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南开大学1962年的中文系毕业生，读书期间学过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程，自然听说中国有一部承前启后的古典小说《金瓶梅》。记得在中文系资料室的书架上，就有一套郑振铎编辑的《世界文库》，其中收录了《金瓶梅》的删节校点本，不记得有多少章节。1979年2月28日，我有幸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购得了一部影印的百回本《金瓶梅词话》，但一直闲置着，基本没有触碰。不过，我知道这是一部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书，也是一部挺有收藏价值的书。

对《金瓶梅》褒贬不一的情况持续了四百年。跟《金瓶梅》同时诞生的明代，文坛出现了一个力主“独抒性灵”的“公安派”，其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二哥袁宏道认为《金瓶梅》“极佳”，是经典之作；三弟袁中道则认为“此书诲淫”。《金瓶梅》的那些真实身份不详的序跋作者中，也存在“秽书”和“戒世之作”两种说法。这种争议一直持续到了中国现当代。比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推崇《金瓶梅》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所遁形。《红楼梦》全脱自《金瓶梅》。胡适则对这种极端性的评价殊不敢赞同，认为这部小说读完并不能让读者产生美感。我感到最为公正的还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这本书的评价：“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文本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对《金瓶梅》有褒有贬的是古典文学知识极为渊博的毛泽东。据专家说，毛泽东至少五次在不同场合评价过《金瓶梅》。大意是：“《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又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还说，“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这部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转引自吴敢：《金瓶梅研究史》，第56—5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正是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金瓶梅》才得以在内部限量印行。

说《金瓶梅词话》有收藏价值，那到底能卖多少钱呢？

1961年6月12日，胡适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谈及1933年10月影印这部书的情况。他说：“这部《金瓶梅词话》当初只卖五六块银圆，一转手就卖三百块，再转手到琉璃厂索古堂书店，就要一千元了。当时徐森玉一班人怕这书被日本人买去，决定要北平图书馆收买下来。大概是在‘九·一八’之后抗战之前的几年内。那一天夜里，已经九点了，他们要我同到索古堂去买。索古堂老板看见我去了，削价五十元，就以九百五十元买来了。那时北平图书馆用九百五十元收买一部大淫书是无法报销的，于是我们——好像是二十个人出资预约，影印一百零四部，找编号分给预约的人。我记不起预约五部或十部，只记得陶孟和向我要，我送他一部。也就在这时候，这书被人盗印，流行出去了。”胡适是当事人，徐森玉当年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上述回忆当是可靠的。1931年冬天，北平琉璃厂文友堂下属的太原分号在山西介休县偶尔得到一部所谓“第一奇书”，因世人不知，故仅售五六元，后经郑振铎等人考证，断定为明万历年间版本。《金瓶梅》首次现身，故价码立即飙升。胡适等人买到后，以“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每部三十元售出，总值三千一百二十元，仅够买书费和印刷成本，丝毫没有牟利。后又有人据此版盗印，印数约为三百部，所以流传并不广。

1949年后，经有关上级领导部门批准，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名义三次影印《金瓶梅》。第一次在1957年，第二次在1979年，第三次在1987年。发行对象限副部级以上干部以及少数学者、教授。开始还附加了一些条件，如已婚，年满四十五岁。后来取消了年龄和婚姻状况限制，但每本售出的书都有编号，实名制购书，价格十分合理。我于1979年购得一套，发票留存至今，定价是四十元，是我当时大半个月的工资。今年秋天偶然在旧书网上查了一下，我购得的这个版本有人标价十八万元，被吓了一跳，怀疑我老眼昏花。又托人再查，已无这个版本的销售信息，仅有一部1987年的影印本出售，标价是一万二千元。当然网上也有一些其他版本出售，包括删节本和盗印本，但大多无收藏和研究价值。

