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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文指要》有着强烈的扬柳抑韩(1)“扬柳抑韩”是毛泽东在1965年8月5日致章士钊的信中提出来的，意为称扬柳宗元、贬抑韩愈。关于《柳文指要》的扬柳抑韩倾向，笔者在《论〈柳文指要〉的扬柳抑韩》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该文刊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倾向。在《柳文指要》中，章士钊对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才华和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称柳宗元“能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2)章士钊：《谢除柳州刺史表》，《柳文指要》上部卷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209页。，文笔兼擅，骈散俱工，为“文林之高手”(3)章士钊：《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柳文指要》上部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110页。；而对韩愈多有贬抑，认为韩愈能“笔”不能“文”，能散(笔)不能骈(文)，文学才能和成就远不及柳宗元。章士钊这一扬柳抑韩倾向寄寓了他对唐宋古文运动和古文的认知，反映了他的古文观。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古文家应该“文”“笔”兼擅、骈散俱工，而不应该只能“笔”不能“文”，或重“笔”轻“文”。

一、“文”“笔”兼擅

什么是文？什么是笔？李士彪在《魏晋南北朝文体学》中说：“文笔之分是骈文时代的产物，从宋至隋，人们对文笔的基本理解是：被称为‘制作’或‘篇什’的单篇文章分为文笔两类，文指诗赋等抒情性的有韵之文，笔是指诏策等应用性的无韵之文。其‘文笔’范围或有宽狭之别，但其‘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基本标准是相同的。”(4)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文笔之说形成于晋代，当时的“笔”专指表、笺一类无韵的文章。至刘宋时代，文笔的区分更加清楚。颜延之不仅区分文、笔，而且将笔分为言和笔两类。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记载了颜延之的看法：“笔之为体，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是对文笔分野最简洁的说明。《文心雕龙》分文为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等16种，笔为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18种。

《柳文指要》的文笔分野基本上也是“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章士钊说：“为作简明达诂，则凡叶乎声韵者，举号曰文，不叶声韵，举号为笔。”(5)章士钊：《宜城县开国伯柳浑年七十四行状》，《柳文指要》上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64页。“文者何？简而举之曰：音节取其铿锵，义理归乎翰藻，如斯焉而已。”(6)章士钊：《宜城县开国伯柳浑年七十四行状》，《柳文指要》上部卷八，第264页。在章看来，“文”乃诗赋等抒情性的有韵之文，“笔”则为诏策等应用性的无韵之文，这是两种不同的体裁，自古以来就区分得十分严格，不容混淆：“古贤用功，首严文与笔之分野”(7)章士钊：《宜城县开国伯柳浑年七十四行状》，《柳文指要》上部卷八，第264页。，尤其是唐代：“唐人论文，分文与笔为二事”(8)章士钊：《南府君睢阳庙碑》，《柳文指要》上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41页。。他认为，骚、赋、骈文、诗等属文，而杂文、散文等属笔。诗与杂文是不能混淆的：“诗自诗，杂文自杂文，难以同一之准绳裁之”(9)章士钊：《杨评事文集后序》，《柳文指要》上部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61页。。他很反对“以文为诗”(10)“以文为诗”这句话里面的“文”，其实是指散文，属“笔”。不是与“笔”相对立的那种“文”。这句话，认为这句话混淆了文与笔的区别。“以文为诗”最早由韩愈倡导，主张诗歌创作中引进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等。赵翼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11)赵翼：《苏东坡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56页。陈善《扪虱新话》：“以文体为诗，自韩退之始。”(12)陈善：《文体》，孙钒婧、孙友新校注：《扪虱新话评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页。章士钊对韩愈“以文为诗”的说法大不以为然，认为是欺人之谈：“韩不善诗，说者因谓韩以文为诗，夫文与诗，固双峰对峙，相望而不可即者也，倘文可以为诗，人亦何不惮烦而故为此别也哉？”(13)章士钊：《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柳文指要》上部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144页。他强调：“夫文与诗，赫然两体，不能相混也。”(14)章士钊：《平淮夷雅》，《柳文指要》上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页。散文就是散文，诗歌就是诗歌，二者有着不同的美学要求和功能，如果硬要以文为诗，将会做得不伦不类，像一个阴阳人。(15)章士钊：《平淮夷雅》，《柳文指要》上部卷一，第8页。章士钊非常赞同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所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16)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柳宗元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579页。柳宗元这里所说的“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指的是散文，而“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则指诗歌。柳宗元将中国散文与诗歌各自的源流和语言规则分得很清楚，章士钊深以为然。他认为，韩愈“以文为诗”打破了散文与诗歌的界限，混淆了两种文体，不可能作好诗。对此，他揶揄韩愈说：“世称退之以文为诗，实则退之实不解诗，此所谓文者非文也，乃笔也。退之以笔统摄诗文二大部，面貌如一，与子厚

