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诗人沈苇赞同里尔克所说“只有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验灵魂的强度和载力”，所以大学毕业,诗人沈苇义无反顾远行新疆，是青春期行为,也是因为边疆无法抵抗的诱惑力。

三十年间，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写新疆，诗歌、散文、旅行手册、文化研究……2006年初访沈苇时，他说，想写出一个“立体的新疆”，以后有可能的话还想写有关新疆的小说、童话等。

三十年后，沈苇又到故乡，生活在杭州，供职于高校。如果说当初离开，是为了蒸发掉一个“水乡人”身上多余的水分，如今沈苇的归来，则是为了保持自己身上最后的水源和水分，不要让自己蒸发到干旱、干涸。

游子归来，重新发现江南。这几年，沈苇双管齐下创作《诗江南》和《论诗》两部诗集，前者是“返回根子的诗”，后者体现了理论的自觉。他的写作也从“新疆时期”进入了“江南时期”……

——楔子

大学时期，艾略特和波德莱尔帮助他

摆脱了浪漫主义“泥淖”和感伤主义“迷途”

舒晋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沈苇：1983年至1987年，我在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大学四年，主要在写小说，到大三大四，读到艾略特《荒原》、波德莱尔《恶之花》等作品，大开眼界，对诗歌的兴趣日增，开始尝试写诗，对诗歌的理解也完全不同了，以前只知吟哦徐志摩、戴望舒等，外国诗歌也只读普希金、雪莱、拜伦等人的作品。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小说观念也大变，几乎是颠覆性的。大学毕业后，去了新疆，就彻底转向了诗歌，只写过两三篇小说，当然还写了几部散文集。所以，我对自己30多年写作生涯的自我评介是：一个持续的诗人、一个未完成的小说家、一个额外的散文作家。

舒晋瑜：能否谈谈您早年的诗歌训练？早期走上诗歌创作之路，对您影响最大的诗人诗作有哪些？

沈苇：大学时期影响最大的还是艾略特和波德莱尔，他们帮助我摆脱青春期深陷的浪漫主义“泥淖”的和感伤主义“迷途”。波德莱尔是第一个“象征派”，他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发端；波德莱尔对“恶”和“丑”的洞察可谓惊世骇俗，有一种绝对的人道主义在里面，他的“病态”与歌德的“健康”有着同样的高度。艾略特的《荒原》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记得当时是乃生向我推荐的，他现在已不写诗了，《荒原》对我是振聋发聩的，然而消化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还有艾略特晚期的《四个四重奏》，一首登峰造极的“时间之歌”，你再读读他《空心人》的结尾：“世界就是这样结束的：/不是砰然一响，而是呜咽一声。”这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声音”了；艾略特的“去个人化”对我影响至今，地域性写作我也是主张“去地域化”的。后来还有里尔克——大学毕业一年后，1988年秋天，我带了不多的几本书，坐三天四夜的绿皮火车远行新疆，随身带的有一本德国诗人霍尔特胡森写的《里尔克》，三联书店出的小32开本，这本传记精彩极了，我在里面读到里尔克的一句话：“只有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验自己灵魂的强度和载力。”眼前豁然一亮，从此就爱上里尔克，这句话对我的新疆30年，一直是莫大的激励，可谓终生受用。

舒晋瑜：诗歌发表开始就很顺利吗？文学的伯乐是谁？

沈苇：刚开始，自然挺难的，主要“发表”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大学期间，只在地方内刊上发表过小说和诗歌。浙师大求学的最后两年，我和陈旭光等同学一起编《黄金时代》，他是主编，我是副主编，《黄金时代》是当时全国不多的几份铅印的大学生文学刊物（大多是油印的），在华东一带大学生中影响不小。我的诗歌写作起步较晚，19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基本没有参与，也看不太明白那么多的“流派”和“思潮”，有点蒙在鼓里，诗歌写作是到新疆后才真正开始的。说到处女作，是初三时曾祖母给我讲的两个民间故事，我经过整理改编后发表在《湖州报》上，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像模像样发表的一首诗歌处女作，当属一百多行的小长诗《故土》，第一次返乡探亲在老友舒航的单身宿舍里写的，几乎一气呵成，1990年参加河南《大河》诗刊举办的首届“大河杯”全国诗歌大奖赛，获第一名。当时，蓝蓝在《大河》当编辑，记得是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并寄了300元奖金。这笔钱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用它买了一套台湾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全集》，共65本，从普吕多姆收录到米沃什。说到文学伯乐，各个时期都有帮助过我的好人，知遇之恩，感念在心。最大的文学伯乐，是新疆大地。感恩那片伟大而多元的土地——启示录般的亚洲腹地曾经收留过一位闯入者、漂泊者和异乡客。