一部如此引人注目而且极具收藏价值的古典小说，为什么会在我的书房被冷落四十多年呢？说实在话，这跟我的道德追求和审美趣味毫不相干，原因仅仅是我没能抽出时间。

1927年7月16日，鲁迅在广州知用中学发表了一次讲演，题目叫《读书杂谈》。鲁迅把读书分为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二是嗜好的读书。”我的情况属于第一种，即根据科研课题需要读书，取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为写文章而临时抱佛脚，所以读《金瓶梅》始终排不上日程。

今年秋天，新冠病毒尚未清零，我居家过静享生活，有一天突然想到，万一有一天我不慎中招，由阴变阳，家中的藏书可能会需要进行消毒，以防以物传人，所以就决定找出这两函线装书来先读。每晚读两个小时。捧读之际脑海中首先浮现出一位老师、两位朋友：他们就是宁宗一先生、刘辉先生和弥松颐先生。

宁宗一先生是我的恩师。比我长十岁，满族人，他1954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成了助教；我1957年入学，成了他的及门弟子。南开中文系有几位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的专家，如华粹深、朱一玄、许政扬，但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我不可能亲聆许先生和朱先生的教诲。华先生当年虽然不到五十岁，但身体欠佳，上课经常气喘，也不便打扰。唯独宁先生二十多岁，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慧心妙舌，极具亲和力，是真正性情中人。上课时听他的京腔京韵固然是一场听觉盛宴，私下请教更是受益良多。

我当时痴迷于研究话本与拟话本，所以宁先生是我大学期间接近最多的老师。遗憾的是我命途多舛，研究内容也随职业变更而转向，至今愧对恩师教诲。不过我仍然能够间接听到他在“金学界”发出的声音，知道他早在1988年就率先提出了把《金瓶梅》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构想。我还似乎听到宁先生说：“《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辏、场景开阔、布局纷繁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它以罕见的巨大的艺术力量，描绘了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复杂和浑然天成的封建社会市井生活的图画。它那样色彩炫目，又那样明晰；那样多方面的封建社会制度和风习，都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每读一遍，都可以发现一些以前没有觉察到的内容和意义。”此刻我案头还摆着一本字数不多但内容厚重的著作，就是宁先生写的《说不尽的〈金瓶梅〉 》。

谈及《金瓶梅》，我自然还会想起刘辉兄。刘辉是好友杨天石北京大学的学友，因此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刘兄比我大三岁，大学毕业比我早一年。我结识他大约在1965年，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上批判风盛行。刘兄也写了一篇批判南明忠臣史可法的文章，认为史可法虽然在扬州抗击清军时壮烈牺牲，但其一生大部分活动是镇压农民起义。记得此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之后，一度产生了轰动效应。不久“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

“文革”结束之后，刘兄调到了大百科出版社，编审小说方面的辞书。他的单位跟我的单位南北相向，只隔一条马路，但各忙各的，联系的方式主要靠电话，只有逢年过节才有聚餐的机会。他告诉我，他跟人合作编了一部《会评会校〈金瓶梅〉 》，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令我十分佩服。后来才听说，他还是《金瓶梅》研究界的领军人物，是中国《金瓶梅》学会的筹建者和首任会长。不料2003年的一天，他突然告诉我得了癌症，这是我跟朋友们都万万没有想到的。第二年初他就撒手人寰，刚刚六十六岁。这真是应了天妒英才这句成语，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时时浮上我的心头。

