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像个好学生一样等待着“满意” ——关于青年写作的“同题共答”
编 者 按 ：
作为青年写作的某种起点的80后作家们，已经全面“奔四”，90后作家也纷纷步入而立之年，但青年写作仍可谓方兴未艾，传统的文学体制、文化资本和新媒介仍旧共谋性地、广泛地制造着代际焦虑，并持续不断地生产着“时髦”的青年作家形象和各类青年书写。对青年写作者和文学新人的滔滔不绝的赞美、期许，广泛持久的扶持、奖赏，在让他们充分“享用”青春红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着诸如“媚少”、同质化、投机、粗糙、青年性和创作性匮乏等各种各样的质疑、批评。但另一方面，我们无法忽视和回避的是，某些异质性的、逃逸性的、分离性的、去中心化的青年文学力量也在悄悄崛起，他们在继承了某种反叛性、创造性传统的同时，也从不断冲击边界的隐秘而沉潜的自我之中锻造出了属于他们这个代际的新的“方法”、新的“传统”。本刊设立“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的研究专辑，正是着眼于正视、凝视这样一种青年写作的两面性，既不回避他们滋生的“问题”，又要尊重并有能力发现他们的“方法”，以期为我们全面、客观地理解和感知时下的青年写作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本专辑作为常设性栏目，恳切地期待能得到青年作家，以及专注于青年文学研究的学者、评论家们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鼓励直言性的批评，倡导在理性论争、真诚交锋中达成有效的交流和对话。
（以下简称“问”）
李 壮
先问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在你看来，当下青年写作的总体状况是怎样的？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来总结，然后再加上相关阐释。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场景、一个画面之类，来作隐喻性的表达。
何 平 ：
可以对比青年写作者的K歌现场吧。唱的，或荒腔走板，或深情款款，或随大流乱喊几嗓子。不唱的，或坐姿散漫，捉对喝酒游戏；或心游物外，事不关己。那些有私情的，偷偷摸摸、窃窃私语、眉来眼去。总之，就是没一个中心，大家为K歌而来，来了则各忙各的。
杨 庆 祥 ：
生机勃勃。青年作家在数量上几何级地增长，青年作家的作品风格各异，具有强烈的探索性，最近几年尤甚，有冲破文学成规的可能。
孙 频 ：
我个人认为，青年写作的总体状况目前呈岛屿化，大家在小圈子里各写各的，严肃文学期刊、网络文学、畅销书、豆瓣红人、知乎之间很少有互动和来往，各自划圈，各玩各的，每个小圈子都有自己的生态环境和话语体系。这可能还是因为终极文学追求的不同，关注点的差异、及红利的不均，导致不同圈子之间没有共同的语境，不愿去多深入对方的写作领域，也未必看得上，互相不服气。但我认为，在事实上，写作者之间其实也难免互相借鉴吧，谁也不可能真的在一座孤岛上写作。
郑 在 欢 ：
一盘散沙，多姿多彩。写作材料和写作方法上差不多是这样，精气神上似乎也是。这是信息爆炸的一代，所以写法多彩，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精神共性，所以只能散着多彩。
三 三 ：
星空。乍看群星璀璨，细看每颗都一般，稍亮一些的就会被人用望远镜放大来看。它听起来非常浪漫，也确实被寄予一些真挚的或虚幻的期待，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些表面有坑洞的大石头。然而，你不能说那些期待是假的，也不能质疑它所引发的关于美的幻觉没有意义。近来，由于天文迷团体的壮大，星空的象征意义越来越偏离它自身。尽管放置于一个更宏阔的时间背景之下，大多数星星会变成流星，但仍然有一些真正发光过的星星。即使不是最明亮的星，只要在某个阶段给小朋友带来过鼓励、安慰、引领，陪伴他们度过孤独之夜，都是美妙的星星。
问 2
在今天，大概很难脱离历史参照系和前人坐标，来孤立地讨论青年话题。根据我们的设计，各位老师在年龄分布上是被有意“错开”的。考虑之一，就是希望尽可能充分还原并对比不同代际的记忆和相应历史语境中的“青年写作”经验。因此，能否分享一下，在你们的“青年”时代、当你们各自作为在场者和概念主体的时候，青年写作——以及（可能更重要的）文学生活——是怎样的状态和样貌？今天的青年写作和青年文学生态，与当初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当然，至今还算青年的，谈自己的现时体验就行。
何 平 ：
我的“青年”文学时代是从1980年代中期县城读高中时开始的，门槛其实很低的，我们以为中学生作文就是文学。文学特别能蒙人，谈文学显得特别高级。而且，写诗的特别敢说自己是著名诗人，这个传统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每个小县城或多或少都有几个“著名”诗人，就是爱把自己在乱七八糟的报刊上发的诗歌拿出来炫耀嘚瑟。我们的文学启蒙就是这些三脚猫师傅带出来的。要等到了大学，自己读了一点书，才知道上当受骗了。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同龄人之间，以文学的名义交往还是特别单纯的。那时候很流行交笔友，天南海北就勾搭上了。邱华栋说我们那代人是“信交往”的一代，虽然是戏言，但也基本属实。再有，那时候特别爱扎堆儿，动辄就几十个文学社聚会。现在的青年写作者，我觉得更独立，很少抱团。
季 亚 娅 ：
我的“文学生活”（假如有的话）的起始期、或者我的文青时代，是2004年到2007年，我在北大读硕士的时候。那时最火的青年作家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他们赶上了“80后”的风口。他们的出场方式区别于同时期的“70后”作家，是由出版商们推动、造星，当时的“70后”们走的还是体制内传统文学期刊发表、评奖的老路，读者认知度远远比不上韩寒、郭敬明们，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破圈了。他们不需要在《收获》《人民文学》发表作品，他们一上来就自己办杂志当主编（《最小说》《独唱团》《鲤》《文艺风象》《文艺风赏》）。这也给当时的“70后”作家、还有更年轻的作家们带来一些焦虑，我记得徐则臣、李云雷、文珍——当时我们聚在一个叫作“北大评刊”的小团体里，多多少少说过一些同时代人被遮蔽之类的话。当时我们觉得韩寒、张悦然相较郭敬明，还是要“纯文学”一点，可能是韩寒的《独唱团》和郭敬明的《文艺风象》《文艺风赏》相比，后者是更市场化的“媚粉”写作。“北大评刊”是邵燕君老师发起的，组织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们——主要是硕博士，对全国文学期刊每期阅评，集结成文发表在一个叫“左岸”的网站上，也有些零星在纸刊发表。