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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的修复师们在修复一幅古画。

古籍修复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杜伟生正在修复古籍。

上世纪90年代，杜伟生在修复《敦煌遗书》。 （除署名外，均受访者供图）

“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成果展中，修复后的唐代《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摄

卷帙浩繁的古籍历经岁月沧桑，记载着千百年来的中华文明故事。今年，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五周年。十五年来，全国古籍保护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从汉文古籍到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一大批珍贵古籍名录公布，数千万册损毁程度不一的存世古籍得到有重点的分级保存和保护。

其中，经过“妙手书医”——古籍修复师们的精心修复，更是让数百万叶破损濒危的珍贵古籍得以“重见天日”，使千百年积淀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

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妙手传天禄 丹心鉴古今——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成果展”，自开展以来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参观。展览呈现了国家图书馆历时8年完成的“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这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最大的一次针对国图珍贵古籍的专项修复行动，300余册一级破损“天禄琳琅”藏书经修复师们的精心修复而重获“新生”。《赵城金藏》、《永乐大典》、西夏文献、敦煌遗书、“天禄琳琅”珍籍……在有着古籍修复“国家队”之称的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一代代古籍修复师用指尖守护故纸里的文明，让一件件国宝的原始风貌重新展现于世人面前。

古籍，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的载体，以“天禄琳琅”等为代表的经典古籍的重生，正在见证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

学古不泥古，“天禄琳琅”历经八年修复

修复难度超出预期，保证古籍安全和修复质量永远被摆在第一位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这是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里提出的装裱良工应具备的本领。

今天的古籍修复师们依然恪守工匠精神，传承着为古籍“续命”的传统技艺。走进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工作台旁，埋首伏案的修复师们，手持各式修复工具，用最精准的老手艺在修复破损的古籍。每个看似轻盈的动作，都是修复师经过千百次练习后达到的精准与稳健。

“天禄琳琅”是国家图书馆继成功修复《赵城金藏》《永乐大典》、西夏文献、敦煌遗书等珍贵文献之后，又一次文物级别高、数量大的专项修复工程。

从古稀之年的国家级非遗传人，到90后年轻修复师，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几乎投入了全部力量修复破损的“天禄琳琅”，最终让300多册一级破损的珍贵古籍重获“新生”。

不同于清代编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天禄琳琅”是清代宫廷善本特藏。乾隆九年（1744年），清高宗弘历命内廷翰林院择善本进呈御览，列架收藏于乾清宫东侧的昭仁殿，御笔亲题匾联，赐名“天禄琳琅”，主要典藏宋、元、明刊本及影写宋本等珍稀古籍。清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失火波及昭仁殿，“天禄琳琅”付之一炬。嘉庆皇帝敕令重修昭仁殿，并命大臣重新甄选御花园与宫中各殿所藏珍籍，用7个月完成选目，重建“天禄琳琅”藏书。

“天禄琳琅”项目首席专家、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资深修复师朱振彬介绍，2013年6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完成了“天禄琳琅”未编书的编目并对其进行了破损情况调查。调查发现，馆藏270余部3500余册“天禄琳琅”古籍中，约10%即300余册存在严重的纸张糟朽、絮化、粘连、装帧解体等问题，属一级破损，急需抢救性修复。

朱振彬介绍，“天禄琳琅”藏书年代跨度大，破损情况复杂、修复材料多样，因此修复难度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酸化、老化、霉蚀、粘连、虫蛀、鼠啮、絮化、撕裂、缺损、烬毁、线断等破损问题在“天禄琳琅”藏书中均有不同程度分布。“光是修复用纸的大类，就包括竹纸、皮纸、混料纸、宣纸、草纸等，并且这些纸还分不同的厚度、色泽、帘纹。修复用的丝织品，也包括绢、绫、锦、柞绸、丝线等。正是由于材质和其破损问题如此多样，因此修复方案就不可能统一。在实际操作中，‘天禄琳琅’每一册书的修复，都是独立案例。”朱振彬说。

古籍的“病症”，每一种都不好对付。有些几乎褶皱成一团的书叶，修复师们要耗费一整天甚至几天来慢慢展平修复，哪怕一片小小的纸屑都要小心整理分析，努力归位。为选择修复纸张和实现染色效果，他们反复地讨论、试验，甚至尝试遵循古法，严格按照中国传统的手工造纸技术自己抄造纸张。

朱振彬介绍，《丹渊集》是整个修复项目里最难修的一本。拿到它时，它已经是“书砖”，粘连特别厉害，后来用湿揭的方式，用笼屉一点点蒸，光是揭开就用了十几天。

“天禄琳琅”修复中还遇到一个难题——大多藏书中都可见前人修复的痕迹，这些痕迹，是清除还是保留？比如《宋板班马字类》1部3册，修复前书叶表面褶皱不平，究其原因是前人修补时将衬纸整体当做修补虫蛀的补纸，将书叶与衬纸通过虫蛀处的糨糊黏合了起来。由于施浆处与未施浆处纸张力不同，导致书叶表面大量褶皱。修复专家反复评估后认为，修补的根本目的，是延长古籍自身寿命，这样的前人操作痕迹不利于古籍保护，需要进行整改。