还有一位需要提及的是弥松颐先生。按年龄我应该称他为兄，因为他似乎比我大一两岁；按学历他比我低两届——我1957年入学；他因休学，1959年入学，是我名副其实的学弟。虽然他学识渊博，书法独具一格，但为人谦和，我常当着众人欺负他，以师兄自居，博他一笑。我所购得的那部《金瓶梅》影印本，弥兄就是责任编辑。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金瓶梅词话》，底本是明万历年间刊本，缺失两页，原书现存美国。弥兄颇费了一番工夫，从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借到了一部明崇祯本的《金瓶梅》，进行了补抄。虽然文字衔接上还有一些问题，但总算使《金瓶梅词话》成为全璧。研究《金瓶梅》毕竟要从文本出发，所以弥兄默默无闻的贡献是不能或忘的。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机缘，我于2022年7月至8月开始阅读《金瓶梅》。此时刚巧复旦大学“老教授”（绰号）张业松寄来一本他的新作：《鲁迅文学的内面——细读与通讲》。书中说，他在复旦中文系讲鲁迅采用的是文本细读方法：对本科生，让他们在不看导读和注释的前提下，先赤手空拳读“白文作品”，然后全凭“第一印象”相互讨论；对于研究生，则采用逐篇逐句掰开揉碎的讨论法。在《金瓶梅》研究领域，我连本科生的水平都没有，所以就采用了赤手空拳读文本的阅读法。我手上的那部影印本原本没有导读和注释，所以没有任何人让我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读后的“第一印象”是：这《金瓶梅》真不好读，几次都想放弃，后来采用了跳读的方法，总算把这二十卷百回本长篇小说一页一页翻了一遍。

我感到《金瓶梅》难读，首先是因为语言文字障碍过多。虽然书中有不少生动鲜活的民间语言，如“腊鸭子煮在锅里，身子烂化了，嘴儿还硬”；“老鼠尾巴生疮，有脓也不多”；“火到猪肉烂，钱到公事办”；等等。但使用的方言隐语更多，既有山东方言（即“鲁语”），也有异类方言，涉及的地域几遍全国。如“耶乐”一词，山东方言中有，湘西方言中也有。很多方言太难理解，比如把“那个地方”说成“那搭刺子”，把“坏人”说成“乔才”，把“媒人”说成“冰人”，把“说不准”说成“走滚”，把“顶撞”说成“擦杠”，把“酒壶”说成“注子”，把“老不正经”说成“老花根”，就让人如读天书。不少隐语更让人读起来如同猜谜，如用“冷灶与热灶”形容“贫与富”，把“变了味的南腔”说成“变声哈喇”，把“贼”拆字变成“贝戎儿”，把“绝好”二字说成“色丝子女”，等等。这些方言俚语内容驳杂，虽然堪称民间语言的“活化石”，但并无典籍可考，不同人也难免有不同的理解。

这使我想起了“方言文学”这一概念。文学作品中采用方言，有利于烘托地域特色或人物个性，有其特殊的魅力。家喻户晓的《红楼梦》就被喻为“方言万花筒”。书中多北京方言，也有东北方言和吴语。但方言俚语的使用毕竟有个“度”。同样是使用了方言并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柳青的《创业史》就比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好读得多，我相信有些读者也可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清末韩邦庆撰写了一部《海上花列传》，曾得到鲁迅、胡适、张爱玲等作家的赞赏，鲁迅还专门买了一部送给母亲。但由于吴语小说多用苏州方言，虽然有其价值，但毕竟难于广泛流行。目前《金瓶梅》有很多外文译文，包括节译和全译。我很难想象那译文的准确和忠实程度。

《金瓶梅》让我感到难读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书中全文征引的材料过多，上至圣旨、申文、文契，下至经文、宝卷、小曲、酒令。其中尤以戏曲和说唱作品为多。这些征引的内容孤立地来读都有其独特价值，但由于不同文体形式之间未能有机融合，所以单从小说欣赏角度而言，的确破坏了情节的连贯性，造成了读者阅读情绪的间隙和阻隔。作为说唱艺术，艺人边说边唱，如果曲调优美，腔音动人，那仍然能吸引听众，但如果只读不听，而那唱词又不见得高明，读起来就难免有冗长之感。

