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2年11月11日，以当代著名作家高晓声命名的首届高晓声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其故乡常州举行。高晓声是已故常州籍著名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乡土小说领域杰出的书写者，也是常州、江苏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标识。2022年7月，在江苏省作家协会和常州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常州市文联主办的首届高晓声文学奖在常州揭晓：胡学文的《有生》、罗伟章的《谁在敲门》获长篇小说奖，沈念的《空山》、张楚的《过香河》、余一鸣的《湖与元气连》获中篇小说奖，迟子建的《喝汤的声音》、范小青的《无情物》、王祥夫的《天堂唢呐》、钟求是的《父亲的长河》、朱辉的《天水》获短篇小说奖。

高晓声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的《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系列等，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著。他开启了80年代乡土文学的新篇章。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说：高晓声的这些小说，“引人瞩目的是有关当代农民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的描写。从当代历史发生的挫折与传统文化积习相关的理解出发，作者揭示了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农民的行为、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勤劳、坚韧中同时存在的逆来顺受的隐忍和惰性”，“在探索农民根源问题上，提出了农民自身责任的问题，因此，这些小说被批评家看做是继续了鲁迅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高晓声小说的语言平时质朴而有韵味，叙述从容、清晰。善于在叙述中提炼有表现力的细节，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他的有节制的幽默，也常以不经意的方式传达出来，在对人物失独的嘲讽中蕴含着浓郁的温情，表现了一种将心比心的体谅”。高晓声在他的时代对乡土中国的书写独树一帜，是继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之后有巨大影响的乡土文学作家。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当下中国文学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与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变化是同构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改变了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城市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书写。但是，百年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还是乡土文学。这与中国乡土社会的性质有关，与我们被前现代文明浸染的时间太久有关，我们身上流淌的还是乡土文明血液，这是我们挥之难去的文化记忆。我们先从“高晓声文学奖”获奖作品谈起。

胡学文的《有生》是近年来难得的作品。如何书写百年乡村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生》大有水穷处看云起时的气魄。小说中的祖奶乔大梅一天一夜的回忆讲述，我们进入了宋庄，也看到了中国塞外乡村百年的历史与现实。“她是宋庄的祖奶，她是塞外的祖奶”，于是，她也成了百年历史的见证者。乔大梅在百岁生命中亲历了几乎所有亲人的死亡。祖奶有传奇性，她被乡邻逐渐神话和膜拜，成了一个超然力量。从晚清到当下，百年宋庄的历史变迁，也可以看做是北方乡土中国的历史变迁。这是一个普通的接生婆，一个普通人讲述的历史，是“正史之余”，是民间的历史。这也是小说不同于正史的最大区别。祖奶一共接生了近一万两千人，小说中其他五个人物都是祖奶接生的。小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日常生活的细节和大胆的想象。小说最要紧的是细节，细节不能虚构，它一定要来自于生活。比如如花与钱玉的新婚之夜和最后的生死离别以及钱玉死后如花的梦境；比如父亲的撒尿冲蚂蚁，六指的李伯富吃饭后要舔碗，白凤娥烙糖饼不掺面以及乡村生活中各种饭食和气味的描写等。特别是塞外的“吃”，比如三下鱼、拌葫芦瓜条等。但小说不是旅游指南，通过三下鱼的做法，引出了如花对钱玉的怀念。这是对爱和人心的理解。这一点可能比才华还要重要。小说对乡村各种人物、器物、植物等等的熟悉，在当下作家中应该说是不多的。当然，小说最重要的还是对祖奶这个人物的塑造。我惊异胡学文强大的叙事能力，小说流畅无碍。祖奶一天一夜的讲述，呈现了塞外宋庄的百年历史，没有强大的叙事能力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有生》是一部有难度的写作。