绎文之二道，剖析著述、比兴，在简册抑谣诵之大不相同者，殆不可同日语。”(17)章士钊：《杨评事文集后序》，《柳文指要》上部卷二十一，第658页。

文、笔两种体裁，孰优孰劣，孰轩孰轾，自文笔之说产生以来就有不同看法。但章士钊认为，文是优于笔的。虽然《柳文指要》并没有明确地表达过“文优于笔”的观点，但字里行间还是无意识地透露了出来。在章士钊看来，较笔而言，文的要求高，难度大，所以作文比作笔往往更能显出文家的本领。韩愈只能笔而不能文，柳宗元则擅长各种文体，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胜于韩愈。章士钊说：“以程序论，文之功宜在先，而笔之功在后，盖由文入笔，其势顺，以是子厚挥毫，真无所往而不利；由笔反文，其势逆，以是昌黎集中，仅《进学解》一篇可谥曰文，而即几几勉强连串，难于成章。”(18)章士钊：《宜城县开国伯柳浑年七十四行状》，《柳文指要》上部卷八，第264页。章士钊还说：“盖子厚初学为文，即由骚赋入手，故能机括纯熟，无往不宜，退之夙不解此，与其竭蹶以赴，毋宁舍而不为。”见章士钊：《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柳文指要》上部卷三十六，第1144页。他认为，文比笔的起点高，学做文章如果一开始就从文入手，由文到笔，先难后易，等于水势由高到低，其势顺。文作得好，笔自然就能作得好。柳宗元就是这样：“盖子厚早工词赋，逐渐由文而入笔，语其工候，节次不难一览而得。”(19)章士钊：《〈送文畅序〉年月考》，《柳文指要》下部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993页。如果由笔到文，先易后难，则无异于逆水行舟，其势逆。笔作得好，文却不一定能作得好。韩愈就是这样：“由文入笔势顺，由笔反文势逆，其论亦俊，退之由笔入文，故文无一工，子厚由文入笔，故笔无不妙。”(20)章士钊：《方望溪与蒋子潇》，《柳文指要》下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538页。

章士钊认为，一个文章大家应该是能够文笔兼擅的，即能够将两种体裁的文章都做得非常出色。但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文章大家并不多见。就是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只能笔而不能文，只有柳宗元擅长文、笔两种文体。章士钊说：“以文之功程而论，学者必备乎文与笔也，始足称文史足用，而自来文笔兼长者，实乏其人；韩退之之不及柳子厚者，即韩能笔而不能文，柳则文笔两擅其胜，此知文者之公论，而实无法颠破斯言。”(21)章士钊：《宜城县开国伯柳浑年七十四行状》，《柳文指要》上部卷八，第264页。“韩只能笔而不能文，柳则文笔兼擅”(22)章士钊：《文与笔》，《柳文指要》下部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761页。。