我们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除了邵老师，再有就是李云雷和徐则臣，他俩也是“左岸”网站的发起人，他们找了一个叫盘索的朋友来负责网站投资和日常运营，后来我总忍不住要在则臣的北漂故事里找盘索的影子。这个小团队有我这样的菜鸟，也有各种潮人，文珍和邓函彬当时最潮，他俩进进出出鼓捣小剧场话剧。当时我们每周讨论，除了我们这些学生，来来往往的作家朋友们也很多，类似于一个定期沙龙，本来北大也有旁听传统。我印象比较深的有李浩、吴玄。吴玄是风格一直不变，不正经的人设保留至今；而李浩，浩哥，今天我读到他各种精彩讲稿，大师风范，挥洒自如，就想起当年的李浩老师来“评刊”演讲，紧张得满脸通红，从头到尾都在掏纸巾擦汗，声小如蚊虫还磕巴，内容却是当时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最匮乏的当代部分。所以我们一边同情地看他擦汗，一边张大耳朵仔细听。“评刊”的风格是说真话，谈作品不谈人情，学生们也没在文学的江湖里；平等发言，不同意见都可以说可以写，不存在老师或者大佬一言定调。我们常为了某部作品争得面红耳赤，却丝毫不影响友情。我记得是云雷带着我，两人评《当代》，我当时学了一手西方左翼文化批判理论怎肯锦衣夜行，写出来的文字学生腔不接地气，经常被石一枫——对，他那时已经去了《当代》杂志，细读并嘲笑；再后来丛治辰也加入进来，他负责《十月》，他的批评写法完全不同，出众的文本细读能力和审美能力，让我获益良多。不过更多的时候，我在琢磨和模仿当时《人民文学》的卷首语。
如果讲变化，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圈，这样真挚的、不甚高明却赤诚相待的讨论，以沙龙式的形式固定、坚持下来，就像一堆小小的热情的篝火，大家围坐、取暖、添柴，看它火花四溅。它肯定不是江湖，甚至不是未来江湖的演练，有点像是个小乌托邦……当然回过头来看，“评刊”也有它的问题，比如它对学院象征权力缺乏自我警惕，比如它的趣味还是比较“文学”，不是1980年代那种跨学科、越界、整个思想文化圈参与的讨论形式，达不到那种能量感和创造力。
对这样的讨论氛围我很迷恋，所以到《十月》当编辑后张罗十月青年论坛，就是想复制这种热情、无功利和说真话，一开始也的确做到了，但是后来，大家的话越来越客气，作家们的偶像包袱也越来越大，说实在的，就连我自己，也开始担心话说猛了人家下次还往不往《十月》投稿啦。所以某种意义上，出版方的研讨会，特别是图书出版，一旦涉及具体作品，联系着各种评奖和商业动机，不太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倒可以算得上“导读”吧。这样一想，“北大评刊”这样的事儿最可能发生在校园里，那是仰仗着人们对于青春和青年的赦免，给予青年人说真话、说错话甚至 “冒犯”的特权，也给成熟得滴水不漏的写作和批评体制开窗透点风。这也是文学体制弹性的一部分。
杨 庆 祥 ：
如果“80后”的写作可以认为是我“青年时代”的青年写作，那么，早期的以“新概念”为主体的“80后写作”和现在的“青年写作”的区别可能在于：前者更倾向于青春文学，具有很强烈的商业性，这一倾向是被当时刚刚兴起的出版资本所引导的。后者更倾向于写作场域的一种象征资本的分层，它有时候会被体制引导并获得其合法性。我个人理解的青年写作包括上述两者但同时又超越了上述两者：年龄、风格、勇气、立场等等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
孙 频 ：
我是在2008年左右开始写作的，记得当时用的手机还是像砖头一样结实的诺基亚，也还没有新媒体这回事，读小说都是规规矩矩地通过文学期刊或者是纸质书，尚且没有电子书，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一个文学新人的投稿方式也是非常古典的，每次都是把打印出来的小说毕恭毕敬装到信封里，贴足邮票，再塞进邮局门口的绿色邮筒里，按照杂志社的地址寄过去。然后便是漫长的等待，有些小说从此泥牛入海，有些小说被告知即将发表，还收到过一些退稿信，记忆最深，当时最痛苦，后来又最受益的是来自《收获》的退稿信。这种古典的投稿与发表方式自然与速度挂不上钩，也绝不会提供一夜成名的机会，但就这么不温不火地写了十几年之后，我倒在心里特别感谢这种古典的方式，因为它让我有了一个漫长而坚韧的生长过程，有了一种秘密的只属于自己的文学生命。它首先教给我的就是必须学会孤独，其次教给我的是耐心与韧劲，急功近利是无用的，只会损害文学，再次它教给我不停地反省与反观自身，所以，当写作变成一个人内心的一种需要的时候，它就会保持相对的纯粹与宁静气质。比我更年轻的一代写作者，正好赶上了新媒体时代，作品和作者名气的传播速度自然不同于纸质时代，这也没什么不好，每个写作者在年轻时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但那些真正的东西只有时间说了才算。
三 三 ：
仅从个人的体验出发，在我和其他青年作者的交往中，友谊占比较之文学共识更多一些。我们是生活中的朋友，相聚于KTV、美术馆、咖啡馆、电影院、剧本杀店等，也常希望能在文学活动中与异地的朋友再次相遇。我们也讨论文学，但不是以信徒的方式，而是以一种相对平等的审美式眼光去打量它。尽管因人而异，文学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普遍比口头所表达的还要再高一些。直到近几年，我才开始读朋友的作品，从中发现某种互文的迹象并由此照见时代赋予我们的生活经验的交集。这种“生物之以息相吹”的联动，让写作从私人化的躯壳中脱离出来，转而纳入一定的公共性之中。
问 3
这些年，“青年写作”话题被炒得很热。你觉得这是否可以算这些年的“新潮流”？如果是，在你的印象里，这一潮流大致是从何时开始的？
李 敬 泽 ：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潮流”，已经一百多年了。“新文学”就是从“新青年”开始的，所以“青年”显然不只是一个年龄概念，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向着特定的方向不断更替漂移。所以，青年写作、青年作家等等都不是忽然热起来的新事，它一直是现代性照耀下的一个“老话题”。
就这些年而言，直观地看，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出版、媒体、网络平台都来参与“制造青年”。过去，主要的生产方是文学期刊，现在文学期刊当然也还重要，但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以后出自豆瓣和小红书上的“青年”作家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些新的生产方更敏锐，更知道预期的读者需要什么，更善于在社会、文化、市场的视野中把握潮流。
