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札记——关于《千里江山图》
粗略的回望这本小说构思之初的各种设想，似乎是想寻找小说艺术的某种本质性的力量，来和它所想表达的主题的严肃性形成呼应；或者因其隐秘错综的人物关系在全知叙述和受限的视角间寻求平衡；由于故事所呈现的机密行动和社会环境、公共空间和私人感情的交互影响，我不得不思考勒卡雷式的侧写甚至计算机式的算法，并通过明确的延宕获致精确的路径。总之，试图以简约的方式回溯复杂性，或者套用詹姆斯·伍德的说法：“学着以一种隐秘且反向的方式来阅读它们，逆着它们自己的纹理刷过去”，这里“它们”既是历史素材也是结构作品的过程。
我在过往的阅读笔记中寻找启发或者依据。
卢卡奇说:荷马史诗采用了“从中间开始”的方式，采用了“非结束性”结尾，其目的旨在形成组织结构，性质相异的材料带来的侵扰不会损害平衡性。其原因在于，在史诗中，一切皆有各自的生命，都会依据自身的整体意义，创造各自的适当“终点”和完整性。
贺拉斯在《诗艺》中写道：荷马的做法不是先露火光，然后大冒浓烟，相反他是先出烟后发光。这样才能创造出光芒万丈的奇迹……他总是尽快地揭示结局，使听众及早听到故事的结局，好像听众已很熟悉故事那样。
在托尔斯泰那个时代，“史诗”这个理念所强调的感觉是：广袤、严肃、大跨度的时间、英雄主义、淡定平静、叙事的直接性，后来当批评语言用于现实主义小说时，它并未形成与之相配的适当说法。斯坦纳认为，这个理念实际上恰恰与托尔斯泰希望表达的东西相关，这些作品让我们想起了史诗，并不是因为对其场景和新鲜性的某种模糊意识，而是在于托尔斯泰试图表现他的艺术与荷马的艺术之间的明确相似性。
显然，小说不是史诗，甚至不是寻求“史诗性”，即便是那些长河小说，也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令人联想到这两个字。
不知道这些笔记是否准确，是在什么情况下，从哪里摘录的，或者是网上一段文字的截屏，仿佛曝光过度的历史照片，轮廓模糊，背景泛白，唤起人探寻、遐想和虚构的热情。这种空缺或者省略的句式，如同我在一篇关于奈保尔的文章中引用过的，“恺撒在谈及逃往莱茵河的维尔毕琴纳斯人时用过：他们被处死。奈保尔解释说，罗马帝国时期的读者会自己加上鲜血”（《像奈保尔那样谈论奈保尔》，《文学报》2014年9月4日）。
当作者在回望一部作品的写作过程，那个被称作创作谈的东西，本质上不是作者的自我审视，它应该被视为创作的一部分，写作中那未被彻底分解的部分，或者成品的分泌物。它的分子式可以在叙事、修辞、风格的周期表上被标注出来，它也许是容易被忽略的乐曲、或者被模拟的各种文体、或者隐含的意象——叶桃、小桃园、黄泥墙的桃子、龙华的桃花，名伶小凤凰那句“胭脂用尽”之后，未被引用的下句——桃花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