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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陶元庆:赠先生一束西湖梅
来源:北京晚报 | 王梅  2023年02月28日06:54

平淡无奇的叙述里,往往藏着伏脉千里的波澜。1928年1月3日,鲁迅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么一笔:“陶璇卿自杭州来,赠梅花一束。”陶璇卿即青年画家陶元庆。

就在一个多月前,鲁迅给友人的信中还提到了梅花:“杭州芦花,闻极可观,心向往之,然而又懒于行,或者且待看梅花欤。”杭州的梅花自古便有别样的神采,孤山梅花因梅妻鹤子的林逋而存于世,超山梅花的旧影里有雪地寻梅的吴昌硕。对梅花情有独钟的鲁迅,早年曾有一枚“只有梅花是知己”石印。这年,还有一个来月,就要立春了。此刻,西湖边的一束梅花带着没有消散的体温,从杭州来到上海景云里23号。“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人间繁花一路似锦啊,这是两个艺术探索者生命的温暖拥抱。

鲁迅喜爱的梅花笺,图片选自《北平笺谱》,鲁迅、郑振铎合编

鲁迅写在梅花笺上的书信

陶元庆为鲁迅设计的部分书籍

孙福熙说鲁迅“文学上的功绩,遮掩了艺术上的记录”,实非过誉之言。在北京鲁迅故居,保存着一张他当年改建新居的手绘设计图,我们熟悉的北大校徽、憨萌的猫头鹰,都出自鲁迅的画笔。他非凡的天赋和才华,不只在字里乾坤挥笔纵横江海,他还有极高的审美趣味,好抄习古碑、收藏拓片笺谱、设计书刊封面、倡导木刻版画。难怪他有底气如此自陈:“过去所出的书,书面上或者找名人题字,或者采用铅字排印,这些都是老套,我想把它改一改,所以自己来设计了。”在发轫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书籍装帧艺术的探索实践中,鲁迅是引路的先觉者。

上天眷顾了两个艺术上的同道人。1924年12月3日,陶元庆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这天,小鲁迅12岁的陶元庆在好友许钦文陪同下,登门拜访了鲁迅。两人合作肇始于鲁迅的译著《苦闷的象征》,陶元庆为该书创作了一幅封面画,鲁迅盛赞“使这书被了凄艳的新装”,它被业内视为“首创了新文艺书籍的封面画”。《彷徨》问世时,很多人看不懂封面所绘的寓意,嘲笑陶元庆连太阳都画不圆。品位、眼界独到的鲁迅,却对此大加赞赏:“《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

陶元庆很幸运,遇到了珍惜自己的人。身处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大变局时代,鲁迅在《木刻纪程》里表达过一个鲜明观点:“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陶元庆的绘画正涵容了这种东西方激荡的气韵意象。鲁迅极欣赏陶元庆的才华,不仅亲临陶元庆画展,还为展览作序,向大众介绍其艺术成就,评价陶元庆的画“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有中国向来的魂灵”。

鲁迅也很幸运,找到了艺术上相契共鸣的人,他在陶元庆面前,宛若一位“迷弟”。书信往来中,一个率真坦诚的鲁迅跃然纸上。“很有些人希望你给他画一个书面,托我转达,我因为不好意思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都压下了。”他无法掩饰内心的期许:“我很希望兄有空,再画几幅,虽然太有些得陇望蜀。”

陶元庆为鲁迅创作了《坟》《彷徨》《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中国小说史略》《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工人绥惠略夫》等著译的书面画。它们的出现,在当时开了一个语惊四座的新境,在今天依然令人惊艳。我好奇地想,为什么鲁迅和陶元庆成了艺术上的知己?答案或许就在鲁迅《热风》里的这段话:“进步的美术家,——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彫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这两年,我开始重读鲁迅,隔三差五把年谱、日记和著作拿出来读一读。那个时代的人所留下的,我们还能常读常新,鲁迅是第一个。这些寂静文字沉默在书页里,依然有着穿过人心的力量。在B站,鲁迅被UP主们以“rap鲁迅”、“鲁迅体”等各种方式复活着,没有人生来就是真的猛士,这个爱下馆子的美食家、懂穿搭的时尚达人、写情书的恋爱直男,也彷徨过、绝望过、挣扎过、煎熬过。

1926年,鲁迅已是45岁的中年人了。上年发生了“女师大风潮”,鲁迅因支持学生而丢了教育部的官职。这一年,又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死了很多人,连同鲁迅的学生。在友人帮助下,鲁迅先后移住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避难。社会上还流布着有关鲁迅与许广平的流言和攻击。1926年8月,鲁迅离开了工作、生活了十四年的北京。这是他极为动荡不安的一年,他辗转于北京、厦门两地,后来又去了广州。他生命最后九年的锋芒,都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朝花夕拾》便是鲁迅在流离转徙中完成的。前五篇作于北京的寓所、医院和木匠房中,后五篇则是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楼上。在九月的厦门,面对大海,鲁迅提笔续写的第一篇便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九年后《故事新编》行将出版。序言里,鲁迅笔锋萦回,重提1926年在厦门的情景:“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我读此,不由被海边石屋里挥笔成行于纸笺的身影惊愧,原来以前根本就没有读懂过它。