离开类似的变化去谈青年写作是谈不出什么的，就像刚才说的，青年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是社会和文化建构而成，是一个动态的建构和变化过程。所以，不是每一代年轻人都必然会带来新东西，而是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必然会制造出“青年”，这些“青年”作为变化的表征、作为“未来”的象征被生产出来。
批评家对这样的生产本身需要敏感，也需要保持一种对象化的态度，为什么要这样生产？这样生产背后的结构、逻辑和力量是怎样的？而一个青年写作者，他和这种生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他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产品”，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自为而创造的文学主体？
何 平 ：
就是传统精英文学圈子里的小事情吧，你大概是从微信朋友圈得来的印象。不要说大众，大众传媒关注的也没几个青年作家。“青年写作”话题被炒得很热，可能就是卫慧、棉棉、安妮宝贝、韩寒和郭敬明那一拨，那也不是炒文学，是吃瓜炒八卦，攒人设卖书。所以，有的女作家才先要兜售自己的极端私生活，才先要推销韩寒怎么不好好念书的故事，然后才卖得动书。还有，那个时候，青年作家也是爱包装得美美的样子，本来就是二十几岁的小孩，青春啊，荷尔蒙啊，怎么看怎么都美的，而且后来这帮小鲜肉娱乐小明星还没有起来。打了一个时间差，让青年作家先美起来。你不信可以去网络考古那时候青年作家的妆容仪态。
季 亚 娅 ：
我印象中年年都会有类似的讨论。从我还是个文青开始，主流叙事一直参与、从未停止过对“青年写作”的想象和构建。且当你回头望，整个现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青年文学史，是贯穿一个多世纪的青春崇拜。从“五四”青年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到“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到“后浪”，新就是好，要赶紧追，这就是个推崇变革、新锐的现代文化，这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一直在赞赏和选择这样的时代气质。“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说这句话的黄子平老师已经老了，青年写作在我们这儿还是“新潮流”。
杨 庆 祥 ：
从青年批评家和青年作家赢得一部分话语权的时候开始。
郑 在 欢：
青年总是新的，人们总是喜欢新的，总迫不及待想看到新的，但对新的动作又总是停留在“看”——所谓看看可以，花钱的不要。崭新的青年一波一波袭来，像浮沫积在文学的沙滩上，在轻飘飘的观望中破灭，这就是“青年写作”的命运，毕竟，“青年写作”也只是写作的“泡泡期”而已。怎么才能留下一两个泡泡呢，取决于看的动作是否愿意深入。
三 三 ：
初印象是《萌芽》杂志社主办的“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念中学时，即使没读过韩寒、郭敬明等人的作品，对这些名字也耳熟能详。这种“青年写作”的燎原之势无疑使人热血沸腾，文学指向了校园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但我并不认为“青年写作”属于“新潮流”，或者应该说是相对于上一个历史阶段而言的“新”。从晚清、“五四”至今，“青年写作”的现象在反复地发生与更迭；“青年”“求新”作为劈山断海的利刃也好，作为时代电子烟里被吐出的迷幻水雾也好，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只不过近年来才被更准确地提炼定义。
问 4
这样的情势背后，是怎样的动机和心态，是真的因为满含期待、十分看好，还是说，暗示着文学界对现有文学格局、文学状况乃至文学创作成果的焦虑乃至不满？说得再直白一些：尽管“青年热”带来的直观印象是“形势大好”“欣欣向荣”，但我们是否也可以反向理解，即这种关注的背后，潜台词是否有对文学事业“后继乏力”的预感和担忧？其要害和根本，是“值得捧”、还是“需要捧”，抑或二者交杂？
何 平 ：
不管文学期刊怎么不景气，有事业心和公益心的文学编辑还不少，包括青年文学编辑，他们以发现文学小青年作为检验职业能力的重要指标，而且对编辑而言，发现文学素人，和勘探员找到富矿差不多。编辑是隐身在那儿的，发现的作家走得越远，编辑越与有荣焉。当然，现在一边编刊物一边写稿子的编辑越来越多。我不知道文学编辑斜杠了作家、“编辑+”是好事还是坏事。事实也是这样，作家也特别认对自己有发现之功的编辑，我几次参加文学杂志的活动，都有成名作家找已经退休的编辑，并且临时请到活动现场的。
季 亚 娅 ：
你说的这两种动机都有。有的“导师们”、前辈们特别关注青年人在干什么、想什么，甚至鼓励青年人来“弑父”，来号召造反。某种程度上可能是需要“青年”这个角色，来承担我们对文学现状及体制的不满、赋予青年以变革社会的理想内涵。
为什么青年不能是怂孩子呢？很可能青年们对世界的认知关系发生了变化，今天没那么多积极行动的青年，丧、宅、躺平、三和大神、农村少奶奶、操场爬行、遛纸狗，这每一个词都不是前辈们所预期的；那么假设今天有一种青年写作的形态，那必然是他们自己呈现的形态，多半也不会是你呼唤的样子。号召造反，其实还是要学“我”。“捧”未必是捧，“弑父”未必不孝，这背后的话语权力等级关系以及双方的角色扮演太微妙。这个“我”，大概是亚洲父权文化走向现代时的内部平衡制度，那个前面说的、“五四”以来百年现代史“青春崇拜”所形成的反叛人格自我，这个形象里叠加进文明固有的变革焦虑。这个逻辑，和从前的“礼失求诸野”有一点点相似。
孙 频 ：
“青年”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被热烈呼唤和追捧的，因为青年代表着创新、未来、希望以及那个未知的新世界，“青年”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但事实也证明，新的未必就一定是好的，旧的也未必就不好，新生事物总要经过一个验证与淘汰的过程，就像植物要发芽要开花一样，自有它生长的内在律令，并非人力可以主宰，当然“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起到作用，能够给予年轻人以鼓励和信心，减少阻力，能够给他们一个更适合生长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将年轻人“捧”出来与这个时代追求成功的内在气质是暗合的。但如果这“捧”的力度过头了，则又难免带来一些拔苗助长的作用，恐怕会让本身就没有经历过磨砺和反省的年轻人对自我产生一些错觉，甚至自恋，反而难以客观清醒地看待自己的写作。
郑 在 欢 ：