“柳则文笔兼擅”表现在哪里？首先表现在“工为诗骚”(23)章士钊：《平淮夷雅》，《柳文指要》上部卷一，第8页。。诗为有韵，当然属文。柳宗元不但古文(笔)作得好，诗作也属上乘，《平淮夷雅》就是其代表作，(24)章士钊：《平淮夷雅》，《柳文指要》上部卷一，第8页。中国文学史上，“诗笔双美之行列中，子厚应在前茅。”(25)章士钊：《文与笔》，《柳文指要》下部卷九，第1762页。章士钊指出，柳宗元工诗，还表现在最难作的诗，他最习惯作，而且作得还不错，如四言诗。“诗以四言最难工，而子厚特惯为之，以集中多长篇碑铭，此虽不以诗名，而固四言诗也。”章士钊举例说，柳文《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此碣序与铭皆四言，尤冲破常格，独为其难。”(26)章士钊：《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柳文指要》上部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75页。五言长排也很能反映一个诗人的功底。“凡诗人不能为五言长排，即不成家数。姚姬传最服老杜五排，以其对仗工，使典切，而又气势纵横，惟意所之，无不恰到好处也，子厚工力，亦即在此。”(27)章士钊：《柳诗》，《柳文指要》下部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875页。柳宗元的五言长排作得非常精工：“深闳挺拔，冠冕中唐，少陵以外，几无人堪与抗手”(28)章士钊：《韦柳》，《柳文指要》下部卷十二，第1896页。，特别是《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献弘农公五十韵》两长篇排律，更是出色，很能反映他深厚的诗功，而韩愈“却一步开动不得”(29)章士钊：《柳诗》，《柳文指要》下部卷十二，第1874页。，根本不具备此功。但世人在论柳宗元的功力时，往往偏言其骚而很少谈及其诗。(30)章士钊：《平淮夷雅》，《柳文指要》上部卷一，第8页。

“韩只能笔而不能文”表现在哪里？主要表现在不能诗。章士钊说：“韩、柳文之高下，议论不一，独于诗也，似一例右柳左韩。如杨升庵云：‘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可算鄙夷之至。东坡一意称述柳，于韩却少置词，较有涵蓄。”(31)章士钊：《柳诗》，《柳文指要》下部卷十二，第1871页。对于韩不能诗，章不无讽刺地说，诗为文的一部分，“人不能文，未有越而能诗之理，韩长于笔，因从而美之曰：以笔为诗，或且近之。”(32)章士钊：《文与笔》，《柳文指要》下部卷九，第1761页。

柳文笔兼擅不仅表现在工诗，还表现在骈散俱工。

二、骈散俱工

在章士钊看来，跟文与笔有密切关系的就是骈与散：“诗者必叶声韵，文则否，换而言之，即无韵与有韵两种。以形式言，无韵者往往单词成句，有韵者必须相对为文，由是骈与散之两名，连镳而立。要之人之于言也，其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一切统辖于诗与文之二目，大抵不中不远。”(33)章士钊：《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柳文指要》上部卷三十六，第1143页。骈，指骈体文(骈文)，属文；散，指散文，多属笔。古文属散文，是一种与骈文相对立的文体。骈文句子两两相对，讲究平仄声韵，大量运用典故，刻意雕饰辞藻，这种文体风靡六朝，至隋唐仍占文坛统治地位。(34)李道英：《唐宋古文研究(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中唐的韩(愈)柳(宗元)鉴于骈文的缺点和弊端，发起对骈文的革命，并继承和发扬秦汉古典散文的优点，开创出新体散文，这就是古文。柳宗元既然是古文的开创者，古文又是一种与骈文相对立的文体，那么柳宗元是不是对骈文敬而远之、搁笔不作，或者作而不工呢？章士钊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柳宗元“骈散俱工”(35)章士钊：《长俪》，《柳文指要》下部卷九，第1804页。，表现在：

首先，柳宗元不但创作了大量的古文，也写出了不少的骈文。“凡为古文者，殊恶以骈文入集，吾意柳州不存此胶执之见。”(36)章士钊：《南府君睢阳庙碑》，《柳文指要》上部卷五，第241页。章士钊认为，柳宗元是个文章大家，不但善于作各种不同的文体，也勇于作各种不同的文体。“柳既不与韩争笔，同时亦不以文自讳。”(37)章士钊：《南府君睢阳庙碑》，《柳文指要》上部卷五，第241页。在柳宗元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文与笔的界线、骈与散的区别，他汲取众体之长而兼容之，在创作中，或纳文入笔，或遣骈入散，随意挥洒，不拘一格。章士钊对那种“柳宗元不措意骈文”的说法很不以为然，驳难说：“试观《报袁君陈书》：‘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此在最先必读之书，已包括屈原在内，夫何一字不及俪偶之有？”(38)章士钊：《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柳文指要》上部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091页。俪偶即指骈文。骈文最基本、也是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骈偶(亦称对仗)，即相同结构的词句两两相对。见李道英：《唐宋古文研究(修订版)》，第7、8页。