历时8年，损毁严重的300余册“天禄琳琅”藏书终于修复完成。“开始预计的修复时间是4到5年，最终花了8年。这是因为修复难度超出预期，也是因为保证古籍安全和修复质量永远被摆在第一位。围绕‘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形成了一个个更加具体、细化的课题，修复理念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做到了‘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朱振彬介绍说。

埋首故纸间，妙手补千年

年轻一代修复师，对工作有着内化成本能的热爱，接续口传心授的技艺，为古籍延续生命

国家图书馆现有古籍修复师22人，青年修复师占比超过70%。最近，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联合国家图书馆开展的古籍保护公益项目取得新进展，敦煌遗书、颐和园“样式雷”建筑图档以及一些传世名碑拓片，正在他们的手中重现光彩。

青年修复师是古籍修复“国家队”的年轻力量。他们尽管有着不同的求学背景、不同的专业兴趣方向，但共同之处是对古籍修复工作都有着内化为本能的热爱。

记者见到侯郁然时，她正在悉心修复一幅敦煌遗书的卷轴，手边放着许多碎小的补纸，从她的每个动作中，都能看到“手艺人”特有的细心、耐心与严谨。她本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又按照自己的兴趣，赴英国伦敦艺术大学攻读纸制品修复专业硕士，2010年硕士毕业就加入了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做修复师的12年中，许多珍贵的古籍经她的双手重获新生。她印象最深刻的是2015年4月国家图书馆入藏的三件国宝级早期雕版印刷品。其中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刻本《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仅比咸通九年《金刚经》晚59年，为国内已知有纪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弥补了中国作为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故乡却无早期实物的遗憾。

侯郁然说，这件珍贵古籍属于一级破损，古籍版本专家和修复专家共同商讨修复方案后，决定对文献用纸再造复制，为保证补纸颜色与佛经协调一致，还采用了古法植物染料对补纸进行染潢，最大限度地做到“修旧如旧，最小干预”。最终使般若妙谛，风采重光。

“书和书、纸和纸都有着很大区别。”侯郁然说，“修复工作中，当我见过的古籍类型越多，就越知道该使用什么方法来应对，不会再像开始时那样‘发憷’了，这也是不停跟老师傅们学习的过程。”

而对于修复组的90后杨凡来说，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可以让她克服任何困难。杨凡2017年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后加入了文献修复组，在成为古籍修复师之前，她主要致力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研究。

从做研究到做“手艺活”，这个自称从小手工就不太好的女孩坦言“很有挑战”。最初“学艺”时，她看着老师们拿着工具修古书，那工具就跟老师的手一样精准可靠，可轮到自己，“就没那么有感觉了”。

经过悉心的揣摩、无数次的练习后，她的双手渐渐达到了精准与稳健。2020年，她参与修复的《祠堂画像》在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上获得了一等奖。她也对自己的动手能力更为自信了，“这门技艺的传承靠书本知识是不够的，需要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实践和练习中习得，现在我上手感觉更自信了。”杨凡说。

埋首故纸间，妙手补千年。年轻一代修复师，接续前辈们口传心授的技艺，继续与时间赛跑，为古籍延续生命。

全国古籍修复超385万叶

全国图书馆系统古籍修复人才从十多年前的不足100人增至1000余人

国家图书馆早在京师图书馆时期，就配备了文献修复人员。1949年至1965年，《赵城金藏》全面修复，让残破的国宝级珍贵文献获得新生，其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天禄琳琅”陆续得到修复。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在全国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同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图书馆挂牌。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苏品红介绍，实施了15年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对全国古籍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普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古籍的分级管理、保护修复、整理出版、研究利用等。

“十多年前，我们在进行摸底时发现，全国图书馆系统的修复师不足100名，年龄多在40岁以上。当时的古籍工作，属于各个图书馆比较边缘化的工作，古籍保护力量也比较薄弱。自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之后，这些局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苏品红介绍，由于古籍修复是一门手工技艺，因此在加强人才培养方面，尽量实行师带徒、手把手的培养方式。