新人当然需要捧，越捧越值，或许更根本的问题是“捧什么”和“怎么捧”。最省力的办法似乎是拥有一两个具有广泛公信力的新人奖，有投稿通道的那种，首先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新人与文学的距离只是一个邮箱，那可以“捧”的基数无疑要大上许多，然后就可以考虑“捧什么”了，至于值不值得还需要考虑吗？
三 三 ：
这个问题非常棒，题干里还偷偷藏了答案！但动机往往是最难细究的，有时出于探究者的立场，最终导出的是一个富有意味却过于简单的结论。然而，对于“青年热”正反两个角度的持续思考，本身就是一种针对过热现象的校正，能为“青年写作”议题多留下一些理性光辉。
2017年，由何平、金理两位老师主办的第一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在复旦大学举办，主题为“青年写作和文学的冒犯”。当时，项静老师提出一种观点，大意是说现在去冒犯文学史上“父亲”价值不大，因为当代父亲都比较温和，会对青年进行引导与扶持。这很有意思，顺着项老师的逻辑去看，这个父亲可能是好意，紧跟时代新风提倡素质教育，认识到甜点比棍棒更有益于亲子关系。在此之余，一个父亲有点望子成龙之心，若完全归结于“后继乏力”的焦虑也未免太苛刻了。当然，在这样一套场景模型里也存在诸多隐蔽的问题，一个温和的父亲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首先肯定是听话的，其中所涉的权力关系无须多说；其次是在品味上被宠坏的，孩子很可能盲目膨胀，对自己的作品失去评判力，或者依附于父亲的审美并由此转向。
在上述这套场景模型里，我认为压力的真正承担者是青年作者。为了在写作之路上有所精进，青年作者需要格外清醒。在适应父亲“外溺爱内掌控”的情感模式之外，同时搭建一处个性的自由之地，以存留独立的审美立场与文学观。
现在，可以回到“值得捧”或“需要捧”的问题了——它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无论结果为何，前辈对新人的性质复杂的期待是不会改变的，何况从价值角度而言，“捧”总胜于冷漠或“贬”。我希望的是，青年作者能清楚地看待来自文学现场的神秘力量，尽可能摒弃文学以外的因素，专注于作品。吾日三省吾身，我够警醒吗？我够勇敢吗？我真的在向上吗？
问 5
承接前面的问题，可能正是由于“青年写作”的话题热度比较高，近年来也出现过一些针对性、争论性的声音。一种声音是正面阐释文学界的“青年热”，梳理其成果、论证其合法性。另一种声音则是反思性的，认为我们的文学界陷入了“青年崇拜”、有“媚少”习气，有些事情容易变成拔苗助长，而在此背后潜藏的则是功利心态。你怎么看？
李 敬 泽 ：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青年作家，我不会对这两种声音感兴趣，我会专注于发出第三种声音，那就是作为一个“青年”，或者此时此刻正在建构或被建构的“90后”“00后”，我的“他者”、我的前后左右究竟是什么？我相对于什么才是个“青年”？用什么把自己建构起来？肯定不能仅仅用年龄，甚至也不能仅仅用一代人自我认证的特殊经验——我记得我读过一本小说，写这一代文学青年的成长，充满珍惜、追怀，很好，但是仅就小说而言，我看完了的感觉是，文学青年的一大幻觉就是觉得自己这一代与众不同，但其实你爸爸妈妈年轻时也是这样的。自1980年代以来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有一件事其实已经失效，那就是代际之间直观的经验差异，在经验的基本结构上，现在的人，从50后到00后，就是同时代人，我的手机的有些功能可能用得没你那么熟练，但急什么呢？你迟早也会不熟练。
所以，如果我是个青年批评家，我只会关注此时此刻一个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最后是文学的“青年”如何成立。而“青年”一定是在运动的历史、社会、文化、文学中的某个特定位置和某种特定关系中显影和成立的。一个二十岁或三十岁的人，他写的小说也许仅仅是年轻人的文学，只有找到某个特定的认知和表达的位置，他才能进入“青年写作”。
何 平 ：
媚少这个说法，可能是多年前我随便乱说出来的。其实，媚老的、媚资深的更多吧？你看看文学出版，是老的资深的吃香，还是少的新手学徒吃香。如果青年们写得好，媚一点，资源倾斜一点，对文学事业欣欣向荣还是有好处的，总不能以崇拜老旧和陈腐的审美趣味为荣吧？
杨 庆 祥 ：
现实情况可能更多还是“媚老”“媚权”“媚名”吧？青年在发表、出版、获得肯定方面还相对弱势——但这也是正常的社会现实，任何一个代际要获得“成功”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那种“出名要趁早”的说法可能对某些天才的个体有效，但对一个代际来说无效。
郑 在 欢 ：
功利其实无可厚非，毕竟有水才有鱼，尤其文学这么一个日渐清汤寡水的行当，甚至更需要些功利。文学本身肯定没那么功利，甚至是和功利对着干的，但人是功利的，文学需要读者，那自然就需要功利，功利地提取卖点，哪怕那卖点都不存在，但只要能让更多人成为读者，就是一种成功。所以在梳理成果的同时，能让读者产生兴趣，甚至吸引潜在的创作者投入其中，必然是经营“青年写作”这一概念的意义所在。我开始写作，也是奔着“偶像作家”的光环来的，当然，随着写作的深入，偶像逐步崩塌，哪怕梦碎，退场也难了。这就是进来的重要性，青年是最不爱考虑后果的进场者，这时候，当然是能进则进，进来再说吧。
三 三 ：
两种声音都有合理之处。有趣的一点是，大家喜欢听反思性的声音，但这种喜欢从未撼动过正面声音的合法性。在我看来，反思之后应当去做，去采取具体行动。如果一时尚未达成共识，不知如何行动为好，那么至少可以相互争论一下。常在推送里读到师友们的犀利观点，但几乎没有见识过论战——深入地探讨，一起务实地解决问题。回望现代文学伊始，有多少激动人心的、历史性的论战，为什么在如今的时代却无法就事论事地交锋？基于外部和内部种种难以言说的原因，文学正在变得疲软。危急存亡之秋，等待有识之士挺身而出。
问 6
请说一说当下青年写作身上，最让你满意、以及最让你不满意的部分。可以总体谈，也可以谈具体作家作品的例子。
李 敬 泽 ：
让我分析一下你的提问，“满意”“不满意”，好像你已经预设了一个大他者，他会满意或不满意，在文学意义上，这个发出满意或不满意的地方应该是已有的文学史秩序、文学观念和标准的谱系。好吧，这正是我“不满意”的地方，不能像个好学生一样等待着“满意”。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重新“发明”了文学，新世纪以来对文学的“发明”主要体现在网络文学。至少在我的经验和观念中，文学是需要在原野上四面八方去找、去勘探和发明的东西。当然我也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某些东西沉淀下来、建构起来，通过大学教育、通过文学的生产传播机制、通过社会和文化的经典化进程，变成井井有条的秩序和知觉结构，内化于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也就是说，它不再是原野，而变成了井然有序的一个城市，变成了大学中文系的教材。