其次，柳宗元不但古文成就很高，骈文成就也很高，真正达到了骈散兼工。这一点韩愈达不到。“夫从古文场而有骈、散二派，陈列以待沽也，文士并非不付代价，而任便取得。代价者何？功夫是也，骈有骈之功夫，散有散之功夫，具骈之功夫者得骈，具散之功夫者得散，具骈兼散之功夫得骈兼散，理有固然，不可强为也。天下文士，固有散之功夫不备而专骈，亦有骈之功夫不备而专散，骈、散之功力俱备，而兼工两体者，诚亦有之，然不少概见，凡单弱不振，率略简易如昌黎氏之流，非其选也。”(39)章士钊：《屠隆搏击韩退之》，《柳文指要》下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606、1607页。在章士钊眼里，韩愈根本不是骈散功力俱备的人，只有柳宗元才能当“其选”：“独柳子厚为文，不拘一格，骈散兼收，儒雅雍容，万流仰镜，置古今先后之飞短流长于不闻不问。”(40)章士钊：《唐代文章流别之争》，《柳文指要》下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690页。章士钊指出，柳宗元以骚赋起家，气盖江左(41)江左：指江左气。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各代的基业都在江左，故当时人又称这五朝及其统治下的全部地区为江左。这五朝，加后来的隋朝，文章专尚骈俪，讲究词藻，拘于声韵，文风绮靡。是故，江左气，指六朝绮靡的文风。《柳文指要》中所谓的“六季之学”“六朝文”亦指此。，但一作古文，却能铲尽六朝余习，创作一手漂亮的古文。“反之，退之以古文领袖自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而行文又直从梁台小儿(42)梁台小儿：梁台，南朝梁的禁城，此指梁朝。梁台小儿，指梁朝作绮靡作品的文人。之联绵语句讨生活，且不得其形似。”(43)章士钊：《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柳文指要》上部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27页。

第三，在柳宗元的创作中，文有助于笔，骈有助于散。章士钊说：“为子厚者，上综三古，下笼百家，笔之所投，无往不利，骚赋功深，正以助古文之渊懿。”(44)章士钊：《南府君睢阳庙碑》，《柳文指要》上部卷五，第242页。他认为柳宗元是一个“以骚赋起家”(45)章士钊：《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柳文指要》上部卷二十四，第727页。的作家，然而他能跳出辞赋的窠臼，因此辞赋不但没能捆住他的手脚，让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反而“有裨辅古文之功用”(46)章士钊：《晋问》，《柳文指要》上部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483页。，对其古文创作起到很大的推助作用。

