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高云峰的散文是以生活的原色为底色的创作，是典型的有时代痕迹的非虚构写作。与其他作家的非虚构写作不同，他的散文立意于在时间的光影中留存生命的底片，在整体上呈现一种个体的生命记忆，呈现出了一种较强的自我言说的话语立场。他的散文取材于自己的故乡及生活，围绕着亲情、乡情以及丰富的社会记忆进行创作，主题集中，但题材又丰富多样，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示了自己的生活观察和生命体验。作者对有较长的时间长度的彼时间段生活的观察和生命体验的回溯式言说在重构一种个体记忆的同时，还表达了自己对曾经生活的一种执念。

高云峰的散文选材主要集中于故乡和亲情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题材的散文书写需要直面时间、空间以及或可回首或不可回首的人生体验。相对于书写他领域的人生经历而言，以自己作为观察和抒情的视角赋予了这一类题材的散文该有的书写难度。这难度主要是在于要以自己的人性底色作为题材组合的基础。笔者一直认为散文这一种文体是最为贴近人性的。无论作者书写的对象是什么，总要拿自己的情感和经验去衡量，很多时候甚至需要面对自己最为隐秘的内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在面对自己的隐秘世界时，考量作者的不仅仅是内在世界的事件容量，更是考量其面对过往的复杂的情感判断力和辨识力。事实上，无论是作者书写外在的客观世界，还是写及自己个体的内在生命经历，在散文创作领域都需要对接作者的个体性、日常性以及私人性。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发生层面上，作者处理个体经验的能力成为了衡量其创作选材和题材裁剪是否具有散文本身意义的一个标准。朱自清在《背影》中就很好地通过车站送别的个体场景表达了父子之间的代际情感，继而遮盖了生活事件背后的复杂原态，赋予了散文意义一种开放性的拓展可能。读者阅读高云峰的系列散文也能够读出他在面对时间概念上的童年、居异乡而望的故乡以及不可遏止的流逝的时间时所产生的一种生命沧桑感。这种生命沧桑感赋予了他的散文一种独有的文学意味。

事实上，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作家面对这种关于故乡和亲情的写作是很难在深度上出现大的突破的。但是，故乡的独异性和体验的个人化特点又往往赋予这种题材的创作更多的意想不到的精彩。正是这个原因，鲁迅笔下的绍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汪曾祺笔下的高邮、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等都具备了审美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性。在高云峰的笔下，我们可以记住陕北榆林神木一个叫高念文的村镇。这里有大的陡坡，有走上半天才能到达的集市，有野外的坟地，有窑洞，有在地上嘶叫的野麻雀，有黑豆秸，有羊羔，有诱人的汽油味儿，更有身体佝偻的奶奶、为苦难而生的母亲，当然还有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一个敏感但又自尊的孩童。正是以这个少年、这个儿童为中心，一个地域特征明显的“故乡”空间才成为了其散文的重要叙事对象，这个少年、这个儿童的行旅以及成长体验成为了叙事的中心。这个空间内的故事、风物以及作者刻意遮掩的情感和有意袒露的情怀消除了这个陕北地域对于读者的陌生化，高云峰笔下“故乡”的文学性逐渐显现出来。

但是，上述这些关于故乡的地方性知识的描写仅仅是对地方物质的有意识的呈现，而在这些表现的后面，读者应该读出一个远离故乡的“我”的怀乡情怀。作者采用这种典型的回溯式童年叙事视角，给读者呈现了一个远距离、有年代感但又不昏黄的“原乡”想象。作者对“原乡”的想象是立足于自己的童年切身体验的。在他的记忆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家乡父老乡亲的群像：“晚春时节，天气温暖，天空湛蓝，明晃晃的阳光下，人们一个个脸上热气腾腾，本该换下棉衣了，可是很多人还是穿着棉袄，热得不行，就敞开怀。更多的人，和我一样穿夹袄，就是把棉袄里的棉花挖掉了。来来往往的人一个个精瘦精瘦，衣服颜色是一色的黑。人们的脸色也是黢黑……黑就成了集市的底色。”（《赶集记忆》）关于亲人的回忆，如奶奶：“奶奶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一个拄着拐杖，摇摇晃晃独往独来的小脚老婆婆。有时候一个人站在硷畔上，佝偻着身子，撑着枣树枝做成的拐杖，望着村口，久久伫立，若寒风中的一棵苦杏树，孤零零地枯瘦。”（《奶奶 你是风中的一片枯叶》）如母亲：“母亲一年四季除了下地干农活做饭洗锅，手里总有针线活，不是织毛袜就是纳鞋底。冬天的晚上，煤油灯下，一夜一夜地熬。积劳成疾，母亲患上严重的支气管炎，咳嗽一声接着一声，煤油灯下熬夜做鞋缝衣却不能停息，常常是鸡叫了，才和衣而卧。睡梦中会被母亲的咳嗽声惊醒，睡过去，再醒来，母亲还在边咳边做。有时，是一边唏嘘哭泣，一边做针线活，先抬起衣袖擦眼泪，再把针扎进鞋底。她没有停下来痛哭的时间，也没有停下来生病的时间。”（《为苦难而生的母亲》）通过这种切身的体验叙事，作者再次回到了故乡，让回忆发声，将情感深埋其中，真正激活了“故乡”的文学性。