这当然很好。现在的青年，尤其是青年批评家，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过马路一定要等红绿灯。但有的人还是有一种原野惯性，莫言写《饺子歌》，很多人都觉得不太靠谱，我觉得他就是身体里那片原野作祟，忍不住要打油一下，“破”一下，他本人也是城市建设者，农民工进城，盖起了高楼大厦，但他身体里的文学依然不是城市，还是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打个油踩倒一片高粱有什么不可以？
所以，我没什么满意也没什么不满意，每年看着各种排行榜各种评奖，大家轻车熟路，脸也由不熟到渐渐熟，所谓“同时代人”，落到生活中的意思大概就是熟人社会。但问题始终在于，那个不熟的、陌生的、等待着我们去发明去相认的原野是不是还在我们心里敞开着？青年应该在哪里呢？难道不是在原野上吗？
何 平 ：
不可以轻易使用“最”，违反广告法。我和青年作家交往多，和他们学到很多，最起码他们玩得比我与时俱进。不满意的就是青年作家普遍很懒，产能和质量都稳定的青年作家很少。
季 亚 娅 ：
谈谈满意的部分。这一代青年人——作为一个“70后”老人家，我指的“这一代”应该是“90之后”，他们整体文化基准得到提升。这一代人视野开阔，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多人还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成长于丰裕和开放的年代，是全世界的好东西喂养起来的，审美趣味是从小浸染出来的，很多人还具备多学科背景。最最关键的是，他们的读者其实也是如此，这一代人阅读-写作的共同体拥有相近的知识背景。
与此相关联，他们拥有切近的令人振奋的当代经验——主要是富裕之后的那部分，包括与广袤的世界视野相关联的全球经验，三三，蒋在，名单还可以列举很长；还有这个变革时代的全新经验领域，那些从年轻人开始的新技术和新传播手段、科技和媒介革命。他们从游戏和虚拟人生中所生发的存在之思，身处视频时代所产生的对语言变革的理解，都迥异于前代人，因而年轻作家作品的信息含量是让人振奋的。更有一部分人，拥有将独特经验转化为艺术形式的能力，在尽可能地提供新的写作范式。当然“五四”和1980年代后期那种方法论降维式打击可遇不可求，但也在既有范式内有所突破和创新。有的在借用科幻，有的在借用网文，更有的找到了本民族文化资源，比如渡澜。她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感背后是古老草原文明的基因，那种提炼总体性的结构能力，那种通灵的想象力，都不是单一文明能养出来的，她是汉语内部生长出来的“世界性”存在。
不满意的是：你不能时而是个美国人，时而是个中国人。你也不可能是前代人，连反叛的姿态都和他们想象的一样，你用不着照他们的期待写。你到底是谁，在啥时间，啥地点，得想明白了。归根结底，这一代人的世界观立在哪里？过于成熟的文明，有一整套反现代性的圆融哲学。如果不在与世界的碰撞、击打、困惑中生长出自己的问题，何以称青年？如果不能在美学革新推动文化革新的意义上谈论自身创作，何以称青年写作？
杨 庆 祥 ：
最满意的地方在于写作技艺的精湛，思想也有所深入。最不满意的地方在于作家仅仅是写作者，而不是一个行动者。但这和作家自身没有关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
三 三 ：
最满意：开放性。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就认识到“生活”的重要性大于“创作”，相比坐在家里靠幻想来发电，他们更倾向于当一个体验派人士。打游戏、旅行、看展、接纳新的媒介或游艺方式，他们几乎不排斥任何新生事物，在潮流方阵中总能踏对步伐。或许，在年少时为家中长辈设置电脑、手机时，他们的体内就铸成了这样迎新的细胞群。无论如何，赞美他们！最不满意：普遍缺乏幽默感。当然，他们热衷于相声、喜剧、脱口秀、吐槽大会这些时下热门的表演形式，发出与时代共振的笑声（甚至比别的观众还响一点），但幽默并不是发笑，也不是玩抛球杂技似的讲段子，更不是带着展示幽默的目的、通过自作聪明的方法去伪装成幽默（幽默与目的性是死敌）！幽默仰赖于一种认知后的取舍，“认知”就很难，更别论取舍之道了。但幽默仍然是必要的，它管控着作者作为创作主体的一种活力，缺乏幽默感的作者往往制造出软弱无力或完全虚假的作品。在此我也特别呼吁：朋友们，从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开始。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幽默，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问 7
回顾这些年我们关注和谈论青年作家作品的历史，有一种现象似乎有些刺眼：某些红极一时、曾被当作代表性人物广泛谈论研究的青年作家，在几年之后，势头明显减缓、甚至已基本不再创作纯文学作品。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走失”？
李 敬 泽 ：
这不是什么特殊现象，1980年代以来，走失的作家不知凡几。走失是正常的，所有人一个不能少从头走到尾才是超现实的。
何 平 ：
现在好玩的东西太多，文学留不住人很正常。
季 亚 娅 ：
文学史上的消失者，我的阅读记忆里也有好多。不必去追究走失的原因吧。对会回来的人，不写也是写。不回来的人，这世上另有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挺好的。
杨 庆 祥 ：
非常正常的现象。一定会有很多人被淘汰，一定有一些“迟到的必将领先”，这就是历史。文学和所有创造性工作一样，需要有长跑的耐力。当然，兰波这样的极少数者除外。
孙 频 ：
因为时代的发展，1980年代全民读文学的盛况已经不可能再现了，这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难以言说的时代，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出现了空前的多元化，而青年，又是追求多元价值观的主要群体。一个作家的产生需要诸多条件，主观意愿其实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更带有一种宿命化的色彩。但当一个青年变成青年作家的时候，也许在他面前的花园里会出现多条分叉的小径，而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青年作家的分叉也许并非前辈作家们曾经的“主义”与“流派”之讨论那样由文学内部因素决定，也许更多的是一些文学之外的因素介入。而时代的多元化也很难再养育出殉道式的艺术家，苦行僧式的文学之路也并不会成为所有年轻写作者心中的真正选择，而写作这件事在本质上就是一件孤独而清贫的事情，即使通过写作获得一定利益那其实也是写作之外的部分，而非写作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年轻人可以通过更轻松的方式获得更多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这样的选择似乎也无可厚非。
