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黄金时代：从呼兰河到黄浦江
1942年1月22日，作家萧红去世。在她31年短短的人生中，迸发出巨大的文学才华。
上海，是萧红漂泊一生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上海收留了她以及和她一样流亡的一批东北作家，并给予他们无尽的勇气和荣光。
一
高大挺拔的梧桐树枝叶舒展，遮蔽了整条襄阳南路，阳光从细密的缝隙间落下，照在路两边那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建筑上。
这里现在是安静的住宅和各式小店。80多年前，当萧红踏上这条襄阳南路时，它还叫拉都路。
1934年11月2日，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抵达上海。这个19岁就从呼兰河畔出走的东北姑娘，像从家乡大树上坠落的一枚叶子，四处飘着，直到黄浦江接纳了她。
黄浦江畔的上海，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现场，中国革命的“红色源头”。对当时的青年作家来说，这里更是他们向往的左翼思想文化的主阵地。只有23岁的萧红，怀着对文学、对未来的期待，奔向她心中的上海，这个有鲁迅的城市、有光的城市。
刚到上海的萧红，最先和萧军落脚在拉都路283号，不久搬到411弄的福显坊，后来是351号的三楼。当年的拉都路位于上海法租界西南边缘，建筑不多，更多的是空地和菜园。鲁迅曾说，她和萧军“搬来搬去搬不出一条拉都路”。
二
早在1934年10月初，二萧以萧军的名义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此时，两个青年已各自完成能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萧红的《麦场》（《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当时的青年们都向着先生。二萧向鲁迅写信，为两部书稿的出路，也想明确自己的小说“所取的题材，要表现的主题积极性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因为“知道鲁迅先生是当时领导上海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帅”，所以想请求先生指导。
二萧对先生能否回信并没有抱太多期待，思忖就是回信也不会太快。当局对进步文化采取高压政策，作为文坛领袖的鲁迅正处于风口浪尖。但先生的回信不久寄到青岛，二萧和朋友们“难于克制的激动和快乐”。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局和困窘的境遇里，这封信成为他们“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
随着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二萧的处境变得危险，他们离开青岛前往上海。
在上海，萧红的第一个住处现在只留下一个门牌可以辨认——襄阳南路283号，这是一幢六层楼的一楼门面。有关萧红的传记说，当时她和萧军租住的是“二楼大亭子间”，房子临窗有菜地。在11月的严冬季节，满眼绿色的窗外，让这个一直生活在北方的姑娘很感新奇。此时的萧红，是不是想到了千里之外和祖父一起种菜、摘花、捉蜻蜓的呼兰城的后花园呢？
安家后，第一件要紧事就是给鲁迅先生写信。11月4日，鲁迅回信，告知3日的信当天即收到，先前寄出的书稿也已收到，但婉拒了立即见面的请求。
此后，萧红、萧军二人频繁地通过信件与鲁迅沟通。萧红读着先生的字，看他回复自己的各式问题——先生是否有架子？怕不怕人？是否尽讲规矩？她感受到来自先生的温暖和亲切，和那个言辞犀利与人打笔仗的斗士判若两人。
萧红全然没有雕饰的稚气与坦率，让鲁迅感受到久违的轻松与率真，但也不忘在信中给她提醒：“稚气的话，说说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
三
1934年11月30日，这个寻常的上海冬日，于萧红、萧军却有着全然不同的意义。
刚走进北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一个瘦削而挺直的人径直向他们走来，手里是二萧的照片。这无疑就是鲁迅先生了。相认后，先生说了句“我们走吧”，腋下夹着包袱先走了出去。萧红有些惊愕，默默跟着大步疾走的鲁迅。眼前的先生和她想象中那个上海滩左翼文学的旗帜大不同——这个黑发直立、胡须浓密，双眼微微浮肿、颧骨突出的病弱老人就是鲁迅。
二萧跟随鲁迅走进一家咖啡馆，坐定后，许广平带着海婴也走了进来。二萧简要地说了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情况，以及从青岛到上海的原因。鲁迅先生吸着烟，向他们介绍了国民党在上海对左翼人士的迫害。临别时，先生将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这是他们向先生告借的20元钱。随后，先生又从口袋里掏出些零钱，让他们坐车回家。“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许广平拉着萧红的手说。鲁迅解释说：“他们已通缉我4年了。”二萧震惊，理解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先生与他们见面的谨慎与不易。
见面之后，二人对先生的身体和处境无比担忧，先生复信安慰他们，当局对他的迫害“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为了让两位年轻人有书读，还寄去了自己翻译的书。
仅半个月，二萧又收到鲁迅夫妇的邀请函，约他们12月19日下午6时赴宴。这是一场专为他们二人精心安排的饭局。晚宴上，他们见到了茅盾、叶紫、聂绀弩夫妇。饭前，许广平出门望了下，回来在鲁迅耳边说“没”。事后萧红才知道，那是怕被特务跟踪。考虑到当时上海的社会环境，鲁迅特别让叶紫作为二萧的“监护人”，时常给予关照和提醒。到上海不到两个月，在鲁迅的推荐下，二萧顺利进入上海文坛。
