己学六壬的经历，金克木很快明白，这类术数，“不但锻炼记忆，而且要求心中记住各种条件，不但排列组合，还得判明结构关系，解说意义，认清条件的轻重主次及各种变化，不可执一而断。……古来哲学家演易卦还是锻炼思维能力，和下围棋及做数学题是一个道理。对兵家还有实用价值。……怪不得八卦、六壬迷了几千年无数人，原来妙用并不在于占卜预测对不对”。
在《占卜人》中，金克木记下自己和哥哥的一次占卜比试。嫂子临盆，哥哥卜了一课，“断曰：必生男。”金克木“掐指一算”，“断曰：必生女。”孩子生下来，是女孩，哥哥说：“看来是我的六爻敌不上你的六壬了。”金克木回答：“不是这样。只因你一心想生儿子，所以明明阳爻变了阴爻，卦变了，你还照原来想的判断。文王还是灵，你不灵。”当然，金克木写这个并非为了说明自己算得准，更不是要提倡卜卦，而是借此指出，预测的重点在人不在卦，并强调变易的原则：“占卜当然是求预知，可是灵不灵不在卦而在人。我是同哥哥闹别扭开玩笑。他想儿子，说是生子。我便说是生女。……记得当时我是在肚子里窃笑的，因为那一卦和那一课都是既可说生男又可说生女的。不但易卦，任何模式都是这样。如果连这个变易之‘易’都记不住或不肯承认甚至不懂，那样算卦占卜只怕离游戏不远了。”
学会六壬近三十年之后的一九四七年，金克木已在武汉大学任教，因应学生邀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和平大会”上发表演说，“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武汉大学，枪杀了三名学生，逮捕了一些学生和五位教授，造成惊动全国的‘六一惨案’”。五位被逮捕的教授，金克木就在其中，三天后才得以出狱。六月四日，向达在报纸上发表了《说式》，因为不懂六壬，所以文中只讲到“式”的外形，未涉及应用。六月五日，看到这篇文章的金克木便写信给向达，“说明‘式’是古代占卜用具，分为天盘、地盘，以天盘在地盘之上旋转，加上日、时、干支，求得‘四课’‘三传’，旧称为‘大六壬’”。向达将信摘出，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并作了按语，说明原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对待学者和青年学生横加迫害凌辱。这一次我们两人不仅是学术交往也是道义上的朋友了”。在这篇《由石刻引起的交谊——纪念向达先生》里，金克木记错了写信的具体时间，并把文章发表时的名字《论“式”的应用》（《金克木集》未收），记成了向达的文章名，但大致情形没有偏离太多。
金克木谈到学六壬的地方还不只这些，随手的举例暂且不论，最早提到是在写于一九三五年的新诗《少年行（乙）》中，而《学“六壬”》完成已经一九九六年了。如此反复提及，当然不只是因为得意，更因为从中受益巨大，“我迷上‘六壬’的那些时光，现在想来，并不是白费，实际上我是在受一种思维训练，是按照一种可变程序在实习计算，推算，考察，判断，然后对照实际情况检验原先从实际中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正确，符合”。其实前面说到的感悟也好，这里谈起的思维训练也好，说不定都是后知后觉的结论，最重要的现量（pratyakṣa，感觉所得），是人生中跟学习有关的第一次惊喜：“我得到的满足是一种突然发现奥妙和自己学会本领的乐趣。这可以说是一种心灵上的一阵享乐吧？这是别的乐趣无法比拟的。”“一闪念间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件又奥妙又新奇的思想路径，全身心出现了一阵快乐。”
二
在《泰阿泰德》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疑讶之感原是哲学家的标志，此外，哲学别无开端”。这个严群译为“讶疑”（thauma）的词，有人译为“惊异”，更多人译为“惊奇”。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也谈到哲学与惊奇的关系：“无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我不清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惊奇”是否可以转换成金克木上面说到的“惊喜”，也不清楚“惊喜”的“喜”是否暗含着“不亦说乎”的“说”，能知道的只是，学六壬的惊喜，只是金克木一系列惊喜的开端。
