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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穆与梅兰芳的一次彩色合作
来源:解放日报 | 沈鸿鑫   2022年06月23日08:54

20世纪40年代后期,著名导演费穆拍摄了我国第一部彩色影片——京剧大师梅兰芳主演的戏曲电影《生死恨》。

费穆是一位很有建树的电影导演艺术家,他1906年出生于上海,1932年,应联华影业公司老板罗明佑之邀到上海,成为联华上海一厂的电影导演。1933年开始,费穆陆续执导了《城市之夜》《天伦》,以及由阮玲玉主演的《人生》《香雪海》等影片。抗战时期,费穆拒绝与敌伪合作,愤然退出影界,加入天风剧团,开始话剧创作,后自组上海艺术剧团,编演了《杨贵妃》等。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影坛。

费穆

梅兰芳在《生死恨》中饰演韩玉娘

费穆拜访梅兰芳

1947年一个冬日的下午,费穆来到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梅宅拜访梅兰芳。梅兰芳是1932年春从北京移居上海的,入住马斯南路121号这座英国式洋房,把“缀玉轩”改名为“梅花书屋”,已经15年了。其间他曾一度去过香港。在香港与上海,梅兰芳闭门谢客,蓄须明志。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重返舞台。他与姜妙香、俞振飞、传字辈演员演出昆曲《断桥》《奇双会》《游园惊梦》等,令观众欣喜若狂,一票难求。

费穆与梅兰芳是老朋友,交谊很深。1938年梅兰芳移居香港,费穆为协商演出事宜,专程去拜访过梅兰芳。此时他到访梅宅,梅兰芳非常高兴。寒暄之后,梅兰芳说:“您导演事忙,今天怎么有空光降寒舍?”

费穆说:“今天来,专程和您商量一件事情。我想和您合作,拍摄一部京剧的彩色影片。”

“彩色影片?”梅兰芳听了有些惊讶,因为当时中国的电影技术还比较落后,要进行彩色影片的摄制还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梅兰芳有些好奇,就问:“这可是一件难事,您打算怎么做?”

费穆说:“我有个朋友颜鹤鸣,他专门研究冲洗彩色片的技术,很有心得。我打算和他合作,请您来拍摄这部彩色片,您的意见如何?”

梅兰芳想了想,说:“这件事,我是有兴趣的,只是我国还没有拍过彩色影片,技术上有没有把握,这是关键的问题。”

费穆很有信心地说:“我国的电影技术是比较落后,要进行彩色片的拍摄,相当艰巨,还有重重的困难。但是我们很有信心,有勇气做好这件事。如果您能和我们合作,进行这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是能够成功的。”

梅兰芳说:“拍摄电影,我早有这个想法,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唱旦角哪能唱到六十、七十的,不就成了老旦了吗?我复出后,经常收到各地的来信,希望我到那儿去演出,你看,我刚才还在读一封四川的来信,说那里的观众盼望着我前去演出。但中国那么大,不可能都走遍,所以很想拍一部电影,使许多边远地方的观众也能从银幕上看到我的戏。”

费穆了解梅兰芳的想法后,约了吴性栽、颜鹤鸣和梅兰芳在一起,经过几次协商,制定了拍摄影片的计划,成立了一个以摄制彩色舞台艺术片为主的华艺公司,资金由吴性栽筹措,梅兰芳主演,费穆担任导演,颜鹤鸣负责彩色片冲洗及录音方面的技术问题,黄绍芬任摄影指导。

拍摄的戏目最后选定《生死恨》。梅兰芳在《我的电影生活》一书中曾说:“我和费穆都主张拍《生死恨》,因为这出戏是‘九一八’以后我自己编演的,曾受到观众欢迎,戏剧性也比较强,若根据电影的性能加以发挥,影片可能成功。”

书屋初创《生死恨》

京剧《生死恨》的舞台剧创编于1933年,那时,梅兰芳入住马斯南路新居不久。早几年,齐如山曾根据明代董应翰写的传奇《易鞋记》改编成同名京剧。这次是在《易鞋记》基础上改编的,改编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大团圆的结局改成悲剧结局;二是齐如山的本子有39场,结构比较松散,为适应上海观众的审美习惯,加以压缩和删节。许姬传先拟了一个剧名为《生死梦》,姚玉芙提出用《生死恨》更有力,得到大家的赞成。

