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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重的事往轻里说——刘亮程的《本巴》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 王晴飞  2022年06月30日23:42

当人类处于童年时代,尚未受到文明的熏染,还不会用抽象的语词来指认世界的时候,他们和万物在一起,融合在自然里,如同水溶于水。那时的人不必借助身外的工具去理解事物,他们可以自然地“看见”万物的奥秘,“直语其事实法则”,如同他们自然地“看见”自己。

帕慕克在关于小说技艺的演讲中,借用席勒的分类,将小说家和小说阅读者分为天真的和感伤的两种。天真的小说家“率性地写作”,“根本不关心写作和阅读活动的人为层面”,感伤的(也是反思的)小说家则很清楚地知道“文本的人为性”,“关注小说写作的方法以及阅读小说时意识活动的方式”。(1)在席勒看来,素朴的诗人(即天真的诗人)处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中,本身即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而进入文明状态以后,人类失去了整体性和内在的和谐感,只能向往曾经有过的统一;对于素朴的诗人来说是很自然的现实的东西,在感伤的诗人这里,只能是一个理想,所以素朴的诗人只要按照他“看到”的现实直接摹仿即可,感伤的诗人则已经从自然和自身的和谐中分离出来,他不再能如鱼饮水般地感受到自然,只能尽可能表现理想中的自然。

天真者不知道自己的天真,正如孩童不知道自己是孩童,淳朴者无知于自己的淳朴——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多么可爱,多么美好。终于有一天,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即将失去正在拥有的这些特质,走向成年,开始反躬自省,开始觉得感伤。

刘亮程是一位具有“天真”气质的作家,在人们离具体的事与物越来越远、忘记了世界本来面目的现代社会,他却仿佛仍在自然之中,在他眼中,万物还是未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样子。在他的新作《本巴》中,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吃奶的娃娃洪古尔大战格楞赞布拉汗》《两岁的贺顺乌兰出征打仗》部分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既有着孩童般的天真,又有着现代成年人对世界的怀疑,它保持着物我未分时的混沌自然,以轻灵的想象力撬动世界现实之重,重新“发明”时间,以具象把握文明人抽象化理解的事物,以游戏精神打破梦与真、虚构与现实的限隔,又并不相信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为真实,此身所在之地也并非故乡,兼有天真与感伤的气息。

一、时间

在我们的现代常识里,时间具有以下三个属性:单向,匀速,抽象。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中,无论是宇宙的纪元、朝代的更迭或是个人生死的转世轮回,都是一种循环往复的环形结构,但这种认知并不能改变对时间单向流动性的常识性感觉,所以时间总是被喻为东流之水,文人诗客也总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长恨春归无觅处”,偶有“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样的豁达语,“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这样的天真语,或是强自振拔,或是知其不可而强为之,反倒正是出于对时光难再回的补偿心理。

关于时间流动的速度,匀速而客观的观念倒是现代科学带来的。时间起始于人类的活动。在中国古人心中,时间未必总是以同一速度流动的,至少在不同的空间,时间流速可以不同。所谓“天上一日,地上一年”或是“洞中方一日,人间已千年”,虽然具体换算比例不同,指向的都是人间和神仙界时间流速的不同,无论是另一位面的天上还是同在人间的仙人洞府,时间都是不统一的,总体规律是神仙界的时间流动得更慢,神仙的存在更长久乃至永恒,刘晨阮肇、王质烂柯之类的故事皆体现了这类认知。正是牛顿建立的现代物理学,给世人确立了统一而客观的时间秩序,将不同地域、空间的时间纳入同一计量标准,“环球同此凉热”。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提示着牛顿世界在更宏观和更微观层面的不准确,告诉我们时间似乎确如牛顿以前的古人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各论各的。在相对论的视野里,时间的流速和测量的位置、运动状态有关,只不过与中国古人的想象不同的是,山上的时间流速其实比海平面更快,也就是说,如果山上真有仙人,他们反而会比俗世之人更先老去。而当人或物体运动时,时间的流速也会变慢,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著名思想实验双生子佯谬便可以推理出这一点。一对孪生兄弟,一个留在地球,另一个乘宇宙飞船以接近光速进入太空旅行,若干年后,当旅行者回到地球时,他会比留在地球上的孪生兄弟更年轻,即在他身上时间的流逝更缓慢。量子力学则带来时间的叠加性,即物体的不同状态和时间可以并存,时间沿过去—现在—未来的单向线性流动并不是必然与确定的,这更彻底打破了我们视为常识的现代时间秩序和宇宙秩序。