四
1934年12月末，萧红与萧军从拉都路283号搬到拉都路411弄（福显坊）22号二楼。这里有20多幢石库门弄堂房子，22号是最北边的一幢。
在411弄22号，萧红完成小说《小六》并发表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上，这是她到上海后第一次发表作品。在鲁迅的帮助下，《饿》《三个无聊的人》等陆续发表，生活也因稿酬有了极大的改善。萧红又着手创作以哈尔滨商市街的生活为素材的系列散文，一些篇章经鲁迅介绍刊发在上海的几家杂志上，1936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这期间，萧军无意中向人泄露了自己的住址，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叶紫告之必须更换住处。1935年4月2日，二萧搬到拉都路351号，也就是现在的襄阳南路351号，并于当天去信告知鲁迅先生新地址。
襄阳南路349—355号是砖木结构的假三层联排住宅，1928年设计，共4套居住单元。南立面一二层是红砖外墙，门洞和窗沿带着精致的雕花纹饰，在20世纪30年代，应该是很不错的房子。显然，那时二萧的生活已经相对宽裕。就在搬家一个月后的5月2日，鲁迅全家突然造访，埋头写作的二萧惊喜异常。鲁迅抽着烟，与二萧谈笑了一个多小时；近中午，邀请二人去法租界一家西餐厅吃午餐。
如今，襄阳南路349—355号依然保存完好，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4个单元已经聚为一个院落，外面是绿色铁栅栏门，一棵高大的香樟和两棵银杏树将整个院子覆盖，枝叶伸向楼顶掩映着三楼的窗子。351号是第二单元，拉开铁栅门，再推开一层木门，就是萧红进出过的单元门。光线涌进楼道，才看清红褐色的木质楼梯一直向上延伸，脚踏处已经露出木质色——这是萧红踏过的，也是鲁迅踏过的木楼梯。
五
1935年6月，萧红、萧军两人又一次搬家到萨坡赛路190号的一座英式建筑——律师唐豪的住处。
萨坡赛路就是现在的淡水路，这条路不只住过萧红、萧军，沈从文、艾青、胡也频、丁玲都在这条路上生活工作过。这也是一条救亡图存之路，留下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等人的足迹，现在还留有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1935年11月5日，鲁迅邀请他们次日到家中吃晚饭，二人紧张又兴奋，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大陆新村9号的先生家中做客。
晚饭后，二人和鲁迅、许广平聊天喝茶。先生此时久病初愈，萧红看到先生还是虚弱，时时想告辞，但先生谈兴不减，一再挽留。快到晚上12点，二人起身告辞，鲁迅、许广平坚持送到弄堂门外。先生指着弄堂口嵌着“茶”字的灯箱，又指了下自家门牌“9”，像叮咛孩子的家长说，下次来记住这两个字。看着夜里的先生，萧红心里沉沉的，温暖，又有些酸楚。
署名萧红的《生死场》于1935年12月自费印行，这是“萧红”作为笔名第一次使用，鲁迅作序。《生死场》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此，这个名字流传到今天，并成为黑龙江的文化标识。《生死场》的畅销让年仅25岁的萧红成为上海滩知名女作家。斯诺采访鲁迅，当问到优秀的左翼作家时，鲁迅特意强调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1935年的上海，还聚集了舒群、罗烽、白朗，剧作家、导演塞克，翻译家金人和小说家李辉英、黑丁等一批东北籍作家。1936年，上海文坛给了流亡的东北籍作家以群体方式亮相的机会，由上海书店推出《东北作家近集》，有罗烽、宇飞、穆木天、舒群、白朗、塞克、李辉英、黑丁等8人的作品，集中反映了日寇铁蹄下东北人民的遭遇和反抗，有着浓郁的风俗民情和地方色彩。1936年初，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也来到了上海，在郑振铎、鲁迅等的帮助下陆续发表作品。
这批东北作家在上海文坛的持续影响，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作家群”。他们以粗犷的地域风格开了抗日文学的先声，展现了对广袤黑土大地的深情怀念和沦陷后东北人民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东北作家群”在上海的成长必然离不开上海红色文化的影响以及鲁迅、胡风、周扬、邹韬奋等人的鼎力相助。
六
1936年的鲁迅，身体状况每况愈下。3月，二萧搬到四川北路“永乐坊”，到先生家只要步行几分钟。此后萧红几乎每天都到大陆新村，如回自己的家。在先生家，萧红认识了史沫特莱，还遇见一位商人打扮的陌生客人。客人走后，先生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不过贩卖的是精神上的私货。”这就是参加了长征的冯雪峰。
无尽的写作、翻译、校稿和彻夜不眠，让鲁迅在5月大病一场。而1936年的萧红，在经历了成名的喜悦和生活的无忧后，萧军的绯闻不时地侵扰她，内心充满无尽的焦虑与苦闷。在偌大的上海，萧红唯一可以排解释放的去处就是鲁迅家。她像渴望回家得到安慰的孩子，有时一天两次到先生家，有时她怕惊扰先生，就在楼下客厅里。许广平看出萧红的忧烦，照顾鲁迅的同时尽量陪她聊天，有时忙，就让海婴陪萧红玩。
在黄源的建议下，萧红决定东渡日本休养。1936年7月15日，鲁迅在家设宴为萧红饯行。仍发着热的鲁迅坐在躺椅里，还是像家长般叮咛着，“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痛楚而又不舍的萧红想不到，这一晚，竟是与先生永诀。
6个月后，当萧红再回上海，已经是没有先生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