2010年，全国设立了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2013年6月，文化部委托国家图书馆成立了“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由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以“师带徒”的形式传习技艺，附设3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至今已累计举办古籍保护各类培训班500余期，培训学员超过2万人次，覆盖全国2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此外，还通过与高校合作开设古籍保护相关专业，进行人才培养。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整体的推动下，古籍修复的人才得到了成长，慢慢的新老交替，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做这项工作，所以我们没有‘青黄不接’，不仅接上了，而且还接得比较好！”苏品红说，“在‘天禄琳琅’的修复中也采用了‘师带徒’模式，很多年轻修复师通过这个项目很快成长了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如今，通过师徒传承、在职培训、高校教学的“三驾马车”，全国图书馆系统古籍修复人才从十多年前的不足100人增至1000余人，年轻人成为主力，半数拥有本科、硕士或博士学位，形成了专业化高、创新力强、结构稳定的高素质古籍保护人才队伍。

统计显示，十余年来，依托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全国的古籍修复总量已超过385万叶。

苏品红介绍，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扩大古籍保护修复人才规模，提升古籍修复能力，加强濒危古籍抢救性修复；制定古籍类文物定级标准，加强古籍类文物保护。“下一步，我们会推动将古籍定级标准纳入文物定级标准体系，促进古籍保护与文物保护相融合。这样，对于濒危珍贵古籍文献，就会更加注意去保护好它。”

书比人寿，“修书需要技术以外的知识”

修书就是尽最大努力延长古籍的寿命，让我们古老的文明世代相传

每个工作日上午，70岁的杜伟生都会出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这已成为一种习惯。2012年退休之后，他被返聘回国家图书馆，除了继续修复工作，还会指点年轻修复师。

杜伟生是古籍修复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经手修复的珍贵古籍，有敦煌遗书、《文苑英华》《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1991年至2002年的敦煌遗书修复项目就是在他主持下完成，他还曾赴大英图书馆修复整理敦煌遗书。

回忆起自己22岁从部队退伍，被分配到国家图书馆的图书修整组，从对古籍修复一无所知，到慢慢上手，杜伟生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图书修整组里只有我一个年轻人，师傅们都四五十岁以上，我的师父肖振邦、肖顺华原先都是在琉璃厂做古籍修复，他们的手艺至少传承了一百多年。我就跟着师父干，师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一干就是48年。

修书久了，杜伟生被中国古人的智慧深深折服。“纸寿千年，敦煌遗书大多为唐朝时期，最早可以上溯到南北朝，保存1500多年了。敦煌遗书的韧性、强度非常好。唐代的纸一般是麻纸和皮纸，纤维比较纯、氧化程度低、保存时间长。南北朝的纸比唐代的更好，纸浆的质量、抄纸的技术都比唐代要高。有的敦煌遗书里甚至会写上用纸多少张，连半张纸也要注明，因为那时候纸是奢侈品，得到纸是不容易的事。从千年以前的古代用纸，能体会到中国古人的智慧。”

敦煌遗书修复之前，1987年，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潘吉星先生来馆里做讲座，他从纸的纤维层面来研究分析敦煌遗书，这让杜伟生受到极大的触动。“古籍的纸本身就是文物。过去修书还会从古书上找合适的空白纸用来修书，现在的原则是只能添、不能往下拿。现在认为这些旧纸本身也是文物，所以我们修书用的补纸只能用仿制纸。”

1990年，他前往大英图书馆帮助修复敦煌遗书，在一件残卷中揭出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唐代“勑”。英国工作人员不知其意，当得知这相当于“王的旨意”后，他们大为惊喜。后来，大英图书馆“敦煌国际项目”所用Logo就是这张“勑”上的“勑”字。

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中把书画修复形容为“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对于古籍来说，好的修复师如同“良医”，杜伟生对此深以为然。

他认为，古籍修复“三分技术，七分经验”，要想做好，更重要的是技术以外的知识。“修复师要懂纸，对传统手工造纸要有了解，安徽的纸、浙江的纸、福建的纸，特性都不一样，用来修书的纸不好找。几千年下来，每个时代的书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杜伟生说道，“古籍修复是交叉学科，牵扯到古籍版本学，还要懂化学、懂印刷史、造纸史、中国古代书籍史、文化史等等，每本书里面地域文化、地域美学，基础常识要知道，才能在抢救修复古籍工作中得心应手。”

比起修书，技艺传承和人才培养同样重要。如今，杜伟生在国家图书馆有8个徒弟，还有40多个徒弟分布在全国各地。年轻一代修复师的学识和能力令他倍觉喜悦。“我的师父那一代，很懂版本学，不太懂古汉语。到我这辈能读古汉语了，再到下一代年轻人，他们大都是研究生毕业，掌握技术之外的东西比我们这代人强多了。现在，显微镜能看到纤维、仪器能测定纸张厚度，修复也更加精准高效。新一代成长起来后肯定比过去强，这样技术才能往前发展。”

这位专注古籍修复将近半世纪的“古籍医生”，把赓续文脉看成人生大事，“古籍有修复周期，修过一次后，寿命再延续200年不成问题。老话讲，古书‘百部存一’，今天讲增强文化自信，留下来的珍贵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修书就是尽最大努力延长古籍的寿命，让我们古老的文明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