用30年做了一个长梦

“在异乡建设故乡”试图成为“他乡的本土主义者”

舒晋瑜：为什么选择新疆？

沈苇：一种青春期背井离乡的冲动，然后付诸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喜欢大城市，那时的青年、特别是文学青年，对边疆充满无限的想象、神往和热爱。1980年代把我们这些喜欢往边疆跑的文学青年称为“盲流”——“盲目流动的人”。我到新疆时，杨子、北野、朱又可等“文学盲流”已比我提前一步到了，后来他们却比我早一步离开了新疆。再者，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江南人——我出生的村庄在运河边，老家湖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我身上与生俱来的水分太多了，要去新疆沙漠把自己身上多余的水分蒸发掉一些……

舒晋瑜：《新疆词典》《新疆诗章》……您写了很多关于新疆的作品，能否谈谈您在新疆的创作状态？

沈苇：新疆时期出版的20多部诗集、散文集、文化研究著作等，大多与新疆有关。诗歌写作是持续的，没有中断过。阅读也发生了变化，关注点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转向对新疆多民族文学、地方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深入研读，史诗、方志、野史、民歌等，推而广之也大量阅读中亚西亚文学。而且渐渐地，将“阅读”与“漫游”结合起来了。1999年出版的读诗随笔集《正午的诗神》是对西方文学的“拿来主义”（2018年修订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而2001年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撰写新疆第一部自助旅行手册《新疆盛宴》，则是对新疆大地的大面积漫游和“系统阅读”。半年多时间，我走遍天山南北，行程两万多公里，记了二十多个本子，拍了一百五十多个胶卷，“行万里路”之大不亚于“读万卷书”。此后，陆续写了几部散文集，如《新疆词典》《植物传奇》《喀什噶尔》等，还写了国内第一部“诗歌县志”《鄯善 鄯善》。散文随笔集中，《新疆词典》最有代表性（200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201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增订版），111个词条，10种左右的文体，可以对应新疆的丰盛多元。

舒晋瑜：诗集《新疆诗章》、散文集《新疆词典》和自助旅行手册《新疆盛宴》被誉为跨文体“新疆三部曲”。新疆对您的生活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沈苇：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对我个人而言，将是恒久而深远的。“诗和远方”这句话，现在太流行了，凡是太流行的东西，文学都要反对。如今听到这句话，我会起鸡皮疙瘩。但一个人与“远方”的相遇，会化为自己的内心图景，绵延不绝，它就在心里，再也不会丢失。正如故乡、语言、死亡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现在我回到了南方，却感到自己还随身携带着一个“远方”，常为那片土地牵肠挂肚。30年像梦一样过去了，我曾用30年时间“在异乡建设故乡”，试图成为“他乡的本土主义者”，也用30年做了一个长梦，人生如梦，西域似幻，它已经内化了，化作我灵魂的一部分了。