就如这百草园,我去过好多次,它真的就像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里说的那样,百草园实在只是一个普通的菜园。周作人还说,园子里还有一片废地、一个马桶池以及一座瓦屑堆和四五口粪缸。要知道,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里是一个多么神奇而充满童趣的乐园。自1919年鲁迅回绍兴变卖祖屋,接走了母亲及家眷,他再也没有回去过。这次,他“重返”故园,一改以往的风格,以罕有的温煦之笔,重提往事,乃至时隔九年后,又旧事重提。该是怎样情形,叫人如此意难平?

令我感念的,还有陶元庆为《朝花夕拾》作的封面画,文字所蕴含的,被画笔赋予了形与神。亭园里一丛一丛草木密缀,一白衣女子走在亭园分岔的小径,怀抱一条残枝,枝头上的花儿已经谢了。画面满目明黄,浓烈如曙日照耀大地。萧瑟的残枝和灿烂的色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画言心声,这样的画里有份相知与懂得。百草芬芳出自孤独的独醒者的灵魂,即便于绝望的黑夜里。正如希望的曙日来自黑夜里的长歌,冬末的萌芽正在悄然生长。这不啻心灵的映照,在《华盖集续编》,鲁迅说:“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

在鲁迅的书信、日记,以及钱君匋、李霁野等人的回忆文章中,留存了诸多和《朝花夕拾》有关的细节,其中有一封书信谈及《朝花夕拾》的印刷,在信尾鲁迅特别交待:“该书第一页上,望加上‘陶元庆作书面’字样。”

1926年,陶元庆正在浙江台州执教。这年他照着鲁迅寄给他的照片,为其作了一幅炭笔素描像,它成了鲁迅最喜爱的一幅肖像画。画中的鲁迅,神似胜于形似,那特有的精神气质,陶君也是真懂先生的人啊。鲁迅收到陶元庆寄来的画作后,去信说:“给我画的像,这几天才寄到,去取来了。我觉得画得很好。我很感谢。”还在信中向陶元庆询问挂画事宜:“画面上有胶,嵌在玻璃框上,不知道泛潮时要粘住否?应该如何悬挂才好,便中请示知。”

假如陶元庆没有英年早逝,他和鲁迅一起,不知还会出多少神品佳作来。1929年1月4日,鲁迅日记里再一次出现赠花记录:“留陶璇卿所寄赠之花一束,书面一帧。”雪季寄花,大概这回还是梅花欤。

生命无常,这却成了陶元庆最后一次向先生表达敬意,不久陶元庆病逝于杭州。杭州,是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后的第一个工作地,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的他,经常带学生到孤山、葛岭、北高峰、玉皇山一带采集植物标本,足迹踏遍了杭州的山山水水,他还曾有过编一本《西湖植物志》计划。是夜,“起然烟卷觉新凉”,阅到陶元庆生前所赠《陶元庆的出品》画集,许是年青的相貌又在眼前浮现,鲁迅在画集上不禁伤情地题曰:“此璇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晞,留此为念。乌呼!”

“永眠于湖滨”的陶元庆无法知晓的是,他为《坟》创作的封面画,成了永恒的纪念。自他离世后鲁迅又出版了10本杂文集,封面装帧全都由鲁迅自己设计了。他还无法知晓的是,鲁迅为他这位小辈亲自拿出了300大洋,托人在西湖边的玉泉买下冢地,建了元庆园墓。上世纪二十年代,300元不是一笔小数目,鲁迅买下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出资为800元。这处小四合院,即现在的北京鲁迅故居。

那幅炭笔素描像,如今就挂在北京鲁迅故居南房会客室的墙上。近百年过去了,总有值得的东西留下来。那年,春天将要来临,它是一束盛开梅花,在温暖的目光里绵延。时光之所以值得铭记,就因有那么几个这样的瞬间,没有什么精致仪式,也没有什么特别安排,最真的情义,恣意奔涌的才华,赤诚肝胆的相照,是如此叫人难忘。那时,有很多与大先生同行的青年,命运将他们安排在乱世里活着,他们找寻六便士,也找寻月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生亦有幸,生在了有鲁迅的时代,他们与先生声气相投、忧乐与共,将先生安放在文字里的那份浩茫心事、他关注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的悲悯,以另一种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向世人呈现出来。

这些中国向来的魂灵,就在远处的山巅,他们的理想、抱负、生活的热情,直到今天依然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