小学快毕业，也就是十三四岁的时候，金克木看到了哥哥中学学过的《查理斯密小代数学》，“文言的译文，简单的入门，我半懂不懂看下去，觉得很有趣，好像是符号的游戏。看到一次方程式所做例题，我大吃一惊。原来‘四则难题’一列成方程式就可以只凭公式不必费力思考便得出答案。什么‘鸡兔同笼’，用算术和用代数解答是两套不同想法。同样是加减乘除，用数字和用别的符号竟能有这样不同。看到方程式能这么轻易解答算术难题，那一刻我真惊呆了。惊奇立刻变成一阵欢乐。是我自己发现的，不是别人教的，才那么高兴吧？”
两年之后，金克木插入凤阳男子第五中学初三班，备秋季考得高中学籍。因为在家中接触过《几何原本》，学数学时，对点、线、面的空间图形，没觉得有什么新鲜，“可是当先生在黑板上画出图形说明‘对顶角相等’时我大吃一惊。一望而知的平常事居然要这样而且能这样一步一步推演证明，终于QED‘已证’。我在座位上忽然感到一阵震动。世界上会有这种学问！这种思想！”
跟数学相关的惊喜，虽然《学“六壬”》里只讲到两次，但从金克木的文章来看，其实不止此数，起码应该算上一九二五年接触《混合算学》的一次：“初级中学数学课按规定是，代数、几何、三角，三年分别各学一门。这书未经教育部审定，打乱了规定次序混合教。代数讲个头就接着讲几何，讲一段又回头讲代数，三角也夹在里面教。所以要讲画出一条线，有个方向，一头是正，另一头是负。若是画在一张画满了小方格的纸上，从左下角画起，就成为斜行向上的线，可以表示运动、变化，例如股票、物价的涨落、人口的增减，等等。这张纸便是坐标纸。这线便是‘格兰弗线’。于是又要讲代数，又要讲几何，静止的表示空间的图形有了运动、变化同时表示时间了。这书是用高中才能学习的解析几何原理来讲初中数学。”
这些与数学有关的惊喜，时间相隔不久，且都跟抽象思维有关，不妨看做同一次惊喜的不同表现，看成金克木的第二次学习惊喜。写《学“六壬”》的一九九六年，离开始感受到这特殊的惊喜，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金克木仍然清晰地记着当时的欢乐和震动，可见这些惊喜在他心里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可是，并非每一次惊喜带来的震动，都会与人终生相随，潜能和天赋也未必都有机会尽情展现。虽然一九三〇年代初，崔明奇发现金克木有数学头脑，鼓励他去北大听数学课，并撺掇他边学边译《大众数学》，可时代和家庭的种种牵制，对数学，金克木“只能是一瞥而过没有下文”，大概晚年用数学思维解读经典，算得上是这惊喜的余波。
功不唐捐，对金克木来说，这惊喜体验更重要的收获是让他意识到，“用高深的学理解说浅近的知识，或说是用浅近的知识解说高深的学理，很不容易，不过很值得做。记得老托尔斯泰说过：一种哲学的基本原理，若不能讲得让十五岁的孩子听懂，我就不承认那是哲学。这话说得当然有点过分，但好像也不无道理，因为他说的不是体系而只是原理”。对读者来说的幸运是，这用浅近知识讲高深学理的思路，金克木并没有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而是写作时始终考虑的问题：“‘通俗化’不等于科学普及工作，是提供要点的特殊的‘通俗’工作，是本门专家不屑为而非本门专家又似乎不能为的工作。我觉得需要者既然是‘俗人’，工作便可以由‘俗人’自己做，因为‘俗人’比专家更能通‘俗人’的心理，有‘俗人’求学的经验。自己觉得有一点学‘通’了（可能不准确并有错误），不妨将自己所‘通’来通向和自己同样的‘俗人’。好在是提供参考并不是引导作专门研究，不会有多大坏处。”
这个思路的深层，其实是金克木写作当时对总体教育状况的担忧，因此才常在各种文章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以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动活泼，篇幅不长，能让孩子和青少年看懂并发生兴趣的入门讲话，加上原书的编、选、注。原书要标点，点不断的存疑，别硬断或去考证；不要句句译成白话去代替；不要注得太多；不要求处处都懂，那是办不到的，章太炎、王国维都自己说有一部分不懂；有问题更好，能启发读者，不必忙下结论。这种入门讲解不是讲义、教科书，对考试得文凭毫无帮助，但对于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大概是不无小补的。”
