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就《千里江山图》这本小说的写作准备和写作过程而言，我把自己视作一个初学者，一个新作者，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尝试接触一个全新的小说领域，从头至尾将其视为一次全新的学习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辨析，也是对历史题材写作的辨析和想象。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中西古今思潮汇聚，那些风云际会的时代传说，那些风华绝代的人物事迹，以及那些画面斑驳的历史影像，作为秘密战线斗争故事的背景，令人无限遐想。

思索历史洪流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瞬间，那些艰难的非常时刻，想象那些仁人志士的身影如何从晦暗未明的生活场景中逐渐浮现出来，从日常经验中迈入那些决定性的时刻，成为义无反顾的勇士。

而人物和事件的复杂性，从真实的历史乃至从故事结构的层面上讲，有很多渐次浮现的未解的疑问。那些看似不假思索的举动，在叙事层面上似乎悬置着未经化解的谜团。过往人物关系的演化是如何影响人物当下的判断的，彼时的处境是如何影响人物对前史的回望，如何消化它并且从中获取行动乃至牺牲的依据。而另外一些人如何成为往事的囚徒，使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

历史素材的运用，彼时人物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心理依据，时间和地点的描绘如何激发读者的想象，使其成为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使环境和人物更为紧密地相互依存，而非单纯地陷入考据式的遐想。从情感出发理解道德训诫在怎样的情境中制约和规范了人物的行为和最终的取舍。从纯粹性的角度看待人物的精神活动如何内嵌于意识形态含义中，避免空泛的说教。具体而微的历史内容如何忠实于长程线性逻辑或者叙事传统的维度，而非脱离生活经验陷于奇观式的炫技和展览。

譬如以经租处跑街为掩护身份的卫达夫，如何将对父母平生遭际的念想与对献身事业的信念彼此熔铸，将熟稔于心的城市景观和生活场景转化为视死如归的心理依据。献身于埋葬先人的地方，正是最可告慰先人的，这是最为平凡和至深的理由。

或者如崔文泰，如何将一个贩夫走卒的投机和内心挣扎，通过自我告白呈现为石黑一雄所谓“自我欺骗和自我防御”，最终试图以滑稽的逃跑来化解无法面对的困境。

易君年，大时代浪潮中一个面目不清的人物，他甚至清晰地意识到自己难以辨认的特质，超乎易容术之上的表情，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明确而又模棱两可，即使光线均衡，也永远在大楼、树影或者礼帽的阴影之中，似乎谁都记得他，但是谁也说不清他真实的面容。他以爱抽的香烟来标记自己，吸烟是一种习惯，同时又是一种细微的掩饰，最终却因此而败露。

叶启年，似乎可以侧身于那个年代外表讲究的一批人中间，生活优渥，学识丰瞻，自命超乎于世情，却又深陷其中，仰仗自身的学识和心机，又受困于世道人心。野心使其信奉阴谋和黑幕，信奉“未来的世界属于特务”这样幽暗、仇恨和虚无的哲学。

陈千里，一个果敢的行动者，一个到第52页才出场的核心人物。从叙事的层面看似乎是一个反面的奥勃罗莫夫，那个小说开始就在床上遐想，因其思虑，过了几十页还没有起床，仿佛沐浴着普鲁斯特的余晖。天寒地冻的环境使一些人困于思虑、困于床榻，而另一些人则谨言慎行，奋不顾身，躬身入局。

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时常想到是荷马，想到他的返乡之路和史诗，想到叶芝的那句话：悲剧正是开始于荷马，而荷马就是一个瞎子。时常也会想到布莱希特，他对情境和陌生化的思考。也会想到戏剧《哥本哈根》，想到历史上那些隐秘的时刻，人们怎样置身于几乎无法克服的黑暗之中。时常也会想到莎翁，那种认为讲述别人的故事才能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意图的方法。间或会想到萨特，他笔下的戏剧，关于禁闭和思想对立的争论。想到卡尔维诺，他的一部关于年轻的游击队员被囚禁的小说。有时也想到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那逆流而上的灼烈的旅程。想到那些烈士如何看待百年以后有人尝试在上海的街道上重塑他们的身姿。想到无数艰难的时刻，比一部小说的写作更其艰难的时时刻刻。

也正是在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获得一个契机，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传统，重新认识外国文学的影响，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一次机密的行动，也是一次返乡之旅，一次对未来的展望之行。通过小说的叙事旅程回溯时代的风貌，通过街巷、饮食、视觉和味觉唤起乡愁和城市的记忆，唤起对家国命运最深切的痛楚，对大变革时代的拥抱和体悟。旗帜飘扬，时钟滴答，一切都迫在眉睫，普通的年轻战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充满危险的旅程。

这部小说涉及了上海、南京、广州三个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一个故事的上卷，遥想如果未来有下部的话，还有一条隐含的复杂线索也许会在武汉这座城市展开。彼时，这幅画卷方才完整地合拢吧。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已经逐渐远去，那些隐姓埋名的烈士，那些以假名或者外号出生入死的烈士已经长眠地下。缅怀他们，记述他们的事迹，使其传之久远，其旨意正是内在于文明的结构之中，江山千里，绵延不息，田野上、城市间劳作的普通人，擦拭汗水时，当会心怀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