更可以断定为败笔的，是有些征引文字跟全书风格并不一致。如第六十一回写西门庆延请赵太医为李瓶儿看病，赵太医自报家门时抄录了明代李开先传奇剧本《宝剑记》中的一段文字，说什么“我做太医姓赵，门前常有人叫。只会拄杖摇铃，哪有真材实料……得钱一味胡医，图利不图见效”。作为文丑在勾栏瓦舍演出，这段道白确能收到插科打诨的喜剧效果。但在一部以现实主义作为主要创作方法的小说中，就会显得不伦不类。医生自称庸医，那高门大户还会花钱请他看病吗？再如第二十九回“吴神仙贵贱相人”，写守备府周爷荐了一个相面先生“吴神仙”替西门庆及其妻妾算命，那相面先生的说辞相当冗长。这些内容对于研究始于春秋时期的中国相术不无史料价值，但对于我这样的当代读者当然会造成阅读障碍。更何况这一段完全是为了替此书的因果报应说进行铺垫，所以描写失真处颇多。中国民间的相法学多属于江湖派，目的就是谋生，所以多说吉言。即使偶提凶兆，也是为了接着说出消灾禳解的方法，以骗取更多的钱财，绝不至于当着西门庆的面说潘金莲“举止轻浮惟好淫，眼如点漆坏人伦，月下星前长不足，虽居大厦少安心”。西门跟潘两人也不会听后毫无反应，反给相面先生厚礼，让他扬长飘然而去。

《金瓶梅》让我感到难读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书中人物众多，但留在我印象中的大多浮光掠影。这也降低了小说的吸引力。查《〈金瓶梅〉鉴赏辞典》，“人物形象”类的就有七百零一人。其中集地主、商人、官僚于一体的西门庆，集淫、妒、悍于一体的潘金莲，无疑都是成功的艺术典型；有些次要人物也具有鲜明的个性，如吴月娘、李瓶儿、庞春梅、陈经济等。但掩卷回想，其他人物的印象大多模糊不清。比如跟西门庆有性关系的多达二十余人，然而个性鲜明的不足一半，作品中这些人仅仅是西门庆的泄欲工具。西门庆结交的狐朋狗友总共十人，我留下印象的主要是应伯爵，谢希大次之，其余人物则毫无印象。相对而言《红楼梦》中的人物也是七百多人，还不包括神仙鬼怪。但荣国府与宁国府的人物关系非常清晰，无论是主子还是奴婢，一个个性格鲜明。即使宁国府的老仆焦大，寥寥数笔，也具有了典型意义，没有让情节遮蔽性格。

既然对《金瓶梅》一书有毁有誉，有褒有贬，那么还适不适合阅读呢？我觉得这取决于阅读对象和阅读方法。对于少儿来说确实“不宜”。像我这种学文科的老人读起来都觉费劲，未成年人当然更加读不懂。佳作如林，应该先另选一些其他读物启蒙。对于成年人而言，选准看点就会开卷有益；也就是鲁迅所言，不能“略其他文”，专注于书中的猥亵描写。这如同我们观人察物一样，都必须找准看点。《孟子·离娄上》讲得好：“存乎人心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瞭”就是明亮；“眊”就是昏暗、糊涂。我认为这的确是诛心之论。

记不清哪篇文章中有一个观点，说《金瓶梅》一书有两万多字的性描写，存在自然主义倾向，如果删刈这两万多字，那作品就接近完美了。但我认为，世上并无绝对完美的作品，如果真的删尽这两万多字，那《金瓶梅》就可能不被人称为“第一奇书”了。我有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英国有一位享誉全球的物理学家，就是研究宇宙论和黑洞蒸发理论的霍金，这位伟人二十一岁就肌肉萎缩，全身瘫痪，如果霍金无病无灾，健壮如牛，那他就不可能被称为“轮椅巨人”了。我想通过这个比喻表达的意思是，《金瓶梅》的成就跟不足是浑然一体的，恰似霍金发达的大脑和残病的躯体无法分割一样。所以，阅读《金瓶梅》的要点，就是我说的找准看点。