解剖其散文的叙事结构，可以发现，“故乡”在他的笔下被悄然置换成了散文文本中存在的“原乡”这一情感意象。“原乡”相较之于“故乡”是被剔除了异空间“侨寓”意识的一个概念，“故乡”带有较为丰富的异地性想象，而“原乡”则强调在地性和时代感，这个概念排斥虚拟和想象，体现了强烈的写实味道。正是这种强烈的写实性与自叙传的创作，以最原始的生存欲望为基础，消弭了作者创作时的“望乡”姿态，让读者真正融入了带有年代感的故事氛围。

需要强调的是，与其他的强调“望乡”创作立场的作家不同，作者始终在强调一种写作的在场感。在他的散文中，无论是对童年记忆中赶集场景的呈现，还是写及自己所饲养的黑山羊；无论是写到偷生产队粮食的奶奶，还是写到为苦难而生的母亲；无论是写及在赛跑中磨破的双脚，还是在呈现农村通电的场景，作者都在强调一种事件发生的即时性。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还原历史的自我叙事策略，这种自我叙事策略强化了事件发生的现场感，赋予了他的散文一种饶有时间趣味的文本间性。

在高云峰的散文中，对话性是一个重要的写作特点。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带有极强的对话性。这种对话性在他的笔下有两个层面的体现，一是与历史中自然风物、故事及人物的对话，一是与自我的对话。这种潜意识中的对话意识给他的散文创作带来了别样的风景，既激活了历史，完成了审视历史的文本意义，强化了历史感，又通过自我的对话及反省，深化了文章的意义空间，突出了散文的哲理性。

与历史中自然风物、故事及人物的对话，延展并丰富了他的散文的文本厚度。高云峰的散文，除了对故乡的倚重，还善于筛选生活中的典型事件，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激活了那些被皇天后土湮没的小人物、烟火气、流年的光影、掩映在土房子中的琐碎的人情世故等，既唤醒了自己的记忆，又完成了与亲人、乡土风物、时代印记的对话。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将“故乡”前置，而是在表现故乡的文字中，将故乡置于历史、时代的氛围中，将个人的观察、体验作为文本推进的内驱力。在他的笔下，少年时期有机会去赶集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个春天，在我的脚力可以往返走四十里山路的年龄，二哥领着我去公社所在地花石崖赶了第一次集”；他写花石崖，“陕北的村镇大多在山沟里，花石崖更典型，四面是高高的黄土山，一条小河由北向南，东面的山起得稍缓一些，山洼上背北面南坐落了一百多户人家。西面的山起得急，在山根修了供销社、粮站、邮电所等人民公社的机关”；他写让他铭记一生的攀爬死汉渠去偷黑豆的经历，“我开始从渠底往坡顶爬。早晨的初阳照着凝霜的土地，四野寂静无声，头顶有鸟儿啾啾叫着飞过。我的眼睛不敢向四周看，连走带爬，气喘吁吁直奔黑豆盘。按照奶奶的吩咐一抱取一小把，刚取了一小把，就听见有人厉声大喊！吓得我扔掉黑豆秧，连跌带跑奔向坡底”。这样的书写细读起来不就是一个个典型的趣味盎然的成长故事吗？然而，在平缓的叙述背后，作者让故乡、让亲情蒙上了历史的沧桑感，写人物突出打上历史印记的故事情节，写故乡时又较为轻松地跳出小我的记忆，让时代出镜。就这样，作者建构了一个个体——时代互文的文本结构。

细读之下，他的散文确实存在一种与老友对话的叙事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创作中格外重视与自我的对话。在西方，与自我的对话是产生哲学的基础，而这种对话中的对谈、停顿、诘问、否定乃至自我的戏谑等都构成了文学哲理表现的重要机制。