我其实很怀疑，精通梵文的金克木虽然留下很多相关文章，且充满真知灼见，却没有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甚至没有获得应有的认可，就跟他用浅近知识讲高深学理的思路有关，也跟他一直记着的惊喜有关。更何况，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之后，金克木开始慢慢离开梵文专业，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在更广阔的文化范围里神游，斤斤以学术原创性或艰巨性为标准的人，恐怕连齿及都不愿了。但金克木处处为“俗人”着想的文字，却引导着他半自觉半意外地打开了他称为“无文的文化”的巨大空间，启发了诸多后来的研究者。要是不嫌夸张，我几乎想说，这一思路摆脱了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冲击——反应模式，把文化冲击中主体的选择作为中心，关涉到所谓研究范式的变化——即便以快要成为诅咒的现下学术评价标准衡量，这还不够原创性吗？
三
形容人学识渊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到学贯中西、古今贯通，尽管很少见到如此这般的人物，却不妨碍我们想象有这样的完美者存在——即便绝大多数时候只是想象，但这个想象本身就可以是其意义。或者说，这类词语的存在，恰恰说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某些通贯性的经验。只是，这些通贯性的经验在呈现为最终的形态之前，没法提前断定是否同时会成为一个人的局限。更何况，即便有过这样的经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金克木那样，认出这经验的重要性，从而在文章中不断提起。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暑假期间，家里把金克木送到乡下亲戚家躲兵灾。在那里，金克木遇到一个在教会中学读书的男孩，两人聊得投缘，金克木从对方口中听到了很多自己原先不知道的事。更重要的事随之降临：“有一天，我把书架上的五大本厚书搬下来看。原来是《新青年》一至五卷的合订本，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他马上翻出‘王敬轩’的那封抗议信和对他的反驳信给我看。我看了没几行就忍不住笑，于是一本又一本借回去从头到尾翻阅。”这一看不要紧，“我已经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不少，可是串不起来。这五卷书正好是一步一步从提出问题到讨论问题，展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过程。看完了，陆续和警钟辩论完了，我变了，出城时和回城时成为两个人”。
故事本来已经够传奇了，更传奇的是，这个自己取名警钟，又叫井中的男孩，还作诗为证：“警世钟来警世钟，警醒世上几愚蒙？他年化众等木铎，此日如蛙处井中。”照金克木的说法，“我觉得这诗有点‘打油’，而且口气太大。‘木铎’是孔夫子。他竟自称等于圣人，不服气，我也作诗给他看”。结合金克木读《新青年》的感受，把诗里的“化众”改为“化金”，警钟岂不正起了木铎的作用？我猜，喜欢正话反说的金克木可能也是这么想的，“井中的警钟后来没再见到，也不知他还有什么业绩。至于我，若不是遇见了他，这一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吧？”这个自身思想还没有成熟的男孩，有没有点高手出现，点拨完毕便飘然远引的风采？