《金瓶梅》的看点在哪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当然首先要研究其艺术风格、语言特色、人物塑造。这方面的前行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仍然是一个做不完的课题。但我有独钟史料的癖好，所以我着重关心的是其以文学为载体提供的珍贵史料。比如第二十六回描写夏提刑受贿，来旺儿蒙冤；第三十回来保押送生辰纲，到东京蔡太师府送礼，第四十七回西门庆贪赃枉法，第四十八回蔡太师奏行七件事，第七十回群僚庭参朱太尉，第七十一回提刑官引奏朝仪，等等，都是研究明代政治史的资料，可以跟正史互参互证。《金瓶梅》中的经济史料俯拾皆是。这不仅体现于西门庆的经商活动，而且广泛体现在书中描写的日常生活当中。如物价、货币、购房、置地、餐饮等。这些跟民生有关的描写都可能是比正史记载更详尽的经济史料。明代正值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时期，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在历史长河中，宗教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金瓶梅》中体现了西门庆家人佛道双修的特点。中国的占卜八卦虽不是宗教，但往往有跟宗教信仰相关，体现出中国国民性中“无确信”的这一精神特征。《金瓶梅》中既详尽描写了薛姑子诵佛经、潘道士解禳祭灯，还描写了“吴神仙”相面。小说从头至尾贯串了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影随形，如谷应声”的宿命论思想，这是佛家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小说第一百回“普静师荐拔群冤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我对于这种观念没有判断能力，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对于弱者、被损害者而言，宿命论可能会使之屈从于厄运而不思抗争；对于霸凌者、作恶者而言，多少也有一些心理警戒作用。这从有些贪官大年初一出大钱烧头炷香的行为即可证实此点。书中的民俗史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第十五回、第四十六回描写元宵之夜的灯会，第六十五回描写李瓶儿的出殡仪式，都让我穿越时空置身于那个年代。

作为一部“词话”，《金瓶梅》中的文学史料——主要指戏剧曲艺——最为丰富。不过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这些词曲的艺术水平跟《红楼梦》比较起来落差很大。这种比拟也许并不妥帖，因为《红楼梦》中描写的多是上流社会，多为名门闺秀、文人雅士，而《金瓶梅》中的人物多为市井小民，所以吟唱的词曲自然会有雅俗之分。而且，作为文学体裁，明代的诗词曲当然比不上唐宋元。明代诗文复古主义盛行，小说反而是世俗化。这是时代的特征：诗是唐朝的主要文学形式，词是宋朝的主要文学形式，曲是元朝的主要文学形式，世俗化小说是明代文学的主要形式，而《红楼梦》则集中了中国历代文学的艺术精粹，从而达到了中国小说的巅峰。

以上的文字虽说拉拉杂杂，却符合随笔和自由谈的要求。一个普通读者将其初读印象公之于世，必有贻笑大方之处。但从《金瓶梅》传播史的角度，普通人的外行话也是一种阅读现象，可供专家研究。谈到研究，《金瓶梅》的研究空间实在太大了。四百年来，连书名的含义、成书的年代、故事的地点，学者之间都有不同意见。至于小说作者的身份，更有近八十种说法。我认为，过于烦琐的考证可以休止。比如小说作者，再考证下去也不会准确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因为作为通俗小说的《金瓶梅》有一个流传过程，所以小说第六回之前和八十四回之后文字风格并不一致。书中很多诗文源自《宋史》、《水浒传》、宋元话本，很多词曲也是明明白白征引自其他作品。有文人加工是肯定的，具体是谁估计今后也不会有人一锤定音。《金瓶梅》影射说近乎旧红学，毫不可取。把河北清河县一座古墓中出土的高达一米八的武植，当作小说中被称为“三寸钉”的武大郎，对于研究文学作品本身也并无意义。说什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源自西门庆，林黛玉源自潘金莲，秦可卿源自李瓶儿，贾政源自吴月娘，那更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弥松颐先生跟我说，《金瓶梅》的作者很了不起，对明代万历前后的黑暗社会充满了仇恨，所以作品中除武松之外几无好人。又说，对《金瓶梅》宜细读。我赞成他的意见，不仅是《金瓶梅》，对一切经典之作进行细读，都会有常读常新之感。只不过我已逾耄耋之年，还有没有时间再读，那就说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