《生死恨》是一出凄婉的爱情悲剧。北宋女子韩玉娘被金兵掳去为奴,并把她配给一个男俘程鹏举。韩玉娘胸怀爱国之志,她劝程鹏举逃回宋朝,投军抗敌。程鹏举却误认为她是金人派来的奸细,设下的圈套。当金酋审问程鹏举时,他供出了玉娘,玉娘因此遭受了痛殴。后来两人互表心迹,鹏举始明白玉娘的一片真心。玉娘不惜牺牲自己,设法帮助鹏举逃离虎口。临别鹏举遗鞋一只,让玉娘留作纪念。鹏举投奔宗泽元帅,奋勇杀敌,立下战功,被授襄阳太守。他派家丁赵寻持另一只鞋子,寻访玉娘。鹏举走后,玉娘被转卖给商人,她颠沛流离,先是流落尼庵,后寄居李妪家里。凑巧被赵寻访得,玉娘见鞋,伤感不已,因而得病。后鹏举带了凤冠霞帔来见玉娘,夫妻抱头痛哭。苦尽甘来,玉娘却病重而逝,团圆之日成了断肠之时。

梅兰芳为此组织了一个编剧小组,以梅兰芳为中心,剧本由许姬传执笔,唱腔设计由两位名琴师徐兰沅、王少卿担任。主要的创作场所就是马斯南路的梅花书屋。梅兰芳说了这次改编的宗旨:“编演这个戏的目的,意在描写俘虏的惨痛遭遇,激发斗志,要摆脱大团圆旧套,改为悲剧。”剧本的前面部分改动不大,主要是删改、压缩,精简为21场。许姬传根据他们设计的唱腔、板式,填写唱词和台词。他一边哼,一边写,唱词尽量避免水词,适当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辞藻,经过几次修改,写成了长达18句的大段唱词:“耳边厢又听得初更鼓响,思想起当年事好不悲凉,遭不幸掳金邦身为厮养,与程郎成婚配苦命的鸳鸯……”

他们创作十分精心,经常在梅花书屋焚膏继晷,切磋研究,有时还请几位朋友来提意见。《生死恨》正是他们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

这个戏到1936年2月26日才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由梅兰芳饰韩玉娘,姜妙香饰演程鹏举。先是连演五天,天天爆满,尽管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秀木等从中捣乱,或唆使日本浪人向台上扔燃烧弹,或是以社会局名义禁演,但梅兰芳不为所动,坚持演出,并移师南京大华戏院再演三天,在观众中激起了一股爱国抗敌的热浪。

电影《生死恨》剧照

拍摄影片艰难多

戏目决定后,首先要考虑这个片子拍成什么样式。有人主张按舞台演出原貌拍摄,而费穆打算遵守京戏的规律,利用京戏的技巧,拍成一部古装歌舞故事片,两下争论激烈。梅兰芳提议请费穆试拍两种镜头,看看哪一种效果好。费穆按照舞台原貌试拍了“纺织夜诉”一场,四句散板的镜头。他又搭了景,拍了“霸王别姬”舞剑一场。大家看了前者感到异常沉闷,后者比较舒服。于是就决定照导演的意图设计拍摄。

经过多次研究,对舞台剧本的场次进行了增删,有分有并,从原来的21场改成19场。第19场尾声,舞台上演到韩玉娘病死为止,电影里加了宋兵合唱,用《浣纱记》传奇中相关曲牌修改填词:“长刀大弓,痛饮黄龙,金瓯无缺喜融融;看江山,在望中,一团箫管香风送,千群旌旆祥云捧;东皇酣酿笑颜红,管今宵,宿上宫。”

拍摄《生死恨》的演员阵容十分强大。由梅兰芳饰韩玉娘,姜妙香饰程鹏举,萧德寅饰张万户,李庆山饰番奴,新丽琴饰媒婆,李春林饰瞿士锡,王福庆饰老尼,朱斌仙饰胡公子,王少亭饰旗牌赵寻,何润初饰李氏。乐队由王少卿、王燮元、倪秋萍等七八人组成。