科学与文学当然是两件事,不过二者也并非毫不相干,科学的进境在限制文学空间的同时,也为文学家的想象力提供新的驰骋疆域,文学的创造虽然不必严守科学定律,但文学家却不免处在一个建立在时代常识基础上的知识氛围之中。

刘亮程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以初民的天真精神,重新发明“时间”。在《本巴》的世界里,时间的单向、匀速和抽象性被打破了。时间是具体而特殊的,不再如箭矢一般一去不回。时间如空间一样,可以暂停,可以逆向行驶,可以四处流溢,可以供人在其中徜徉躲藏。

从小说一开始,刘亮程便告诉我们本巴世界的时间与我们日常所处世界的时间是不同的。本巴国所有人相约在25岁相聚,“先生”等在25岁里,“后生”则被“先生”隔着若干年岁月的距离拉到25岁,或者加速往25岁里赶。只有洪古尔不肯长大,他赖在童年吃奶的年纪。据哈日王所说,本巴国人全相聚于25岁,源于江格尔汗的恐惧,“他既害怕自己年幼无助,又恐惧年老乏力。于是,他带着你们本巴国人,躲藏在身强力壮的25岁,他以为这个年龄的人天不怕地不怕,可以抵御任何外敌”。(2)躲在25岁的另一个原因是,25岁是一个节点,一个非常容易滑过的年纪,其容易被滑过正因为它是最好的年纪,这样当敌人从18岁、从23岁往本巴国的25岁赶时,却总是不小心就到了二十六七岁,他们也找不到永远25岁的本巴人。在本巴世界,时间被空间化了。

本巴世界的时间是一种“折叠”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平行铺展,所以谋士策吉可以向后看到过去的99年,向前看到未来的99年,而当他向后看时,如果接上他父亲老谋士的眼光,则父子加起来可以看到198年的过去。而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时间都是“层层叠叠”,过去时间里的故事像是安排好的,死去的人仍在过去活着。未来的时间里同样是“一节一节被安排好的故事”,这意味着未来的人也已经同时在未来活着。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时间的不同阶段共存,如同一棵树上生长出的不同分叉,成了量子叠加式的多重可能性的铺展,预示着世界和人类存在的不同可能。

本巴人最终知道自己身处其中的是一个被讲述创造出来的史诗世界,是一个“虚假世界”。而每隔25年,便会有一个史诗人物转世到真实世界去继续讲述史诗,真实世界的时间一直往前如水如矢,史诗世界则循环往复。这样的史诗时间与史诗世界,便成了一个主观的时间与世界。“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未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观看史诗世界,如船行于大海,船行到哪里,“现在”就在哪里,篙撑到哪里,“现在”就在哪里。观察者的位置决定了时间与世界的模样,以观察者身处的位置为现在,观察者以前与以后的时间,便分别成了过去和未来。倘若没有一个作为观察者的“我”存在,则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别也不免一时混沌起来。

二、梦

作为一个虚构世界,本巴的史诗世界是由真实世界中一个叫“齐”的说梦者讲述出来的。“齐”是本巴世界的创造者,本巴世界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梦。不过“齐”与其说是史诗讲述者的名字,毋宁说是一种职业,属于“类名”,每一代史诗讲述者都被称为“齐”,不同的“齐”加上他们的专名诸如江格尔、哈日、赫兰、洪古尔作为前缀。

