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诗歌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我们党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在全国喜迎党的101岁生日之际，追溯红色诗歌的发展历史，感悟红色诗歌与百年党史的同频共振，正确认知红色诗歌的文化功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更加深刻地认识党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筚路蓝缕、上下求索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传承好红色基因，更好地奋进新征程。
一
“红色”，在政治意义上，人们通常用来象征革命或左派，共产主义国家用来表示共产主义。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在“红色”词条中有“红色中华”、“红色人道报”、“红色权利报”和“红色战士同盟”四个词组。从这四个词组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红色泛指共产党、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比照这个定义，我们首先给“红色诗歌”一个大概的定义，就是指歌颂、赞扬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共产党的诗歌。
根据这个定义，红色诗歌的起点，应定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夜——即“五四”运动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活动，以及我们党成立之后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振奋人心、提高战斗力，扩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乃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动革命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的诗歌，都属于这个范畴。
由上述界定，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到今天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色诗歌与百年党史的关系应该是：党的发展史引领着红色诗歌创作，红色诗歌为党的事业提供着文化支持。一个时代产生一个时代的作品，一个时代拥有一个时代的最强音。红色诗歌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紧密地结合历史现实和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断扩大了它的疆域和影响，为党的百年伟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面对苦难挺起脊梁、奋起抗争，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以气壮山河的斗争所谱写的一部可歌可泣的伟大史诗。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一部红色诗歌创作实践史。其中，有红色诗歌对党的事业的反映和影响，也有一代代无产阶级革命者、优秀共产党员和红色诗人的激情燃烧与卓越贡献。
二
红色诗歌有着一个与生俱来的品质，即“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从而成就了始终与中共党史同频共振的创作特色。
红色诗歌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信号弹，为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重要的呼唤作用。“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再也经受不住封建军阀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压迫，在“十月革命”炮火震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曙光照亮下觉醒的开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的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由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在许多地方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这个时期，红色诗歌所喷涌出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成了中国先进分子先觉发声的体现。比较有影响的诗歌，如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朱自清的《送韩伯画往俄国》和蒋光慈的《中国劳动歌》等，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探索面前，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再比如，郭沫若的《匪徒颂》、刘大白的《劳动节歌》等，用洪亮的声音表现反帝反封建的诉求，表达对新生的渴望。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拉开了序幕。
在当时，红色诗歌是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1920年代，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人数少、力量小，虽有先进基因，却无明显优势。要担当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使命，不能孤军奋战，需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期间，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胜利进行了北伐，但就在北伐胜利之际，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致使大革命陷入了低潮。这种背景下的红色诗歌，其主题是为弱小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力争生存土壤，鼓舞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反动统治。与五四运动前后相较，这一时期的红色诗歌，无论从理论探索，还是创作实践上，使命更清晰，艺术更鲜明。这期间先后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诗歌会，团结革命的进步作家和诗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许多革命作家被共产主义理想之光照亮，自己也成为了革命火炬，他们的每一首诗就是一声有力的战叫，冲涌着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所具有的革命热情和坚强意志。例如，夏明瀚的《就义诗》、殷夫的《别了，哥哥》、陈辉的《献诗——为伊甸园而歌》、柔石的《战》等，都表现出了红色战士的革命信仰和铮铮铁骨。他们的血肉化作了芬芳的花朵，开在革命者继续前进的路上，也保证了红色诗歌的真实意义与价值。
红色诗歌是承担抗战宣传任务的重要载体。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国人民火山爆裂似的积愤和反抗，点燃了诗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级矛盾让步于民族矛盾。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诗歌，主题集中在抗战上。在学校里，在战地上，在工厂、田野和山岗上，到处都可以听到红色诗歌的战斗声音。艾青和田间是这期间比较突出的两位诗人。艾青在继1936年出版了《大堰河——我的保姆》之后，连续发表了《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等歌颂士兵们英勇奋战精神的诗歌。被闻一多称为“擂鼓诗人”的田间，紧密配合战斗要求，写出了《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等表现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宁死不屈的战斗意志的作品。另外，何其芳的《夜歌和白天的歌》、卞之琳的《慰劳信集》等，均反映了在投身抗战过程中诗人的觉醒和思想的转变，在引领青年投向革命、鼓动人民奋起抗战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红色诗歌是凝聚人心的重要艺术形式。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无论面临怎样生死存亡的境地，始终心怀革命理想，坚守初心使命，形成了宝贵的延安精神，也让全中国从延安窑洞看到了希望。这个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引领下，解放区的诗人们相信党、跟随党，以狂飙般的热情拥抱时代，以豪迈的歌声为时代鼓与呼。比如，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等等。从这些诗篇里，可以听到延河的歌唱，可以听到人民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自由解放的战斗声音，可以看到在党的领导下人民面对自然所作的斗争，呈现着一种鲜亮的红土地色彩。同时，诗人们也创造了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诗歌形式，《王贵与李香香》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李季在亲自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把思想情感倾注在与人民打成一片中，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成功塑造了两个觉醒了的青年农民形象。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了执政党。中国社会从此走向了新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逐步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对于红色诗歌来说，也是一个创作的丰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如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阮章竞的《漳河水》、李瑛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等。诗人们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尽情讴歌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美好生活，讴歌伟大祖国和人民军队，讴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洋溢着人民当家作主、建设和保卫伟大祖国的精神力量。尤需一提的是《长征组歌》，成诗后由多位作曲家谱曲，以合唱形式再现长征艰险而光荣的历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一切牺牲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了红色诗歌讴歌时代、融入时代的经典之作。
每一个时代，都有体现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的标志性红色诗歌精品。红色诗歌聆听时代声音，在开辟体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中不断绽放出灿烂的光芒。新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科技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诗人们也以多样的笔墨唱响“春天的故事”，歌颂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美好新生活的生动实践，展现全国人民的崭新精神风貌。
三
时代性、人民性，是红色诗歌创作的核心要义。时代性强调红色诗歌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人民性是作者秉从的文艺根本立场。从毛泽东同志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红色诗歌的这种时代性、人民性一脉相承。它既是红色诗歌创作应遵循的基本方向，也是打量红色诗歌品格的一个基本特征。
80年前，在毛泽东同志延安《讲话》精神的引领下，众多作家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以多彩的笔墨反映时代气象，创造了为人民所接受和喜欢的诗歌，留下了可以传世留芳的红色经典和可供借鉴的创作经验。在新时代，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赓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开启伟大复兴的文艺新征程，红色诗歌的创作与发展，依然需要一以贯之地彰显时代性、人民性、艺术性相统一的创作原则。特别是针对当下文艺领域存在的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问题，针对“调侃崇高、扭曲经典”“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搜奇猎艳、一味媚俗”等不良现象，要旗帜鲜明地秉持红色诗歌契合时代、表现人民的主旋律，为时代而歌，为人民而唱，为伟大祖国歌与呼，真正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