章士钊对柳宗元这样的文笔兼擅、骈散俱工的文章大家非常推崇，而对那些只能做笔而不能做文，或者只能作古文而不能作骈文的所谓古文家则很瞧不起，给予不遗余力的批评。他指责古文家，“骚赋未尝用功，俪语不解下笔”(47)章士钊：《晋问》，《柳文指要》上部卷十五，第483页。，却以自己所短，对他人所长者极意诋诽。柳宗元明明是一个擅长骚赋和骈文的作家，但这些古文家只关注其论著文字及山水记(48)论著文字及山水记都属“笔”。若干首而已，对如《晋问》等骚赋大篇，则视而不见。“甚至以偏嗜柳文自命者，亦几不知辞赋有裨辅古文之功用，遇有稍带江左气习之碑版文，往往以骈体二字妄予批斥，嫌为冗赘”(49)章士钊：《晋问》，《柳文指要》上部卷十五，第483页。。古文家(尤其是清桐城派)这一做法引起他的愤慨。章指出，古文家对待骈文有两种不健康的心理。一是酸葡萄心理，即自己作不了骈文却故意说不屑作：“主唱起八代之衰者诸文家，扬言以反骈为职志，独彼之所谓反骈者，将曾有素养于骈而故吐弃乎？抑于骈向未问津，或浅尝而中道废置，从而故示不屑以为名高乎？”(50)章士钊：《屠隆搏击韩退之》，《柳文指要》下部卷六，第1607页。二是“褊狭恶习”(51)章士钊：《晋问》，《柳文指要》上部卷十五，第483页。，即自己作不了骈文也不准别人作，这种“褊狭恶习”甚至恶劣到“屏其文不观，并戒他人观之”(52)章士钊：《晋问》，《柳文指要》上部卷十五，第483页。的地步。桐城派就是这样。该派之所以抑柳，就是因为柳宗元善作骈文而他们自己作不了，触痛了他们的“忮疾”。章士钊说：“为子厚者，上综三古，下笼百家，笔之所投，无往不利，骚赋功深，正以助古文之渊懿，不谓适触无能者之忮疾，而大恣喧嚣。盖若辈之攻骈文者，非谓骈文为足攻，而实己所不能，即不许人有也。”(53)章士钊：《南府君睢阳庙碑》，《柳文指要》上部卷五，第242页。他认为古文家对骈文的不健康的态度，影响了其古文的创作水平。在章看来，古文家“高谈六艺，枯燥直率，一下笔即捉襟而肘见，往往言止而意不尽”(54)章士钊：《欧阳永叔轻柳》，《柳文指要》下部卷四，第1461页。，他们的文章浅薄、单调、枯燥、艰涩，登不了大雅之堂。例如，宋初的古文家柳开，“其文之不从，字不顺，臃肿滞涩，几使人读之上口不得”(55)章士钊：《宋初古文》，《柳文指要》下部卷八，第1697页。章士钊还说：从柳开的《答梁周翰书》，“可知开绝不善于文，意既卑下，笔又沓拖滞涩，用助字全不中律令”。见章士钊：《宋初古文》，《柳文指要》下部卷八，第1699页。，另一古文家穆修，“文亦不高”(56)章士钊：《宋初古文》，《柳文指要》下部卷八，第1700页。。章士钊认为，古文家之所以达到这样的境地，与他们对骈文采取深闭固拒甚至深恶痛绝的态度有极大干系。

从这些批评古文家的言论中，可以看到章士钊对骈文情有独钟。明代的文学家王世贞曾经以惋惜的口吻说柳宗元：“多弃其日于六季之学”(57)“六季之学”指骈文，“即永叔所谓言语声偶擿裂也”。六季，即东晋、宋、齐、梁、陈、隋六朝，为骈文兴盛之时。章士钊：《欧阳永叔轻柳》，《柳文指要》下部卷四，第1460。，章士钊却说：“六季之学，有其本学基础，只须通过此学，而不受其拘系，将见行文词条丰蔚，游刃自如。”(58)章士钊：《欧阳永叔轻柳》，《柳文指要》下部卷四，第1461页。认为柳宗元作古文从“六季之学”中汲取了不少营养。章士钊比较了韩、柳对待“六季之学”的不同态度：“退之号称文起八代之衰，己亦自诩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则韩之求达秦、汉，乃跨越八代而为之，子厚则不然。子厚虽以西京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之一圣地，但中间璩、瑒在魏，机、云入洛，下逮鲍、谢、徐、庾之起齐、梁，都不肯过门不问，一直循涂叩关而抵咸阳。”(59)章士钊：《杨评事文集后序》，《柳文指要》上部卷二十一，第664页。应璩、应瑒、陆机、陆云、鲍照、谢朓、徐陵、庾信皆为六朝骈文大家，章士钊认为柳宗元向他们刻意学习“六季之学”，吸取了一些有益的东西，结果骈散兼工，文笔兼擅，成为一个文学全才。而韩愈对“六季之学”深闭固拒，不能从“六季之学”吸取养料，结果只能笔而不能文。在章看来，骈文虽是一种与古文相对立的文体，但其长正可以补古文之短，对散文(古文)是有裨益的。而古文家“一遇骈文，即加吐弃”(60)章士钊：《宜城县开国伯柳浑年七十四行状》，《柳文指要》上部卷八，第263页。，将骈文拒之门外，无法吸收骈文的长处，其文章的短处也就不可避免。因此，擅长骈文的文章家比不擅长骈文的古文家作古文，要技高一筹。宋代擅长骈文的欧阳修，比同时代的古文家穆修、柳开的文章，要“较高一筹”，清代擅长骈文的阳湖派比起桐城派，“殊有一日之长”，其窍门就在这里。(61)章士钊：《欧阳永叔轻柳》，《柳文指要》下部卷四，第1460、1461页。