1948年6月27日晚上《生死恨》正式开拍,地点在徐家汇原联华三厂的二号摄影棚。戏剧界、文艺界、新闻界的许多朋友前来参观。那天棚内搭了“洞房”“夜遁”“磨房”三堂景,先拍“洞房”的镜头,梅兰芳扮的韩玉娘、姜妙香扮的程鹏举扮相都很朴素,一声“开麦拉”,梅兰芳与姜妙香跟着镜头动作起来,从晚上9时到摄影棚,一直拍到天亮,由黄绍芬亲自摄影。卸装时,费穆对梅兰芳说:“电影界的同人在参观拍片时说,梅先生并不是专业的电影演员,摄影机一动,他就进到戏里去了,这在电影演员里,也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组镜头拍韩玉娘从尼庵逃出来的一场,舞台上是唱流水板,走圆场,连摔带跌下场。导演认为圆场不合适,在画的山水背景前面,布了几株立体的树,划出路线,作为是在树林里行走。梅兰芳试走了两遍就开拍了。谁知,他已经走完了这条路,而声带所放的唱词还没有完,他只能临时绕一个小弯,恰好走完路,唱词也结束,接着跌下去和锣鼓也合上了。费穆说:“你刚才这一手真机变。我看见你绕弯的时候,怕你走出画面去,吓了我一身冷汗,居然恰到好处,顺利拍成,不遵照导演指定的地位,而能完成这个镜头,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夜诉”也是影片里最重要的场子,舞台演出时只有两件道具:桌上油灯及小纱车,韩玉娘边纺纱边唱。导演认为象征性的纺车在电影里会感觉虚假,因此从织布厂借来一架老式的织布木机。布景摆好后,费穆对梅说:“身段方面,需要您来创造,以您的舞台经验,可以突破成规加以发挥。”拍戏的隔夜,梅兰芳打腹稿,设计这段围绕着布机又唱又舞的身段动作,后来又在花园草地上不停地练习。第二天晚上10时,正式拍摄这段戏,梅兰芳在《我的电影生活》中写道:“大段唱工我都围绕着织布机做身段。当然,现场根据实物又有许多变动,机上的梭子成为我得心应手的舞蹈工具,有时我还扶着机身做身段,昨夜预先设计好的身段,大部分都用上了。我觉得舞台上的基本动作,在这里起了新的变化,这架庞大的织布机,给了我发挥传统艺术的机会。”

《生死恨》从1948年夏初开机拍摄,到11月方始完成,这段时间上海适逢酷暑炎热,导演、演员及各部门人员在高温下工作,十分辛劳。不久样片出来了,梅兰芳、费穆等在愚园路柳林别墅吴性栽家的草地上观看了样片。虽然它的色彩方面与当时一般的彩色片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作为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彩色舞台片,还是难能可贵的。梅兰芳深有感触地说:“将中国古典的歌舞舞台剧推送到银幕上去,是一件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也是我多少年想做而不敢做的一件事。此次《生死恨》彩色片的完成,是集合了许多技术专家、戏剧家、文学家、批评家,每个人站在自己岗位上,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过程当中的艰难波折,甘苦得失,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可以体会得出。”他还说:“我这次拍演电影有两种目的:第一点是许多我不能去的边远偏僻的地方,影片都能去。第二点我几十年来所学得的国剧艺术,借了电影,可以流布人间,供我们下一代的艺人一点参考的材料。同时我要感谢吴性栽先生、费穆先生、颜鹤鸣先生,以及全体同人帮我完成这一件很要紧的工作。”

存遗憾但意义深

但是,隔了一段时间,从美国寄回来的拷贝试播,却使梅兰芳大失所望。因为颜色走了样,红的不够红,蓝的不够蓝,录音方面,金属打击乐器如小锣等的声音不稳定。梅兰芳越看越生气,真想把这部片子扔到黄浦江里去。他对费穆表示:我主张不发行。

对此费穆十分焦急,怕弄成僵局,他通过许姬传向梅兰芳解释,并说明许多苦衷,因为当时中国拍摄彩色片的技术还相当落后,而放大、拷贝必须送到美国去印,而且是由一家公司垄断专利的。如果这第一部彩色片不能问世,资金停滞,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他对影片出现的质量问题承担责任,但希望梅先生能原谅,能顾全大局,否则华艺公司将就此垮台。

梅兰芳经过一番全盘的考虑,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终于同意华艺公司发行《生死恨》。梅兰芳说:“《生死恨》虽然在彩色和技术方面有上面所说的许多缺点,但终于拍摄完成并且和全国各地的观众见了面,这一点还是足以自慰的。”《生死恨》作为我国第一部彩色影片,虽然存有诸多遗憾,但总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有经验,有教训,对以后的彩色片拍摄都是重要的借鉴。所以,《生死恨》的拍摄还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