舒晋瑜：您和新疆的诗人作家往来多吗？您愿意如何评价诗人昌耀？

沈苇：往来很多，各民族作家都有交往。新疆从前是47个民族，现在因为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迁居、融入，已有52个民族。少数民族文学是新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在西北，昌耀先生在世时，却一直没有机会与他见面，这是我此生很大的一个遗憾。1995年，我的第一部诗集《在瞬间逗留》出版后，昌耀写过一篇评论《心灵率真的笔记》，发表在我曾主编的《西部》的前身《中国西部文学》（1996年）。我至今珍藏着昌耀先生的手稿，文章写在方格稿纸的背面，铅笔字，淡而内敛的笔迹。昌耀先生是2000年3月23日去世的，应《南方周末》之约，我3天后写了纪念一篇文章《大荒中的苦吟与圣咏》，周涛也写了一篇，《南方周末》组合我俩的稿子整版刊发，这大概是国内最早的纪念文章了，有意思的是却出自两个新疆人之手。昌耀去世至今，他的影响力还在上升，这是一位活在我们中间、并将继续活着、还将活在未来的诗人。国内研究昌耀的人不在少数，耿占春、燎原、张光昕、程一身、马钧等都写过很好的专著、传记或长篇专论。昌耀后期写了一批散文诗，孤独、忧郁、悲怆，质量很高，但关注的人比较少，我常给写散文诗的朋友说，要向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鲁迅的《野草》和昌耀的散文诗学习，但能听进去的人不多。

新疆是“翅”，江南则是“根”

他写的是归来者的诗，寻找自己生命之源、文化之根的诗

舒晋瑜：在新疆生活工作了30年，2018年年底重返江南，是什么契机？

沈苇：三十年前，一个水乡人感到自己身上的水分太多了，要去新疆沙漠蒸发掉一些，三十年后，这个水乡人感到蒸发得差不多了，再蒸发下去就有变成“木乃伊”的可能，于是百感交集地回来了。返乡前一年，我父母发生了车祸，虽没有危及性命，但成为我决定回来的关键因素。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我二十三岁离开他们，也是一种不孝。趁他们还健在，多一些时间陪伴他们，做做饭，说说话，一起在村里种菜……也是人生的一种补偿。

舒晋瑜：《诗江南》是您重返江南后为自己第一故乡创作的首部诗集，分为“故园记”“诗这里”“漫江南”三辑。这时，距离您写杭州的第一首诗《在西湖鲁迅雕像前》（1986年）已经过去36年。再写江南，是怎样的心情？

沈苇：我希望通过《诗江南》的创作，写出一种返回根子和根性的诗。新疆时期，我也没有彻底放弃江南题材的写作，譬如诗歌中的《故土》《庄家村》《清明节》《为植物亲戚而作》等作品，散文里的《江南六镇》《水晶宫与破房子》等，都有较广泛的传播度。生活在西部，对故土难于“断舍离”，但写作是断断续续的，作品数量不大，不成规模。重返江南后，得以静下心来，全神贯注地去拓展这一主题。新疆是我的“翅”，江南则是我的“根”。我写的是归来者的诗，寻找自己生命之源、文化之根的诗——“返回根子”就是“返回源头”。《诗江南》有地域性，或者说一种鲜明的“江南性”，但通过“去地域化”的努力和自觉，去抵达诗的普适性。我在诗集自序中说，“曾经，我逃离一滴水的跟随，却被一粒沙占有。30年足够漫长，却转瞬即逝。而现在，我要做的是，用一粒沙去发现一滴水，用一片沙漠去发现一条运命之河，用海市蜃楼去拥抱江南的山山水水……或许，我还可以用一双沙漠木乃伊的魔幻之眼，去重新发现江南……”

舒晋瑜：回到杭州进入“江南时期”，在浙江传媒学院任教并成立沈苇工作室。能否谈谈这几年的生活和创作状态如何？

沈苇：回来已4年，经过了一个调适期，已进入一个比较好的创作状态。现在，每天基本上不是在读，就是在写。阅读和写作，已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浙江传媒学院是一所年轻而有活力的高校，对文艺创作也十分重视。学校给了我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读与写，是我热爱的生活方式。我平时给学生上课，讲丝绸之路，讲诗歌。这几年，我也走了长三角特别是浙江的很多地方，重新认识这片我“出发”与“回归”的土地。

舒晋瑜：南浔、塘栖、西塘、乌镇、周庄……《诗江南》中收入很多写江南小镇的诗，和之前写新疆之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创作的差异，对诗人来说应该是特别珍贵的吧？

