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2年，不断重读的书仍然是《史记》，时常读，才能明白何为中国，何为天下。但人们往往误读，尤其百年以来人们用西学洗释中学之后，对《史记》的理解就形成了诸多偏见，或误读，或盲点。

今只说三点。首先是天人关系。司马迁的《史记》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何谓天？何谓天人关系？何谓天人合一？已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它还牵扯到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牵扯到何谓天道？何谓道？人道从哪里来等等。天的丧失，是百年以来中国人信仰中间的一件大事。丧天，世间则天理不存，人则无法无天，于是，人就只能谈社会学，成功学，私人学。所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古老的概念就难以解释，而且可能会如老子所讲的那样：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史记》里有一篇文章至关重要，即《天官书》，讲的是上古世界传承至汉代的天文学知识与理论，这篇文章讲的正是天人关系的本质问题。据清朝一位学者统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天文学著作。这是否意味着在司马迁之前没有天文学呢？其实不然。司马迁在另一篇文章《太史公序》中讲得很清楚，人类最初没有文字，都是用形象来记述，其中星象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所以用星象来标识时间和空间，《河图》《洛书》以及《易经》其实都是这样朴素的世界观、方法论的体现。他的先人是天官，就是观察和探索星象与人类关系的人，后来在周代时失去天官之职，沦为史官。但是，司马迁家继续了天官之学，所以他的学问不仅仅是历史的流水账，而是在相互印证天人关系。这揭示了他的学问与后世史家的本质区别，也揭示了他的史观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还是天道的运行史。所以后世史官无法与他相提并论，他们只记述帝王将相之史，而将天道摒弃了。没有天理，人间哪里还会有正义？

那么，天道是什么？真的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玄幻吗？是不可论的吗？非也。司马迁虽不能像孔子那样对《易经》有通解，但他关于天文的家学远在孔子之上。他对“天”第一次作了明确的解释，即宇宙、星空、星云，但又非人们所眼见的那样渺茫。“天”是由无数的先贤与圣人经过难以计数的岁月“发现”的，描绘的，而且也是在无数的岁月中被印证了的。是否可以说是上古人类的科学世界观？这个“天”对地球无时不刻地发生作用，比如太阳、月亮和太阳系的五星，比如各种彗星和北极星、北斗七星等等。那时候司马迁不明白这些星辰是什么样的物质存在，但今天的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告诉我们，地球是太阳系中的一颗不大的星星，是银河系里一颗微尘一样的存在，但它们都按一定的规律在运行着，也就是有道可循。银河系或太阳系里某一颗星辰与地球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或突然造访地球，地球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生物大灭绝，抑或生物大爆炸。故而说，地球上的海啸、地震或干旱等现象，并非地球独自产生的，而是星球之间的作用产生的，这正是司马迁的先人们和人类那些上古时代的圣人们研究的事情。他们可能只看到月亮悬挂在天上的模样，但他们一样发现了月亮运动的规律，太阴历就这样产生了。今天的天文学靠航天飞机或各种仪器可以看到月亮是什么样子，并且能算出它与地球的大小，他们还发现了古人没有发现的无数恒星和行星，但是，他们的发现只是量的无限扩张，并没有一套对地球和人类产生效应的理论，而上古圣人讲述的那些星星足够用了，还产生了天文理论，这个理论正是上古人类发现和总结的“天道”。

从天道出发，司马迁对中国或天下的地理进行了天地合一的观照，也就是书里讲的十二分野。然后，又对人类历史进行了天人合一的观照。最后，他总结出人类社会的变化规律。这套理论是中国的圣人和史学家独创的，这就是所谓的“成一家之言”，但我更愿意说，这非一家之言，而是真理。这是后世史家和学者普遍丧失的观念，也是西方的史学家无法相比的。

其次是道法自然。什么是道法自然？《道德经》里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是，如何理解呢？它在人世间的普遍应用在哪里呢？《五帝本纪》里讲了黄帝等五帝求道和治理天下的行为，可谓道法自然。黄帝等五帝完全是按照天的指示在行动。上古圣人用北极星和北斗七星来创造时间，当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方时，天下皆春，五帝都到东方去巡视，治理那里的百官，并派天官羲仲在立春和春分这两个大节去恭恭敬敬地迎接日出，恭送日落，去宣示人们要春种，观察那里的百草和百兽如何生长。当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南方时，天下皆夏，五帝便跟着天星去南方治理百官，让天官羲叔在立夏和夏至日恭迎日出、恭送日落，观察那里的天地消息。另外两个季节也一样。最后回到中央，即有黄土的地方。土为仁。在古人那里，天和地都是与人一样的生命，只不过是大生命，人只是这个大生命中的一个小生命，所以要遵循大生命的规律去生活、思想和生老病死，这就叫道法自然。而人只有在这样的天地大生命系统中去觉悟，抛弃个人的那些偏见、任性，就可以与道同行，可了却生死，可知天地。

最后是昆仑与黄河的源头。昆仑是无数考古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人类学家、修道者共同在寻找的地方，同时它又与黄河的源头连在一起。但人们往往在用当今的眼睛观察，而不去学习地理学、生物学、冰川学等知识，不去了解几千年上万年大地的演变，就简单用从西洋借来的方法和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去进行判断和批判。疑古派就这样产生了，同时，夏商周三代和秦汉在地理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这就是中原文明中心说。司马迁构建的历史进一步填补了这个框架的血脉。一千年之后，北宋五子和朱子又对其进行了新一轮解释，中国便有了明确的边界。但是，近百年的考古使这些言之凿凿的论断不断地瓦解，“满天星斗”说逐渐成为另一种与之对抗的声音。事实上，人们仍然没有找到那个构造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上古时代的中心。它显然不在洛阳。人们必须往天上去考古，必须进行神话考古，最后必须进行思想考古，即《易经》考古，把它们都用今天的科学来重新印证，中华文明便真正地被科学化、当代化和现代转化了。

《史记》中的《大宛列传》是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文章，但很少有人去认真地读。在这篇文章里，通过张骞，司马迁给我们标明了昆仑即今天的于田南山，而黄河的源头即今天的塔里木河和另外几个小支流，它们向东或向北一起流向罗布泊，然后罗布泊的水向南“潜行”，在积古山一带奔涌而出。如果说张骞是第一个清晰地讲出昆仑与河源的人，那么写作《汉书》时，班家人是亲自去新疆和葱岭一带考察过的，所以补充说，河源还有葱岭那里流出的几条水，向东流来，汇入罗布泊，再潜行南下。一个新的河源，不，一个中古世界的河源清晰地显露在我们的地理之上。但我们为什么没有人去认领这个河源？为什么没有人去相信这些史料？为什么没有人去对此进行考古？这也是司马迁的《史记》留下的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