说唱史诗的人被称为“齐”,这似乎也可以看作不同语言的声音之间有着冥冥中的隐秘联系,以“齐”作为说梦者的类名,确是“名”副其实。齐国临近大海,在先秦两汉时代,齐人向来以玄幻奇诡好说神仙闻名,怂恿帝王求仙药觅仙山的方士多半是齐人,仿佛在现世之外,齐国人脑袋里另有一个幻想中的世界。这样的人以现实逻辑来看,是满嘴谎言的骗子,但以游戏的眼光来看,又是最好的说梦者、文学家。《庄子·逍遥游》中说:“齐谐者,志怪者也。”无论“齐谐”是人还是书,所讲述或记录的都是不够“正经”而逸出于正统秩序以外的东西,此后凡是怪力乱神的书,往往以“齐谐”为名。以说梦为业、脱离地心引力天马行空创造虚构世界者,自然要名为“齐”。齐人说梦,正是人尽“齐”才。

梦有多种,如托梦,即进入到别人的梦中;也有拖梦,即将别人拖到自己的梦中;有多人同梦,即几人同时进入同一梦境;有梦见远处发生的真实的事,有梦中进入别处。梦在中国文化中,是对真实的一种互补与对照。《本巴》中的江格尔好做梦,他梦中好杀人,最擅长的就是将敌人拖入自己的梦中,借助主场作战的优势追杀他们。梦中之我与真实之我,既有同一性,又不是同一人。

在《本巴》中,梦是通往真实世界的方式。本巴世界中大多数人从没怀疑过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真实性,直到他们在梦中进入真实世界,才知道本巴世界是真实世界中的说梦者“齐”讲述出来的,是齐的一个梦。由此来看两个世界的关系,似乎有着等级上的区分。借用柏拉图的说法,我们如果视真实世界为理念世界的话,那么史诗世界就是一个次级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而在史诗世界中,哈日王将整个拉玛国都做在他的梦里,则拉玛国就成了影子的影子。当然,拉玛国人互相又将他们的邻居做在自己的梦里,梦中套梦。如果我们将《本巴》本身的写作也算在内的话,则《本巴》中的真实世界,正是那个叫刘亮程的作家的一个梦,则拉玛国世界已经是影子的影子的影子,而拉玛国人的各种梦,不妨是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可以无限延伸下去。

本巴世界是被说梦者创造出来的,真实世界的齐如同本巴世界的上帝。史诗讲述者的语言有着创世般的力量,它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人,也可以将故事之外的人摄到故事世界里。当齐开口讲述时,本巴世界便活了起来,他停下来,本巴世界便也随之静止。齐说到谁,谁便生动起来,没说到谁,谁便静止不动。他在晚上讲述史诗,使部族中人度过长夜,则史诗世界的白昼便是真实世界的黑夜,当真实世界迎来白天,齐不再讲述,史诗世界便陷入黑夜。他的讲述有多长,本巴世界就有多大。赫兰通过梦来到真实世界,与众人一起听齐讲述史诗,当齐讲到赫兰时,他“心里一惊,像是从地上被拿走,放进那个长长的故事里”。

不过,正如做梦者并不能完全控制梦境,视人物为木偶的小说家必然是蹩脚的小说家,本巴世界也并非毫无自主性。创造者与被创造者、做梦者与梦中人之间并不是单向决定的关系。本巴世界中被齐赋予了可以向过去和未来分别看99年的谋士策吉说,“故事是有腿的”,有腿便会有其自身的惯性,“说唱的语言停住了,故事没有停住,往前蹿了一截子”。“我们的世界发生什么或不发生什么,都是齐说了算。他不会说出你所想的这些。故事虽是他讲述的,但故事有自己的发生轨迹和逻辑,故事中的人物,也早有了自己的本领和性格,齐要创造一个意料之外的故事,也要合理,不然故事里的人也不会配合。”虚构的世界一旦被创造出来,不断丰富、扩张,便会溢出创造者的头脑之外。

