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图》研讨会：在新时代文学中书写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千里江山图》是著名作家孙甘露的最新长篇小说，刚刚获得第十六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小说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塑造出陈千里等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以忠诚与信仰、勇毅与牺牲，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上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这一震撼人心的红色传奇很快也在青年读者中引起广泛关注，延伸发酵的关于“忠诚、信仰、牺牲”的讨论在微博、B站、豆瓣等平台成为热门话题。上市一年不到，《千里江山图》已加印八次，发行十万多册，并登上各大文学榜单。回顾2022年，它可谓一部现象级作品。
那么，小说何以同时收获文学圈和读者市场的好评？12月29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宣部原副秘书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高韵斐，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杨芳，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李敬泽看来，《千里江山图》是一部在新时代书写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作品，它既继承了红色经典书写传统，又探索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创造与转化。深入探讨《千里江山图》，不仅有助于认识一部优秀作品，对于我们如何在新时代文学中书写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如何有力地塑造英雄人物、如何在不断发展的小说脉络中取得新的艺术突破，都具有重大意义。
《千里江山图》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成熟融合
孙甘露是我国著名的“先锋派”代表，以《我是少年酒坛子》《呼吸》等作品确立了他在中国先锋文学界的特殊地位。
不少人直言，《千里江山图》是一部超乎他们“孙甘露印象”的作品。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表示，《千里江山图》一方面实现了主题叙事的可读性和精神品格，一方面保持着强劲而丰富的先锋小说特质，其高级之处在于全篇所有情节、细节都有所呼应和照看，所有人物的语言、动作、思维、心理活动等都合乎严密的现代小说逻辑。
“我们可以说《千里江山图》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主题作品，也可以说是一部谍战小说，一部故事性极强的类型小说。”在阎晶明看来，《千里江山图》其实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严肃主题和通俗叙事融合度极高的成熟之作。
《千里江山图》正文34章，全书24万字，数十个人物穿行其中，多线叙事齐头并进，上海、南京、广州的城市日常生活交相辉映。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表示，作品的可读性非常强，并具有经典性的价值。“它是新时代文学当之无愧的精品，同时也是新时代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的成功实践。”
“作家的任务不在亦步亦趋地模拟业已发生的事，而在演绎其中可能发生的事。孙甘露在历史题材和实现自我价值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一次身份认同。在这种感同身受的认同中，展开文学想象的翅膀，令各种奇思妙想如落英缤纷附丽于情节结构、细节描写和性格刻划之上，显得精彩纷呈，引人入胜。”评论家、原上海作协副主席王纪人说。
在动人的讲述中，写出生命的交锋
如《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所言，《千里江山图》最后写出的，是以陈千里为代表的和以叶启年、易君年为代表的两方阵营的交锋，其中有观念的交锋，思想的交锋，以及，生命的交锋。
中国作协副主席、小说家格非为《千里江山图》写到的“牺牲”感动。“西方对于英雄牺牲有很多追溯和描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生命践行价值，通过失去生命来实现生命的意义。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史如何呈现前赴后继的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说，《千里江山图》对生命本身的思考达到了很高的高度。”
王纪人深以为然。他借用普希金的诗：“《千里江山图》是用盎然的诗意，为他们建造的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其实，现在我们真的不缺主题创作，缺的是精彩故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说。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也认为在革命历史题材中追求文学性是一种非常有难度的写作。“《千里江山图》让革命历史题材脸上有光了。”他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产生了大量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不少作品也在中国本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些作品很难得到世界性的认同，很难与那些书写战争或重大历史革命的世界文学经典相提并论。“《千里江山图》就是孙甘露的先锋性在革命历史题材中的一次惊艳亮相。”
“如果艺术性跟不上，主题再好也是缺乏感染力的，缺乏应有的读者和受众。”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说，《千里江山图》既是近年主题出版的重要成果，也是整个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成果，同时还是文学先锋精神的一种延续，“始终向前走，始终探索某种新鲜的东西，探索和题材与作者追求一致的东西，这是一种更内在、更常态的先锋。”
孙甘露
他像间谍一样，探索着上海的秘密
许多学者也提到，不同于王安忆、金宇澄等上海作家，孙甘露的创作具有鲜明的个人气息。
上海是孙甘露无比热爱的城市，他曾这样形容“上海”：“上海大家都了解、都知道，就像你的一个恋人、一个爱人，她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比如就是上海。但是，和你的爱人一样，她还有一个只有你才会叫她的名字，这是属于你个人的。我觉得，上海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在创作时，孙甘露也参考了当时的城市地图、报纸新闻、档案、风俗志等真实材料，重现了1930年代上海等地的社会环境、风物和生活。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部交响曲、一道菜抑或穿街走巷的路线，建构出了令人身临其境的小说空间感。
格非尤其感兴趣的是《千里江山图》中的“上海书写”。“甘露的上海书写有一种非常新颖的特质。他在历史考据方面下了极大功夫，但又不是对1930年代上海的完全复现。”格非由此想到康德的双重视野，“物既是物自身，也是自由。甘露的上海书写既合乎历史事实，又有很多大胆的想象，它是一种精确和自由的结合，或者说是一种很好的虚实结合。”
在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看来，孙甘露对于现代都市的描述在中国文学里比较少见——也许接近于本雅明通过波德莱尔发现的现代都市，每个都市人都是陌生人，都有着自己的秘密，而小说家就是要去发现这个都市的秘密，去发掘被时间等各种各样东西所掩盖起来的秘密，同时小说家自己也是一个有秘密的人。
“孙甘露对上海非常熟悉，也因为熟悉，有时候会发现这座城市里还有一种令人亲切的陌生。于是，在熟悉和陌生之间，在看得到和看不到之间，在握得住和握不住之间，就有了一种特别的张力，这种张力到了他的小说里就是一种特别的效果。”张新颖说，“小说家有两个身份，两个名字，正如间谍一样，探索着城市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