三 三 ：
当然是祝福，甚至对着这样的“流星”许愿也无可厚非！青年无歧路，并且他们最终会清偿自己的选择，得其所愿，付出代价。
我们在此谈论“走失”，其实还隐藏了一个前提问题：他们为什么一度出现在文学之路的巅峰？是基于才华、风潮、运气、关系、地域热度、流派典型、流量效应、他们自身的上进心、他们对学界期待的迎合、新媒介的影响、网络民主的加成……（还可以列出很多）以上原因可能占一种或几种，但只有走红的原因和“才华”相关，以“走失”去定论他对纯文学的疏远才有意义。
另外，从写作者的视角来看，创作是一条易行难精的路。先不论创作行为内部所涉的陷阱与困境，“红极一时……被广泛研究”这种外部的温室环境，本就是一种对写作者的巨大冲击。在具有选择自由的时代，“走失”或是常态，反倒是一路走到底需要极大的勇气、意志力、孤注一掷的决心、恰到好处的自省。但也不必为“走失”遗憾，我始终有一种不怎么合理的观念：那些有才华的人自然也有挥霍才华的自由，不一定非要走文学的康庄大道——一件事情一旦“道路化”，就已经失去了乐趣且歪曲了初心。
最后退一步来说，“走失”的人也许有一天还会走回来，假如没回来，想必是去了对他们自身而言更开阔的地方。
问 8
“青年”“新人”的光环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因为它与主体的黏合度其实很低：每个人都年轻过，但没有人能够一直年轻。这一身份光环乃至命名归类方式，对作家来说注定仅仅是临时性的。例如，前些年我们还会将“70后”算在青年作家范畴内（他们一度是这个概念中的主体），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将“70后”作家作为青年、作为群体来谈论。我们已不得不考虑，他们作为共同体的“帽子”是否已“过期”了。显然，这也是“80后”“90后”作家即将面对的宿命。那么，将“青年”（或“以代论文学”的“几零后”命名法）作为谈论的策略和命名的方式，这是否是一种“没有办法”之下的权宜之计、是总体性文学思潮退却后的偷懒行为？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更具概括力和针对性的指称——也就是说，等今天的“90后”作家50岁的时候，这一命名和谈论角度依然是有效的？毕竟，想象一下未来的文学史，总归不能单列一章叫“2020年代的青年作家群体”……
李 敬 泽 ：
以“什么后”来命名文学代际在我的记忆中是从“70后”开始的。1990年代谈“新生代”，这个概念虽然很混杂，但在运行中包含一系列观点的断裂和争辩，内生性地形成了一代作家的思想场域。从“70后”开始，这不再是个思想场域，越来越像是文学生活和文学市场上的一个整体性营销概念，它的失效、推移是很自然的。
何 平 ：
命名就是为了谈论的方便，不要太当真，最后能留下的还是单数单个的作家。你今天是90后作家，写不出能被大众或者文学史记住的作品，总不能你五十岁了，还说“我是一个90后作家”吧？就好像我们说寻根作家韩少功，那你得是韩少功，寻根这个前缀才发生意义。如果你没有写成韩少功，就剩了“寻根作家”这个名号，被别人以寻根作家来强调，真的有人愿意吗？而且以代际命名还有好处，“寻根”这种审美标签可以一直喊到老，但二十年后，你愿意人喊你“90后批评家”李壮吗？代际命名有利于优胜劣汰，吃青春饭只是一时的。
季 亚 娅 ：
回到这些词语被发明出来的那个原点，是先有“80后”，再有“70后”。印象中不停有人吐槽这种命名方式的懒惰，但是有一点，“80后”这个命名其实是立得住的，它所对应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明显特征，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铺开。“80后”当年的出场，享尽“青年写作”这个词语的红利，造成一种心理暗示，似乎每一代年轻人都应该有个文学“成人式”。其实并非如此，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有神秘的因素在，只有在变革和偶然的意义上，也就是占了时代的气运时，青年写作才有革命性的意义。“80后”当年赶上了出版影响力最后的余晖。虽然文学制度一直在呼唤新青年，以及每一代青年人总在谋求“造反”，但写作革命意义上的“青年写作”来不来，其实是时代说了算——是变革的时代需要变革的文学，“五四”启蒙与1980年代先锋文学都是如此。这其中文运背后微妙的时代背景、语境和运气，有人事也有天意。也只有在大时代变革的坐标系里，这些年代的年轻作家们才得以迅速经典化和赢得普遍喝彩。
因为“80后”这一命名的成功，之后惯性般出现的“90后”“00后”代际命名是否有效，恐怕就很难说了，毕竟谁也没法规定历史走向就得十年一变。说起来人们是多么短视和自恋，多么把身处其中的时代当回事啊，每代人都在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我同意你说的，在未来漫长的文学史里，几年、十年的均质时间差异会被抹平，反而是构成重要历史时刻的那些时间节点得到凸显，比如疫情前、疫情后；而即使是此时此刻，同时空的作家们，代际划分只应该是描述他们的一个变量，其他的因素，比如地域、背后的文学组织、教育背景甚至出身（比如那个略显粗暴的词语“二代”）等也应该被纳入考量。
杨 庆 祥 ：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当代文学史现在也没有用“青年写作”去命名莫言、余华、韩少功那一代人，但当时他们也是青年作家，也被一些批评家称之为“青年写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无法命名的时代的权宜之计，而且是一种理论懒惰的行为。如果你看我的文章，其实我很少将“青年写作”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来讨论，只是偶尔将其作为一个现象来陈述。所以我更愿意使用的是“新伤痕写作”“新南方写作”这样的命名和概念——这些命名虽然也需要认真进行界定，但比“青年写作”这样笼统的说法要积极得多。
孙 频 ：