在他的散文中运用最多的是对谈和自我的戏谑。对谈对于他的散文而言，具体体现在行文的口吻和内在的叙事节奏把握上。在《我与房子》中，作者写到了房子对于爱情、婚姻的重要性，“如果你不准备将来结婚，那么你现在得有房子，这个逻辑很严密，无隙可乘。能不能和自己爱的人成一个家，得有一个房子，房子是家的前提，房子是安顿爱的地方，这没错”。在《奶奶 你是风中的一片枯叶》一文中，作者写道：“那个年代，生与死都是稀里糊涂的。孩子生下来是命，夭折也是命。活下来的是运气，走了的，也没人准确地知道是什么原因。对于逝者，妈妈记得，但也只能把这份记得深深地埋在心里。”一句话道出了那个时代作为母亲的不易，这种体会的背后体现的则是作者对于生命的深刻体悟。至于自我的戏谑，作者在文章中曾经写及小学比赛百米跑的经历，穷人家的孩子自尊、自强，但是赤脚跑完拿了第一名之后双脚的疼痛却给了作者一种深深的体悟，作者写道：“虽然小组得了第一名，但不能参加第二次复赛，算弃权，无缘奖励。我坐在小河边灰溜溜地痛了好久，脚痛心也痛。”这种自我的戏谑并没有带给文章一丝轻松甚或幽默的色彩，而是将自己少时那种源于家境的窘迫感写了出来，对一个情绪落寞的少年的描写实在让人难有轻松之感。

除了上述的特点之外，高云峰的散文还特别重视细节的描写。对于文学创作而言，细节描写是一种特殊的行文癖好。细节描写虽然可以放大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情节，但也容易造成一种刻意的文本冗长感。但是，好的细节描写却是具有惊撼人心的魔力。在高云峰的散文中多处可见这种对接了生活经验的细节描写：

六十年代末，我们家就好像一条在风雨中逆水而行的破船，船上挤着瑟瑟发抖的五个孩子，不会驾船的母亲用瘦弱的肩膀拉着纤绳牵着这条破船，为了船上的人能够活命，母亲在风雨中拼尽全力，以命相搏。仔细算来，那时母亲还不到四十岁，腰背佝偻，身材瘦小，面容沧桑，眼睛不大但有神、秀气、灵气。

……

尽管磨磨蹭蹭，我还是下到院子，还未站稳，屁股上就是一顿乱抽。

我还没哭，母亲先哭了，她拉我走到掉下来的麻雀窝边，那几只小雀儿奄奄一息，母麻雀围着自己快要死去的孩子一边转圈一边嘶叫，并不怕人。母亲指着地上嘶叫的母麻雀说：“妈妈就是这只母麻雀！”话未说完，泣不成声。尽管懵懂，我还是恍然明白了母亲的心，想起我们这个家，想起母亲为儿女所做的一切，心如圪针条在掏。

——《为苦难而生的母亲》

实谷不华，至言不饰。在上述文字中，精心设计的细节描写为散文增添了撼动人心的力量。在这里，细节催化了真情，使得文章生动、真实，激发了读者情感上的共鸣。这一瞬间的样貌和情节的描写，融入了作者深深的情感，唤醒了其文章所蕴含的传统人伦之美，真正起到了细微之处有真意的效果。这样的细节描写是绝对能够给读者留下长久的记忆的。

好的细节描写，还可以强调事件的现场性、画面性和抒情性，充分拓展散文情感的层次性，有助于建构文本主题的丰富性和多义性。在散文《点点滴滴在心头》中作者写道：“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有那么多要进城办的事，几乎把有自行车的老师借了个遍，不止一圈。我知道老师们把自己最心爱的物件借给学生‘侵害’是多么的不舍，再说，进城的那道坡又坑洼又长。为了缓解老师的心痛，我是这次借这个老师的，下次借那个老师的。几圈下来，深深体会到给我们教文学概论的杨希老师最好说话，出借的态度落落大方，既不问你进城干什么，又不限制你还车的时间，还亲自用钥匙把车锁打开，把车子搬到门外，把车子交到你手上时，一定会说同样一句话：‘咋慢点，注意安全！’”作者在这里写的是上大学时借老师自行车的故事。这样的昔日场景的描写，强化了故事所折射出的时代风貌和人情伦理。作者可不是在简单地复述昔日师生情感的珍贵，他还要借助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展现昔日生活的历史斑斓。而对于这样一个昔日生活的历史斑斓的表现，大大扩展了散文的主题空间。

王安忆曾这样评价汪曾祺的散文：“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轻轻松松带了读者走一条最最平坦顺利简直的道路，将人一径引入，人们立定了才发现：原来是这里。”高云峰的文字也通过类似于此的一种叙事，面对故乡、故人，尤其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形成了有特色的个人叙述模式。在他平凡的叙事中，有心的读者是能够读出一个人的旧时光和有故事的曾经的。而再细读，读者或许还能读出一份面对过往的坦然与从容的心态。作者曾说自己笔下所写的苦难与含泪的快乐并没有写出苦难在人间的普遍性来。但是，作者笔下所及的这类题材，正是在此意义上建构了平凡人众面对生活的灰暗和琐碎所应有的一种达观、向上和乐善的普遍价值。而这些情绪的表达，才是好的散文应该带给读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