沈苇：诗歌本身就是“大”与“小”的混合体，一味求“大”，容易大而无当，一味求“小”，也是一种拘泥。在地舆和象征上，新疆是“大”，江南是“小”。你提到的几个江南小镇都很有特点，譬如南浔的中西合璧、乌镇的主题公园式、西塘曾经的原生态，相互之间大同小异，但这个“小异”还不小。小镇虽小，但五脏俱全。我大概在新疆的“大”中呆久了，现在对“小”的事物越发有兴趣了：小镇、小村、小路、小河、小鸟、小树、小草……江南充盈着“小”，所有具体、细微、值得珍视的“小”，构成了江南之“大”，构成了广义的“大江南”。诗是“大”与“小”缔结的同盟，它打破个人与他者、世界的边界，悲欣交集，雌雄同体，主客冥合……对我个人来说，诗还是“远”与“近”的混合体，如何做到真正的“南北交融”，是我一直在期待并追求的，有咫尺天涯，还有天涯咫尺，人还有南人北相、北人南相呢。鲁迅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北人与南人》），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两人都在地理和文化上论述了一种大势。倘能将鲁迅所说的“厚重”和“机灵”、梁启超所说的“气概”和“情怀”有效结合起来，化为己有，化为自己的个性与风格，无疑，对于我们今天的写作，对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都将是一种重要的提升和超越。

舒晋瑜：2022年6月1日，您的诗集《诗江南》荣膺第二届“屈原诗歌奖”。您对屈原有怎样的理解？

沈苇：诗经和楚辞，代表了中国诗歌南北两个伟大的传统。正如“言志”与“缘情”，代表了中国古典的两大诗学观，彼此依存、交融，有时又充满冲突。屈原是第一位将“言志”与“缘情”完美融合的诗人，留下哀伤、幽思而华美的诗篇，成为我们的精神源头之一。只说浪漫主义，是把屈原简化了，《离骚》中还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玄幻文学、博物学、音韵学等等，屈原是一种“融”和“荟”。“诗言志，歌永言”，屈原其实是一个抑志者——志抑而言志，“发愤以抒情”，加入澎湃的缘情。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实名制诗人，站在我们精神源头的巅峰诗人。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当代和当下的诗人，我们血脉、基因和身边的诗人。

诗歌从来不是分行的论文和论述

“以诗论诗”也不能变成象牙塔里的沉思默想

舒晋瑜：能否谈谈《论诗》？为什么采取以诗论诗的形式？

沈苇：《论诗》已写了300余首，都是4行至10行的短诗，第一部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文论诗”，在中国传统中历史悠久，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是开创之作、经典之作，而“以诗论诗”这个新体制，则为杜甫首创，这里指的是他的《戏为六绝句》，还有《解闷十二首》也属此例。唐末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比较系统化的“以诗论诗”，但今天我们主要将它归于古典文学理论。宋苏轼、陆游、杨万里，金元王若虚、元好问，明方孝孺、王士祯，清袁枚、洪亮吉、龚自珍等，都写过论诗绝句。其中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体量最大，质量最高。杜甫和元好问，无疑是“以诗论诗”的高手、高峰。在西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有一个“以诗论诗”的显著现象，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等，都写过这方面的作品；现代主义之后，从波德莱尔、瓦雷里、里尔克到奥登、博尔赫斯、希尼、斯奈德等，都有过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感应》（又译《应和》《通感》）直接“以诗论诗”，认为诗人是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中介（惠特曼说是“和事佬”），各种感觉在宇宙中交融、统一，“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从而可以汲取“普遍的一致的迷醉”。