对作家的代际划分最早出现在“80后”身上，二十多年前，尚且年轻的“80后”一经这样新鲜的叫法，便迅速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符号，这代人中的一部分也确实曾因这种文化身份而获得一些红利。此后代际划分进一步详细化，延伸至“70后”“90后”，因此，不同代际的作家被赋予不同的群体特征甚至文学特征。但二十年之后再重新审视这种对作家的代际划分，难免会感到这种划分的僵硬与省事，把同一年龄段的作家们划归到一个代际的圈子里，以十年作为界碑也难免粗糙简陋，使得年龄成为评判这些作家的最直接的标准，艺术成就反倒不如年龄重要。而在艺术领域里，年龄其实是最不重要的，有的作家二十多岁时就已经到达一生的巅峰了，却要被强行塞在一个由年龄做成的圈子里。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件极为个人化的事情，不可复制的出身、成长经历、原生家庭、教育，这些对一个作家的影响可能更大，而年龄，仅仅是一个粗略的参考，与艺术创作并无本质的关系。而且这样的代际划分也会给作家们一些心理暗示，让他们接受和认可了只属于他们这一年龄段的群体特征，不自觉地向这一群体性特征靠拢，从而伤害和压抑了自己真正的文学个性。文学想象本身就是辽阔无边的，还会随时代一起成长和变化，年轻人总有成熟和变老的一天，在一个作家漫长的成长中，这种以年龄为界碑的划分也只能是权宜之计。
郑 在 欢 ：
“魔幻现实主义”“肮脏现实主义”是以写作流派命名，“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是以写作时代命名，“青年”“几零后”肯定不是命名，几乎等同于商品价签，这种标签背后没有任何指向，只是站着一些面目不清的年轻人而已。唯一有指代意味的是“80后”，还是最先露脸的那一波，他们的出道伴随着商业包装的兴起和传统媒体的余晖，再之后的文学，就是另外的文学了。
《天南》做过一期青年作家，以1989年柏林墙倒为界，称1989年及之后出生的人为“钻石一代”，虽然笼统，但也有所指。以我的感觉出发，一个“90年”生的人，从小接触网络，紧接着就是智能手机，粗暴地称之为“赛博一代”，也算是一种时代共同体，或者再粗糙点，叫“千禧一代”，也不失为一种有效命名。而“青年”“几零后”这种叫法，跟文学潮流的关系几乎是零，造成这种苍白局面的原因只能是两个：一、青年们的写作实在乏善可陈，或者过于分散，不能给自己挣来任何一顶帽子；二、针对青年写作的探讨实在浮皮潦草，只是关注年轻这一显而易见又没有任何内容的自然现象而已。不管出于哪种原因，被归入“青年写作”都不算光荣。
三 三 ：
这个问题涉及我对“青年写作”概念的一点困惑：“青年”究竟是作为写作者年龄的限定（年轻人的写作），还是对于写作状态的限定（中早期的写作）？两种概念之间是否有暧昧地带？以“90后作家”为例，入场伊始，这两个概念是保持在同一个范畴里的，但往后很可能产生分裂。如今最年长的“90后作家”已过而立之年，但他们全都走出创作的青年期了吗？答案略。
不过，“过期”也未必值得忧虑，期限的设定不就建立在一种对未来将“过期”的预判之上的吗？凤梨罐头都会过期，更不用说青年作家。“几零后”命名法的研究客体既包含作者群像，也包含不同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对后者而言该方法是相对有效的。假如一个作者能顺利走出他的写作青年期，那么他就具备了纵向的研究价值，届时再变换研究角度与方法也不迟。
其实不论“青年写作”可能存在什么弊端，结合近年对同龄作者及更年轻一代写作者的不充分观察，我多少还是抱有热切之心的。当看到对谈问题是如此过度反省之时，我就觉得“青年写作”的未来更可信了一些……
问 9
在我个人看来，当下青年写作的总体格局是相对“散点化”的。此前《扬子江文学评论》杂志组织“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主题工作坊，大家各自举到的例子重合不多，而且看得出来，有些作家并不是每个人、甚至并不是参会的多数人都曾阅读过。前阵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评选，在初评提名环节也是票数颇为分散、提名分布颇广，到了后续环节、经过认真的交流讨论，才逐渐形成了共识。这是否意味着，当下青年作家中，还没有出现“吨位”足够大、足够具有代表性的个人？还是说，其实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青年作家样本已经存在（例如在“豆瓣”之类的平台上已经是著名作者或者“红人”）、只是还没有在我们的话语体系内获得相匹配的关注度？在这个层面上，“百舸争流”和“木秀于林”，究竟哪者更急迫、更重要？
何 平 ：
先得是好舸好林，然后才能谈争和秀。
季 亚 娅 ：
我感觉到了你对“吨位”的迷恋。也想起十几年前，青年写作者被韩寒们遮蔽时的焦虑。我在想，“青年”一词的价值倾向里，是否天然意味着多样性和反对齐一？或者说，如果一个时代的青年们有自己公认的领袖，他既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喜欢和召唤的，又是青年人自己认同和推举的，到底是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
我的观察是，现如今百舸争流可能是常态。相对于前代人强烈的精英共同体意识，今天好多人的态度是：对于历史来说，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不说那些大词，你和我一样，首先都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人就有具体的处境，初中辍学打工的郑在欢，他的感觉经验、认知判断，他的文学人物和地图，就不太可能和海归作家一样。“一代人”的思维很难描述现在的写作状态。“共识分裂”也发生在同龄人之间，我和朋友们之间经常意见相左，最初志同道合的人走着走着就分了岔，甚至我自己也在不断修正调整昨日之我。成为一个开放的人，让每个人的不同，去补充和扩展你的经验世界；去欣赏“百舸争流”的风景，去感受“木秀于林”那背后的时代风向，这可能是今天的我更愿意做的事。
所以今天如何定义主流意义上的“青年写作”，其实是如何理解和定义今天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来路和去处有无共识。先有这个定位，再来讨论青年写作能为这个时代的想象提供怎样的创造性话语。疫情会不会推动文化革新有待观察，目前可见的倒是青年群体正走向更为明显的分裂……你说的其他平台我赞成，你的“大吨位”很可能不是由传统文学来提供了，比如脱口秀，比如豆瓣红人、B站up主还有网络小说，这些算不算青年写作的样本？至少在受众群体上，它们能引发山呼海啸般的共情。
杨 庆 祥 ：
我个人认为“散点化”是对的，无论是从代际还是从群体的角度看，写作者都应该是“散点的”“流动的”，互相鼓励、支持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团结一致”。文学归根结底是孤独个人的心智活动。
孙 频 ：