章认为，骈文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体裁。他以杜甫对初唐四杰骈文的肯定来论证他的观点：“杜子美在中唐，当古文运动句萌之初，世论于骈文大肆抨击，曾慷慨发为歌咏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夫王者王勃，杨者杨炯，卢者卢照邻，骆者骆宾王，四人皆骈文家，号为初唐四杰，即所谓当时体，而为世之噪为古文者所攻。子美则指而目之曰：尔曹之身名，将朝不保夕而俱灭耳，尔所攻者，则行与江河并存不废，万古长流也，语意何等深至！又何等斩截！”(62)章士钊：《南府君睢阳庙碑》，《柳文指要》上部卷五，第242页。认为骈文可以像江河一样万古长流，而古文倒可能“灭绝”，这一观点在他创作《柳文指要》的时候是惊世骇俗的。(63)20世纪60年代(即《柳文指要》创作的年代)，白话文早已在中国大陆占统治地位，文言文少有人问津，骈文几乎绝迹。这时章士钊却断言骈文可以像江河一样万古长流，似与时尚不合拍。

在《柳文指要》里，章士钊特别推崇柳宗元众体兼长，反复强调柳宗元在文学上是一个复合型的全才，并不完全是为了扬柳，而是借扬柳告诉人们，对纯文学的诗、赋、骈文等不能避而远之，它们对写作是有好处的，应该重视它们、学习它们、运用它们。

章士钊不仅推崇骈文，也推崇骚赋。(64)汉代刘向集屈原等所作的赋为楚辞，后人泛称赋体文学为辞赋。骚为辞赋之滥觞。辞赋以抒情为主，讲求声调之美，并注重排比铺陈，这与骈文极为相似。可以说，骚赋为骈文之前身。骈文与骚赋有密切的关系，(65)李道英：《唐宋古文研究》(修订版)，第10页。可以说骚赋为骈文之前身。柳宗元长于骈文，当然也长于骚赋，对此，章士钊极为佩服。章士钊希望人们对诗、赋、骈文等不要避而远之，自然也包括骚赋。

三、章士钊的古文观

在《柳文指要》中，章士钊极力称扬柳宗元文笔兼擅、骈散俱工，贬抑韩愈能笔不能文，能散(笔)不能骈(文)，实际上表达了自己的古文观——古文不能只笔不文，作古文(笔)应该重视骈文和骚赋(66)可以将骚赋视为骈文，因为骚赋为骈文之前身。等文。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67)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3，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00页。韩《师说》说：“李氏子蟠，……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68)韩愈：《师说》，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3，第1511页。都正式提出了古文的名称，并为后世所沿用。韩愈心目中的古文是指先秦和汉朝的散文。这种散文内容充实、长短自由、朴质流畅，与古文相对立的是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韩愈视为俗下文字。在韩愈眼里，古文是对骈文的反动，自然，作古文不应该追求声律、辞藻及排偶等。