策吉无数次向99年以外极目远眺,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个模糊的令他恐惧的背影,那就是说梦者也是创世者齐,而只能看到创世者模糊的背影也正是这个世界的局限与极限。不过,这里的创世者并不是万能的,当真实世界遇到了困难,他们又不免乞灵于自己创造出来的虚假世界中的英雄。史诗中的英雄是真实世界的衍生,也是他们崇拜的对象。人们创造了英雄,从而崇拜他,以一种类似于“信仰之力”的力量使他们成为真实。真实与虚构、创造与被创造的等级关系模糊了。

既然史诗世界是真实世界中齐的创造物,则齐一旦消失或者真实世界一旦毁灭,史诗世界必然也随之消失,或陷入永远的黑暗与虚无。史诗世界却在尚不知道世界真相的时候便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使两个世界相通——它通过“转世”向真实世界“偷渡”自己的说唱者。于是每过25年,便有一位史诗中的人物转世降生为真实世界的说梦者齐,他们天生便会说唱整本的江格尔史诗:“我们自创说梦者齐,然后被他在另一个世界里讲述。”

史诗世界中的英雄在梦中暗度陈仓,来到真实世界,减轻真实世界的重量,也使史诗世界得以永存。那么,到底是齐创造了史诗世界,还是史诗世界创造了自己,也改变了真实世界?本巴世界与真实世界,谁是谁的本体,谁又是谁的镜中影像?庄周梦蝶,还是蝶梦见了庄周?是谁在做梦,谁是他人的梦中客?《本巴》打通梦幻与现实、创造者与被创造者、小说家与人物、真实与虚幻的限隔,也打破了叙述者的霸权,真实世界与本巴世界互相创造,互为镜像,他们各自从对方的视界中照见自己,互通互补,并无主客之分。这正是《本巴》的志向。《本巴》也可以说是刘亮程的一个梦,由他与本巴史诗英雄共同创造。

三、游戏

本巴世界是真实世界的一个梦,也是成年人内心的童年所系。在这个世界里,英雄人物的本领有一个“越小越厉害”定理:年纪越小,离母腹越近,入世越浅,身体越轻,本领越大。当本巴国遭遇拉玛汗国挑战时,勇敢出征的是吃奶的娃娃洪古尔,洪古尔被困,前去营救的又是为救哥哥紧急降生的婴儿赫兰,赫兰之所以不是哈日王的对手,正是因为哈日王仍在母腹中,尚未出生——比赫兰更小,离母腹更近。按照《本巴》中的逻辑,我们可以认为,这一代的史诗讲述者哈日齐自己是个孩子,所以更喜欢讲孩子的故事,更喜欢创造孩子英雄,不免在史诗创造中奉行幼者本位原则,而实则在史诗时代,人类也还处于儿童时期。

离母腹越远,人受尘世的熏染越重,天真的心蒙尘越厚。洪古尔赖在哺乳期,不吃人间食物,比成年人轻,他本来可以一个念头翻越阿拉泰山,但他贪恋草原妇女的奶水,行程被不断拉长。赫兰刚刚出生,不吃人间一口奶,是不想对人世间产生留恋心,也正因如此,他没有人间沉重的肉身,只有一个念头的分量,行走也如念头一般瞬间可达。