如前面所述，我个人认为，现在的青年写作呈岛屿化，岛屿与岛屿之间基本是隔绝状态，偶尔有船只往来，也不代表主流，但不能否认，在时间的塑造中，在每一座岛屿上，已经出现了他们小圈子里的出类拔萃者，但是这些出类拔萃者也并没有呈现一种稳定与持久的状态，还在成长、变化、坍塌、损毁或顿悟的过程中，也许明天便会被更新的新人代替，而且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中，忽然跳出来一匹黑马也是经常性的事情，只是这黑马什么时候又会忽然绝尘而去，也不得而知。加上这代人的出生背景，独生子女偏多，其自我的程度远甚于前辈作家们，对他人的接受度和容纳度也更低，这也是岛屿化产生的原因。目前来看，要让所有这些文学岛屿联合起来融为一块新大陆的可能性还不是很大，岛民们在自己的岛屿上各得其乐，有着属于自己岛屿的语言环境、评判标准、尊严与价值体系，也容易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道中人，但是如果换一座岛屿，难免会有诸多不适应和失落，还难免在心中不屑，而这也是岛屿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至于岛屿之间如何演变，岛屿与大陆又何时能接轨，那是时间说了算的事情。
郑 在 欢 ：
最近几年，“东北三杰”的吨位还挺大的，但他们复兴的也只是东北文艺，好像不能代表更多了。而且据我所知，“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提法也是媒体行为，后来被文学界沿用，这也只是一个现成的地名加上一个万里之外的历史事件而已。所以这么一通说下来，好像又回到了开局的一盘散沙，那就姑且做散沙好了，各自精彩吧。
三 三 ：
“散点化”已经归纳得很准确了，也从另一层面论证了当代文学审美的多样性。
一群青年为什么要让一个青年来代表呢？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就能代表一个半温不火的作家吗？这种被“代表”的可能性在几十年前或许是成立的，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外文著作翻译进来，为我们的阅读谱系提供了充分的选择空间；此外随着媒介的发展，我们有各种渠道进行信息输入，每个人都走在不同却自洽的路上，依照适合自己的路径集中“修炼”。我相信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之下，会有不少横空出世之作，我已经做好了不时被惊喜到的准备。不必担心优秀的作者、作品没有得到相匹配的关注度，他们早晚会得到的。
另外，我认为“百舸争流”的现象是珍贵的。如果因为“木秀于林”或其他原因，大家都附和着那棵最受欢迎的树的模样去生长，那不是可怕至极？
附：提问者的话，或几条札记
（李 壮）
1.关于对谈的参与人。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试图让参与者织出尽可能广的覆盖面：就年龄而言，从“60后”到“90后”中间每个十年都有“代表”；就身份而言，既涉及相对传统的“作协/期刊”体系、也涉及高校系统、同时还包含相对独立的专业作家和自由写作者；至于风格，“正”“乖”“野”大致都有；当然，也有性别方面的对照平衡。这也正是我们在很靠前的位置上先设置了“自忆青年时代”话题的原因：不止是暖场，也是为了让大家顺利进入各自独特、具有差异性的年龄、身份、观念和立场之中——不同的角度是可贵的。我们想要的不是那些“正确”但显然已过于熟悉的话，那些话已经够多了。
2.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采取的讨论形式也并非“沙龙对谈”、而是更像“同题共答”。在这种形式下，我们将更容易看到：面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类型的人会怎么看、怎么想——以及，在表达上会采取怎样的修辞姿态和神情语气。如此，各自声音互不干扰，相同相异一目了然。
3.根据汇总后的整体情形来看，同和异都有一些。例如，在对当下青年写作“散点”“多元”样貌的指认（以及认可）方面，大家比较统一。到了“当下青年写作最让你不满意的部分”这类问题，就开始有些五花八门——答案的指向有总体的、也有很具体的；回答的风格有“思辨风”的、也有“吐槽款”的。这很好玩。有一点遗憾或许在于，“异”看起来还是不够多，至少没怎么出现针锋相对、答案相反的情况。许多共识甚至都谈不上“达成”，而是看上去早就在了、甚至已“躺”了很久。而我同时也在想，如果再进一步涉及具体的作家作品、风潮现象，互相针对的声音（至少是各自心里面互相针对的看法）是不是会忽然多起来？两种情形本身都极为正常，但若对照来看，是否又有可玩味的地方？
4.同样是为了制造“异”的空间，我有意识地把问题设计得有点“可怼”。有些问题我自己都想怼自己。例如：“‘青年写作热’是新潮流吗？”自怼1曰：“新吗？你自己在各种文章里每谈青年必提‘五四’的部分被狗熊吃掉了？”自怼2曰：“热吗？‘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幻觉在五个世纪前就已经消失了，但好像‘微信朋友圈是宇宙中心’的幻觉到现在还满地蹦跶。”我想，人往往在“怼”的时候比较容易有兴致。有兴致才容易说真话。在说真话的语境里，有价值的思想或表达才更容易出现。不仅是文学，你看看电视上的综艺节目，也多是吐槽类/吐槽环节比较精彩。
5.于是可以插播一条我自己的观点：今天文学领域的争鸣、争论、争议（我指的是在艺术上有效的那种）太少了。这个问题在青年写作这里或许隐患尤其大。“柔顺”对头发是褒义词，对写作则未必。有老师提到青年写作格局的“岛屿化”，借来一用：岛屿之间当然不必修高架桥搞一体化，大炮对轰也是连接之一种；真正怕的是“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把“各玩各的”无限扩大化、本质化。有老师提到“彰显和成立”，强调青年要成为“自为而创造的文学主体”。某种意义上，这几乎是整篇对话背后共有的背景音。而这种“成立”和“成为”，显然不是靠自己（一个人或一小圈人）就能舒舒适适玩出来的。它要靠碰撞、要靠摩擦、要靠看起来痛苦且尖锐的不断错位及不断榫合——与自我，与同行，与“运动的历史、社会、文化、文学”。
6.补充：前面提到一个词，“兴致”。或多或少，我觉得这个词在挠着当下文学（可能都不仅仅是当下中国文学）的隐秘焦虑。青年写作确实该提供这种东西。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提供“好兴致”可能比提供“好作品”还重要。“兴致”是教不来也学不来的，只能靠自己信、自己爱、自己长，因此也正意味着文学写作真正的独立与自由。今天的青年作家能不能写出伟大作品还可回头另说，最起码“兴”“气”和“劲”不能“失活”。
7.对谈的问题带有反思性。有的答题者也提到了这点。确实如此。原因之一，是我作为具体的问题抛出者，本身也还在青年行列之中（且不仅搞评论、同时也搞些创作），因此反思起来比较顺手也比较自然：人在其中、“抉心自食”，姿态和味道大概不至显得太怪异。原因之二，是肯定和鼓励的确也已经够多，在此已不必作太多刻意的重复。因此反思也包含着感谢、包含着致敬：我们的师长辈、兄长辈和整个文学生态，已经给予这一代青年作家很大的支持，使后辈的写作者暂不必声嘶力竭地“各各夺取它的生存”，能省些劲“呐喊”而放宽心“彷徨”，把青年的老“故事”继续“新编”下去——都是鲁迅梗，鲁迅先生也是爱青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