舒晋瑜：《论诗》已经写了300百多首，为什么会有这么喷薄的诗情？

沈苇：白话文运动之后，我们古典的“以诗论诗”传统没有很好地承继下来并加以光大，这令人有些遗憾。现代文学中，出现过零星一些篇什。到了当代，也未见有关此类的专著。前些年袁行霈先生写过《论诗绝句一百首》，评述历代诗歌和诗人，仍采用七绝形式，主要以今天视角向古典传统致敬。陈先发的两卷本《黑池坝笔记》十分出色，主要是断片式的随笔体，有不少诗歌体，也就是说在“以文论诗”中加入了“以诗论诗”。“以诗论诗”可以涉及诗歌写作和诗学问题的许多方面，也关乎诗人的身世、境遇、性情等，在今天，可视为一种“元诗歌”。这些短制，已持续写了两年多，与《诗江南》是“双生”，互为镜鉴与激励，它们大多写于杭州钱塘大学城和湖州庄家村，有的写于外出旅途，甚或航班、会议间隙和疾驰的高铁、汽车上。写作过程是愉快的，诗句常常突如其来，好像在主动寻访一位写者、召唤者，但我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看作“灵感”的眷顾与莅临。我一直认为，诗歌从来不是分行的论文和论述， “以诗论诗”也不能变成象牙塔里的沉思默想。即便以诗歌样式去论诗，除了思想性，还要有必要的可读性。与此同时，情感、张力、感性、具象、细节、语感、口吻等，都是一首诗（哪怕只有短短几行）不可或缺的要素。我的“以诗论诗”，更接近“诗之思”与“思之诗”的混合体，一种瞬息化凝固下来的个人“正念”。

舒晋瑜：学者敬文东认为，“《论诗（内置）》恰可谓沈苇以新诗论新诗的总纲、方法论和整体思路，甚至还是诗集《论诗》的结构原型。”他注意到您用暗示、类比、隐喻、双关等纯粹诗的步伐、诗的气息和诗的口吻，去论述新诗该有何种颜值、腰身、纹理与心性。您如何看待他的评价？

沈苇：敬文东是一位博览群书、具有旺盛原创力的学者、诗评家。几年前我还读到过他的一个10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韦小宝自述》，接近于小长篇了，其强大、娴熟的叙述力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彻底惊艳到我了。唐晓渡、耿占春、陈超是中国50后诗评家中的“三剑客”（陈超兄纵身一跃离开这个世界，不觉已八年了），敬文东是60后诗评家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序言，自然是内行之言，也是知己之言。他说我“愿意迎难而上，试探着为新诗赋予谈论新诗的能力”，《论诗》是“一个体量宜人的决心”，我深以为然。

舒晋瑜：您的诗学主张是什么？

沈苇：我不赞同思想的定势和固化，所谓“主张”，也主要是对自我的提醒与警策，况且每个年龄段对诗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诗，是语言的行动，是布罗茨基说的“道德保险柜”，我认为还是人类美善之心和求真之心的保险柜；诗，是对虚无的反抗，是诗人终于在虚无中抓住的那么一点光；关于诗是“言之寺”的说法，也同样精彩、精辟——你把汉字的“诗”拆开，一边是“言”，一边是“寺”，这样，诗就是语言的寺庙了，写诗的人呢，则是语言寺庙里的和尚和尼姑，一群人在里面修行，有的人变成了假行僧、花和尚、疯和尚，有的人勤奋、悟性高、修得好，最后修成了正果。诗与人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从时间眼光和品质要求来看，写诗的这群人，大约如此——诗人也是“寺人”。

舒晋瑜：您希望成为怎样的作家？

沈苇：一位白发苍苍还在继续成长的作家。

关于阅读。活人的书正在经历死亡、淘汰的过程

只有“少数”能够活下来

舒晋瑜：《书斋与旷野》中，收入“关于阅读”一文。您愿意回忆下自己的童年阅读吗？

沈苇：我出生在农村，家里没有祖传的藏书，童年的阅读是苍白的、可怜的，家里只有几本连环画，还有一些报纸。中学图书室有藏书，主要是唐诗宋词、删节本四大名著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记得初三时，我偷过父母亲的一块钱，用0.98元买了一本司汤达的《红与黑》。去年在乌镇戏剧节上观看孟京辉执导的话剧《红与黑》，一边看一边心生羞愧，这是我唯一一次偷拿家里的钱。到大学，才打开了阅读的缤纷世界。