章士钊对韩愈这个古文概念是有看法的。在讨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参之《离骚》以致其幽”一语时，章士钊对古文的概念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古文可以分为八代(69)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这几个朝代正是骈文由形成到鼎盛的时代。古文和唐之古文：“析而言之，古文者，即《易》以下诸经之总称也，言外之意，似谓诸经以外，皆不得为古文。八代文人之所标榜，原不外是，并非唐与八代寻求之的，截然异致，其所不同者，特八代古文，经、骚并重，而唐之古文，刻意排骚。”(70)章士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文指要》上部卷三十四，第1052页。章氏认为，柳宗元的古文属于“八代古文”，也就是“经、骚并重”，而韩愈的古文属于“唐之古文”，也就是“刻意排骚”。柳氏“经骚并重”的古文，吸收了骈文和骚赋的很多长处，这一点与韩愈截然歧异：“柳州为文，原自骚赋入手，退之无此功能，因而体貌有异。”(71)章士钊：《游黄溪记》，《柳文指要》上部卷二十九，第836页。韩氏的“唐之古文”，不但排斥骈文，也排斥骚赋。唐宋古文运动走的是韩愈这一路线。(72)清代的桐城派与唐宋古文运动一脉相承，也是走这一路线。韩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被视为唐宋古文运动的开山始祖。但章士钊对“文起八代之衰”之说很不以为然，认为八代之文并未衰，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起衰”。“不知八代有八代之文，亦无所谓衰，衰既不存，起于何有？起衰云云，直苏氏之讏言，设言讏而几微可信，号称起衰之人，未必属韩。”(73)章士钊：《王梅溪之抑柳》，《柳文指要》下部卷四，第1469、1470页。就算有“起衰”，也不一定属韩愈，因为在韩愈之前，已经有李华、独孤及、萧颖士等人在“起衰”。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开启了空疏无学、游谈无根的风气，贻害匪浅。“六朝以降，言古文者首推昌黎韩氏，然韩氏苦《仪礼》难读，以《尔雅》为注虫鱼之书，束《春秋》三传于高阁，已开宋人游谈无根之渐。”(74)章士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文指要》上部卷三十八，第1049页。章认为韩愈倡导的“唐之古文”，抛开富有文采的八代文章不读，直入秦汉，走了捷径，便宜了“偷惰者”，必使人间雅言澌灭殆尽，由此，章士钊不无痛心地说：“偷惰者省却一大段工夫，一方以振兴古文为名高，一方又得枵腹从事之便，夫人亦何乐而不为？……一切空疏之便，举以《五经》之名尸之，……此不仅骚赋无用，而直上袭四始六义之藩，务使人间雅言，屏弃澌灭以为快。”(75)章士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文指要》上部卷三十八，第1053页。这里的“偷惰者”，指宋代以来的古文家(包括清代的桐城派)，在章士钊看来，这些人八代文学修养不足，却又看不起甚至反对八代文学：“己之力不及八代，而空言反八代”(76)章士钊：《屠隆搏击韩退之》，《柳文指要》下部卷六，第1607页。，这种不良心态导致了他们的空疏不学。这是韩愈开启的“唐之古文”害了他们。

章士钊对韩愈的“唐之古文”概念很有意见，却甚为推崇柳宗元的经骚并重的“八代古文”概念。他指出，柳宗元在作古文前，就对八代文学有了深厚的修养，在转向作古文后，八代文学对其古文创作裨益很大。“子厚东京、六朝之学，三十三岁以前，已集大成，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层工夫，皆已完满达到，贬谪以后，只余笃行一步而已。以是永、柳十四年间，不论何项文字，水到渠成，几无投而不利。”(77)章士钊：《王惕甫之于柳文》，《柳文指要》下部卷五，第1547页。柳宗元为文从骚赋入手，年轻时骚赋就有很高的成就。“子厚以骚赋起家，气盖江左，然一为古文，则六朝余习铲尽，行无所事”(78)章士钊：《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柳文指要》上部卷三十四，第727页。。有雄厚的骚赋作基础，在转向古文创作后，水到渠成，极为自然，因而古文成就很高。