三个孩子的本领都是游戏。以孩童的游戏取代成年人之间的杀伐,以游戏擦拭成年人本心的尘垢,使其恢复接近母腹的童心,而将生活游戏化,则可以将成年人从人世的沉重与残酷中解放出来,使世界变得轻盈有趣,这自然要有赖于天真体轻的孩子的教导,而依此标准向前无限推导下去,也自然是离母腹越近的孩子越厉害,母腹中带出来的游戏最无敌。赫兰的搬家家游戏,教拉玛国人以羊粪蛋代表羊,马粪蛋代表马,以草叶为家,以骆驼粪蛋为山,使沉重繁杂的搬家转场变得快乐轻松,也将拉玛国成年人都变成了孩子。洪古尔的游戏是捉迷藏,使拉玛国一半人藏起来,一半人去找,解放了拉玛国的成年人,使他们恢复了童心,而寻找过程中,也将草原上压住时间的牛粪羊粪马粪翻了过来,将草丛树林远山中的时间找了出来,解放了时间。哈日王的本领是做梦梦。他的气魄最大,整个哈日国都在他的梦中,他还布置了一个大梦,引诱江格尔进入其中,在梦中对本巴国人进行伏击。因为长于做梦,哈日王窥破了自身所处世界为梦中虚假世界的真相,也因此他的游戏性更强。赫兰和洪古尔还只是以游戏为游戏,以游戏改变世界,在哈日王眼中,整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场大游戏,而游戏最重要的是异想天开、别出心裁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他失望于他的臣民整日做的那些侵占他人妇女牲畜的凡俗之梦,也正因为这样的梦太现实,太缺乏游戏精神。

作为游戏的史诗(梦)的意义,只有在和“真实世界”的对比中才真正显现出来。在小说的最后一章,赫兰通过哈日王的梦,从史诗世界来到了真实世界,看到了说梦的自己,也看到了“转世”为说梦人的哈日齐。齐给众人讲述赫兰的故事,众人则要听本巴国东归的故事,东归十二勇士的后人萨满尤为不满:“您从来不讲东归的事。那些为部族死去的英雄,难道不能进入史诗被您说唱吗?”齐的第一反应是:“《江格尔》讲述的,都是久远年代的事,齐从不讲眼前的。”而真实的原因是,史诗不讲真实的苦难与残酷,讲轻不讲重。

史诗中人以梦为马,来到真实世界,参与本巴的“东归”,感受到了真实的沉重。那里有可以将人的目光、呼吸和心跳都冻成冰的深入骨头的极致寒冷,有可以触摸到的真实的疼痛与真实的死亡。在那个世界里,一切都是沉重的,只有装在说梦者也是史诗讲述者齐脑子里的本巴世界是轻的,“没有重量,它孤悬在冰天雪地中挣扎的人群羊群头顶”。史诗世界的“轻”正在于它与真实世界相比较的“虚假性”或者说是虚构性。在写史诗世界时,说梦者齐与他的创造者刘亮程摆脱了真实性原则,摆脱了地心引力,也摆脱了真实世界的重量,“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探索人类生活在“真实世界”之上的可能性。

重的已经由真实世界承担,史诗世界要承担的正是轻的部分,所以哈日齐说,“我们祖先曾做过许多堪称伟大的事,都没有进入史诗。东归也一样,那场让十几万人和数百万牲畜死亡的漫长迁徙,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我们说起它来还会伤心,会恐惧,会因为那些亲人的流血牺牲感到疼痛”,而“史诗是没有疼痛的”。没有疼痛,即是史诗也是游戏之“轻”。祖先那些伟大的功业没有进入史诗,是因为时间还不够久远,离真实的世界太近,还不能够被游戏化,变成说梦者口中的一个梦。然而,“疼痛正是我们跟死去的先人最后的血肉联系”,沉重的疼痛感,是使人保持现实感的必要条件。

那么,史诗的功能到底应该是“盖住那段真实发生的事”,还是“掀开”真实使其成为不会忘却的记忆?哈日齐虽然破例说了东归十二勇士的故事,但作为说梦者,每一代的齐都希望让真实的归真实,游戏的归游戏。游戏以它的“轻”抚慰真实的疼痛时,也消泯着人类部族之间的分歧与仇恨——在游戏中,人是没有疆域的。在东归十二勇士故事里,敌对部落首领没有杀死赫兰齐,原因之一,正是齐讲述的史诗里并不宣扬仇恨,相反,史诗中的仇人是想象出来的魔鬼莽古斯而非现实中的敌人,史诗中“仇人可以结为兄弟,魔鬼也可以成为好人”。史诗讲述过的一切都会活过来,所以历代说梦者齐不去讲述真实发生的事,这也如哈日齐所说:“我不想让故事中的疼痛和仇恨一起活过来。”他在讲述东归十二勇士的故事之后,又讲了一个杀死十二勇士的部族后人借道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本巴部落首领并未在对方落难时趁机复仇,反而予以接济,后来两个部族世代友好。