金克木说，这次会通前他“已经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不少，可是串不起来”，那除了前面提到的六壬和数学类，他此前读的书都是什么呢？幸好有一篇写于一九九一年的《家藏书寻根》，大致可以勾勒出他当时所读（或所见）之书的情形。
书分几类，不妨以新旧来分。先说属于新学的部分：“其中有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一年又一年合订起来，是在日本印刷出版的。《饮冰室文集》上下两大厚册，前面有作者的西装半身像和《三十自述》，那是梁在三十岁以前的著作。还有些‘作新社藏版’的新书，介绍外国来的新学。严复译的《天演论》好像是线装的铅印本。《群己权界论》和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书就不是线装了。但康有为编的《不忍杂志》仿佛还是线装。”“有一套《皇朝经世文编》收进一些洋务派的著作，是讲政治经济的。还有《富强斋丛书》教声、光、化、电，都是中外两人合译的。这些全是大部头。小本的《格致书院课艺》，记不得内容了。‘格致’是‘科学’的旧译名。另有线装铅印的《笔算数学》三本，有些古代题对我学算术很有帮助。”
属于旧学的部分，量大得多，花样也繁复，除了前面提到的卜筮书，还有“一套《停云馆法帖》折叠本，是明朝文徵明刻的。此外古书就是一部大丛书《学津讨原》……这丛书中我那时能看懂的只是唐代传奇如《甘泽谣》《剧谈录》，讲红线、聂隐娘的故事，宋人笔记如《梦溪笔谈》《老学庵笔记》等等也不全懂，其他书多半只能翻翻看。有一部《红楼梦》，不知是程甲本还是程乙本。有不少《闱墨》，即《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之流选的中举中进士的考卷。……有《东莱博议》，可见学八股文之外要会写策论了。《纲鉴易知录》供给历史知识。供给典故的《事类统编》（《事类赋》扩大版）及《康熙字典》之类当然不缺。《古文辞类纂》及其续编表示桐城派仍是文章正宗。四书五经和经常给儿童念的书如《幼学琼林》反而不多。原因是这些如同小学课本，随背诵随舍弃。……此外还有医书《验方新编》……以及碑帖和拓片。当然大量的还是普通书，如《随园诗话》《两般秋雨庵随笔》之类”。“有成套的书如《皇清经解》，乾隆皇帝‘御选御批’的《唐宋诗醇》《唐宋文醇》和《御批通鉴辑览》。……有《芥子园画传》给一些绘画样本。小说类的有一函《智囊补》，是冯梦龙辑的，还加评语”。
如此庞杂的书籍系统，学习方法不当，很容易像武侠小说里的初阶武士，接纳了太多能量却无法合理吸收，弄不好会引发身体和精神灾变。《旧学新知集·自序》谈起这次会通的时候，金克木果然就讲到了这个情形：“我胡乱看过的书比人家要我读并背诵下来的书多得多。于是我成了一个书摊子，成不了专门‘气候’。我好像苍蝇在玻璃窗上钻，只能碰得昏天黑地。”幸好，契机无意间来了，“那是小学毕业后的一九二六年，我看到了两部大书。一是厚厚的五大本《新青年》合订本，一是四本《中山全书》。这照亮了我零星看过的《小说月报》《学生杂志》《东方杂志》。随后又看到了创造社的《洪水》和小本子的《中国青年》。我仿佛《孟子》中说的陈良之徒陈相遇见了许行那样‘大悦’，要‘尽弃其所学而学焉’”。此前泛滥无所归的阅读，至此焕发出光彩，“不料终于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洞，竟飞了出来。”
虽然自序写到的时间跟《井中警钟》相差一年，自序中还多了《中山全书》（此后连类而及的不算），但这两处应该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述，只是记忆出现了轻微的误差。让人略感疑惑的是，读《新青年》之前，金克木已经接触过新学，为何要到这时才有一旦豁然之感？或许如金克木所言，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要做官，要教书，不能不学应考，读经典，作诗文，但同治、光绪年间不能不懂一点‘经世’了，不想只当‘多磕头少说话’的大官了，于是想懂得‘洋务’”，因此作为经世和洋务的新学仍然是旧学范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