章士钊对宗韩的那帮古文家评价不高。认为宋初古文运动之开创者柳开的文章，“意既卑下，笔又沓拖滞涩，用助字全不中律令”(79)章士钊：《宋初古文》，《柳文指要》下部卷八，第1699页。，另一开创者穆修“文亦不高”(80)章士钊：《宋初古文》，《柳文指要》下部卷八，第1700页。。苏轼的文章“有沓拖风味”(81)章士钊：《言尽而意不尽之谬论》，《柳文指要》下部卷九，第1808页。，归有光的文章“空疏辽阔”，如“卖笑式”(82)章士钊：《言尽而意不尽之谬论》，《柳文指要》下部卷九，第1812页。。清代桐城派古文家的古文章氏就更看不上。章氏之所以对这些古文家评价不高，是因为他认为古文家对六朝文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不能吸收骈文和骚赋的长处。章认为：“四六自是文之一体，于骈文固相近，于古文亦不相妨”(83)章士钊：《谢除柳州刺史表》，《柳文指要》上部卷三十八，第1207页。，强调六朝文不可抹煞，它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因其富于文采，对古文创作有很大补益：“盖六季之学，有其本学基础，只须通过此学，而不受其拘系，将见行文词条丰蔚，游刃自如。比之高谈六艺，枯燥直率，一下笔即捉襟而肘见，往往言止而意不尽者，其工拙锐钝，差距直不可以道里计。”(84)章士钊：《欧阳永叔轻柳》，《柳文指要》下部卷四，第1461页。在《柳文指要》中，章士钊毫不掩饰他对六朝文的肯定和喜爱。他曾说自己最喜欢柳宗元的启事小品，原因是这些启事小品“精丽似六朝”(85)章士钊：《桂州訾家洲亭记》，《柳文指要》上部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00页。。他特别强调，作山水游记，不能摒除六朝文：“方望溪昌言：为古文不得入六朝语，此特望溪己不能为，而姑妄禁制人耳。为问作山水记，而关断谢、鲍之门，此将与见黄门而称贞何异？”(86)章士钊：《零陵三亭记》，《柳文指要》上部卷二十七，第813页。“须知游观之作，自别有其体裁，文之至者，齐梁未必非，文与境不叶，即汉、魏亦未必是。”(87)章士钊：《桂州訾家洲亭记》，《柳文指要》上部卷二十七，第798、799页。言下之意，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成为千古绝唱，与柳宗元吸收六朝骈体文之长处很有关系。

章士钊还从文与时密切相联这个角度来批评“古文”这个概念。他认为，文是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今人不能为古时之文，也不必为古时之文。文无所谓新旧，只要适合当时人的需要，能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思就可以了，不必故弄玄虚，造作概念，标榜所谓的“古文”的名称。他说：“吾尝怪今人为文，胡乃必标古文之名？诚以文章与时代相关联，古人不能为今人之文，犹之今人不能为古人之文，文倘古也，今人势不能解，为之胡益？然世儒必将今人能解之文，号曰古文，或曰古文辞，悖谬殊甚。”(88)章士钊：《中清古文》，《柳文指要》下部卷八，第1724页。他认为韩愈作的也不一定就是人们所常说的“古文”，只是“为唐人能解之文而已”(89)章士钊：《中清古文》，《柳文指要》下部卷八，第1724页。，也就是唐代的“今文”或“时文”。他还说：“文无新旧惟其是，或云：文无今古，又或云：文无难易，夫既曰文无今古，则非古亦自有是处，虽新旧、难易亦然，此等语言中之无形矛盾，藏在古文大家之顺口溜中，而举世不之觉，诚乃一大讽刺。”(90)章士钊：《郑献甫小谷》，《柳文指要》下部卷八，第1752页。这简直是对唐宋古文运动(91)章士钊说：“所谓唐代古文运动，殆是若茫若昧之事”。见章士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柳文指要》上部卷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60页。以及传统“古文”概念的质疑甚至否定。

四、评说

章士钊主张作古文(笔)应该重视骈文和骚赋等文，古文不能只笔不文。他的这一古文观，反映了他独特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不一般的见识。其实，骈文(骚赋)作为特殊的文体，在构成条件上，有其特殊的要求，也有其特殊的美学价值和美学功能。有人指出，骈文具有匀衡的对称美、整齐的建筑美、典雅的含蓄美、华丽的色彩美、和谐的音乐美等。(92)尹恭弘：《骈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8—41页。既然骈文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它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就是一笔优秀的文学遗产，值得继承和发扬。章士钊对骈文等文的重视，反映了他对待文学遗产的理性态度。特别是他主张作文取骈文(文)之长补古文(笔)之短，更是极有见地。从语言的功能来看，骈散实出一源。骈之所长，为散之所短，散之所长，为骈之所短，二者兼容互补，文章艺术乃臻上峰。故章士钊取长补短的主张实为卓见，很有价值。他对古文是否成为一“运动”的质疑，亦并非毫无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