过多讲述那些真实的让人疼痛的故事,会使灵魂沾染肉身的重量,让梦沾染现实的重量,让本巴人过分执着于现实的沉重而压折想象的翅膀。游戏性的史诗世界之轻,使人从真实世界的沉重里暂时脱离出来,拥有更超越的目光,提示着人类有限视角之上的另一种可能。这才是史诗、游戏之“轻”的意义所在,这样的“轻”才撬得起现实之“重”。

四、返故乡

以游戏使人忘记仇恨,以更高的视角超越现世的偏见,这在刘亮程那里,也是一个寻找并返回故乡的过程。在他的前一部小说《捎话》中,毗沙国与黑勒国人因分别信奉昆教和天教而互生敌意,相互攻伐,而他们在死后来到天庭,则携手成为朋友。天庭是人类撇除偏见与仇恨而融合的象征,是人类“遗忘的一处故乡”。

《本巴》这部小说,如果从齐所在的真实世界中人的角度来看,正是一个返回故乡的故事,东归即是回到祖先所居之地。在未能回到故乡时,他们以史诗的形式自己创造一个故乡,随时带在身边,装在说梦者齐的脑子里,由此也可以说,作为梦的史诗世界也是真实世界的故乡。而在史诗世界里,他们则是一向以母腹为故乡的,最“轻”的赫兰便一直拒绝对人世的贪恋,随时准备回到母腹这个故乡。于是当他们在梦中来到真实世界,知道了自己所处的史诗世界的虚假时,真实世界中的本巴也成了他们“遗忘的一处故乡”。

真实世界中的本巴人创造出史诗世界,也将自己的祈愿放在了这个想象的世界里。本巴是本巴人的梦,是本巴人想象中的家园,也是本巴人的童年。史诗中人虽然永远25岁,但他们其实都天真地生活在童年里,而儿童是以母腹为故乡的,他们的本领都是从母腹中带来。他们不知道外面的真实世界,仿佛是被父母保护得很好的孩子,一旦他们揭开了世界的真相,经历了真实世界的风霜刀剑,便不可避免地告别了童年,走向成年与衰老——正是在知道真实世界以后,阿盖夫人带领所有的本巴妇女告别了25岁,聚集在了70岁,她们不能再如以前一样,快乐地生活在说梦者的讲述里。当人们想起母腹以外的另一处被遗忘的故乡,认识到自身所处世界的虚假性,便不可避免地失去天真,走向怀疑与感伤。

故乡到底在何处?对于处在童年中的人来说,不存在文化和地理上的故乡,他们从未离开过故乡,他们自己就在故乡里,他们是未来的自己的故乡,他们只以孕育了每一个生命的“形似宝瓶的母腹”为故乡。对于成年人来说,故乡可以是养育了祖先的土地,可以是难以回去的童年,也可以是一个精神上的灵魂安放之所。不过不论怎么说,我们生存的当下,似乎都不可能是故乡。在刘亮程看来,这恐怕又是一个“庄周梦蝶”式的问题,《本巴》中借谋士策吉之口说:“我们在梦里时,醒是随时回来的家乡。而在醒来时,梦是遥远模糊的故乡。我们在无尽的睡着醒来里,都在回乡。”祖先生存之地的故乡,是有重量的,而母腹的故乡,却是轻的;醒的故乡是重的,梦的故乡却是轻的。梦与醒互为故乡,真实世界与虚构的史诗世界互为故乡。天地如逆旅,此身非我有,人生在这个世界,却永远活在异乡,永远行走在返回故乡的途中,也永远在“重”里想象着“轻”。

注释:

(1)〔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伤感的小说家》,第12页,彭发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刘亮程:《本巴》,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本巴》原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