舒晋瑜：您好像认同台湾作家王兴文“浏览不是阅读，快读等于没读”的观点？那么您的阅读基本都是慢读？能否谈谈您的阅读方法？

沈苇：我们已进入一个“泛阅读”和“浅阅读”的时代，所谓“泛”和“浅”，就是丧失了“读书—读书籍”那种凝神专注，茫然四顾，是一个24小时充斥各类信息的世界，资讯泛滥，影像过剩（特别是图片、短视频），看上去人人都是见多识广，其实大多数人都在一个自缚的“茧房”……我们伟大的汉语在退化，年轻一代的汉语能力、书写能力，堪危！审美、对语言的敏感也在退化。我们号称年人均读书是4本，其实3本多是教辅材料。以色列人呢，年均65本。2009年我去过以色列，听说了一个故事：孩子周岁礼时，父母拿来一本《圣经》，封皮上滴几滴蜂蜜，然后让孩子去亲吻，孩子自然要去舔蜂蜜、吃蜂蜜，这样，从小就在孩子心里留下一个深刻记忆——“书是甜！”这个周岁礼十分了不起，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还有一件事，我住在加利利湖边，湖边有许多墓地，墓地里大多放了书，我很惊讶，就问当地作家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啊，墓地是要放书的，如果我们的先人半夜醒来没有书读，会生气的，这怎么行呢？！所以就读书这一点，我对以色列人十分佩服。王兴文说“浏览不是阅读，快读等于没读”，也说得好，他所说的“慢”，是对“泛”和“浅”的有效抵御。他写作也慢，每天只写三五百字，有一部长篇居然写了二十多年，还主张一生读50本好书，但要反复读。至于阅读方式，我个人主张“粗读”与“精读”结合，特别是曾经影响过你的经典作品，要重读，过几年就读一次，每个年龄段对同一本书的感受和理解是有所不同的。还有，把外国作家、中国古代作家当作当代作家、你认识的或身边的作家来读，这是一个诀窍，会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舒晋瑜：对于如何处理家里的藏书，您是怎么做的？去新疆时，您带了哪些书？离开新疆，三十年的藏书又是如何安顿的？

沈苇：如何处理家里的藏书，是困扰许多老年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家有数千上万藏书，子女不一定喜欢读书；送给图书馆，图书馆的人说书已经爆满了；弄不好自己死了后，不肖子孙们会把它们当废品处理掉。所以他们很是苦恼。我曾呼吁我们每座城市建一个“书的公共墓园”，使这些书有一个好的归宿，国家不妨再设一个“书的清明节”，每年这个时节我们去祭扫先人墓时，顺便去祭奠一下这些封存的、不被阅读的书，酣畅哭一回，即便流出一点“鳄鱼泪”，也是好的。我去新疆时，带了不多的几本书：《红楼梦》《唐诗三百首》《歌德谈话录》《百年孤独》等，还有前面说到的霍尔特胡森写的《里尔克》。新疆30年，积累了一万多册藏书，去年搬家时，淘汰了感觉不会再读的三分之一左右，运回来了100多箱书。

舒晋瑜：您有怎样的阅读习惯？现在也仍保持着睡前阅读诗歌的习惯吗？有哪些诗人诗集是您的“枕边书”？

沈苇：现在只要有时间，我会较快进入阅读状态，无论在家、工作室还是旅途上。至于“枕边书”，跳跃性很大，昨天是欧玛尔·海亚姆，今天是阮籍、汪元量，明天可能是朋友出版的一本新诗集了。

舒晋瑜：在高校，您是否经常和学生交流阅读感受？或经常向学生推荐图书？

沈苇：经常交流，不管学生听得进去还是听不进去，总之反复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即便自言自语也不要紧。不必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简单扼要地说，你读什么样的书，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我开了两门公选课：《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赏析》和《丝绸之路上的植物文化》，给学生推荐的书目，不只是诗歌和文学，还有许多文化类的。阅读要尽量杂一些，有效性却源自于“精”。

舒晋瑜：在写作过程中， 是否不断要从书中需求帮助？

沈苇：不是帮助，是助佑——帮助和保佑。毛姆说“阅读是一座我们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既然是“避难所”，就有保佑功能了。好的文学和诗歌中，都有一个“天使”，或者说有“天使的声音”和“强烈的存在”，藏着一个里尔克意义上的“天使”：“谁，倘若我叫喊，可以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其中一位突然把我/拉近他的心怀：在更强烈的存在之前/我将消失……”（《杜依诺哀歌·第一哀歌》）“天使”把我们拉近，进入他的“心怀”，并使“主体”消失——阅读和写作一样，都使我们摆脱“时间在场”的焦虑和困扰，使时间变成一个“不在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