罗伟章的《谁在敲门》写出了当下时代的众生相，写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灵魂，他将批判的利剑毫不犹豫地挥向了人性的纵深处。小说主要写出了时代变局中四代人不同的人生方式和命运遭际。父亲一代静默地扎根于土地，遵守着人与大地之间的生存契约，于困顿中寻找着活下去的出路；许春明与兄弟姊妹遭逢新的历史境遇，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艰难地犹疑和抉择；以丽丽、四喜、李志和秋月等为代表的子辈面对着新文明显得无所适从；天天、豆豆和方敏等成长中的新生力量，他们对于时事尚且懵懂，文明的“风暴”将如何深度地影响他们的人生历程还无法预知。罗伟章善于在普通人凡俗琐屑的日常市井生活中表达了他对时代和文明的省思，于乡风民俗、陈年旧事和伦理纠葛中映现了“新乡土中国”的“《红楼梦》传统”。授奖词说：“小说以‘父亲’的‘退场’，他的病危和死亡都意味着他曾经的乡村文化无可奈何花落去，在这‘落去’的过程中，人性的密码被逐一展现，历史的阴影被深深地揭示。这是一部极具痛感的小说，亲人之痛，乡土之痛，失乡之痛，无乡之痛，痛苦的乡土在奔跑，奔跑的乡土在痛。罗伟章的叙事绵延而有风骨，细腻而有气韵，熟练地转换人物视角，透视人物心理，写到深处，静默如土。”这一评价非常准确。

获奖的中篇小说，沈念《空山》的“消逝的乡村”是近些年文学的热点。沈念《空山》的特别之处，在于从乡村工作的具体细节、从知行合一的层面，以易地扶贫搬迁钉子户为叙事蓝本，写出“空山”的必然之途的复杂性，但新的可能性正从云开雾散处生长；张楚的小说大多写北方小城，《过香河》则写了北京的北漂生活。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书写众生，在不同的背景下书写人的心灵和世道人心。张楚为不确定的人生图景的书写提供了新的经验。余一鸣的《湖与元气连》塑造了刘四龙、陈玉田、陈大先三位英雄形象。小说对乡村政治复杂性的书写，使其超越了简单的乐观主义。获奖的短篇小说，迟子建的《喝汤的声音》通过历史学家与讲述者的互动，叙述了哈喇泊家族三代人在黑龙江边生活的经历，他们用各自的守望平复着战争的伤痛和命运的残酷。范小青的《无情物》写乡村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意外”事件，表达了当前农村社会多重矛盾的复杂性，行文张弛有致，人物活色生香，表达了对生活的透彻理解。王祥夫的《天堂唢呐》写一个人从小被人贩子拐卖，待他年迈归来，50年已经过去，沧海桑田无边苦难，偌大的空白读后让人感怀不已。钟求是《父亲的长河》是表达对边缘群体的关爱，虽然是常见的题材，但小说对生命意识和父亲精神变化过程的表达，令人格外震撼，河流的意象使小说有了陡然飞翔的文学性。朱辉的《天水》写闯荡过江湖的阿贵在青龙山的作为，也描摹了庙宇之风和乡村图景，朱辉复活了传统的写作理念和美学追求。

这些获奖小说，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和发展了高晓声的文学思想和美学追求，实现了高晓声文学奖评奖的主旨和期许，对弘扬高晓声的小说传统，将会起到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乡村变革和“行动的文学”

近年来，“主题写作”和反映乡土中国“新山乡巨变”的小说，得到了各级作协的积极扶持，也产生了一大批作品。这类作品的创作是“行动的文学”一部分。这一文学特征具有中国的特殊性，也是中国文学经验独有的。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中国文学的主流就是“行动的文学”。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是中国特有的经验。当然，它也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这种文学更有文学性，让广大读者更喜闻乐见。

陈应松《天露湾》以改革开放40年为时代背景，书写了江汉平原的农民通过奋斗实现脱贫致富的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广阔的背景上再现了当代乡村的巨变。荆州天露湖边天露湾村，在共产党员、村支书洪家胜父子和乡村能人金满仓父女两家人两辈人共同努力下，突破了长江以南不能种葡萄的说法。天露湾村创造了江南地区大面积种植葡萄的奇迹，并多种经营地发展葡萄产业，带领乡亲们实现了脱贫致富。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形象，歌颂了中国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的艰难路途上所展现出的伟大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小说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荆江流域人民古朴的道德风尚、生活习俗、地域文化被真实地表达出来。这是一部有历史感、有现实感、把握时代主旋律的现实主义小说。《天露湾》是陈应松将创作视角重新调整回故乡后的小说，这种调整，使他笔下的故乡有了一个“再陌生化”的过程。或者说，他有了武汉、神农架等生活经历之后，再回到故乡，已经不是他曾经的故乡。《天露湾》更结实的是对天露湾百姓日常生活的描摹，写他们的喜怒哀乐人情冷暖，写天露湾的“人世间”，而不是写改稻谷种葡萄的“突变”。“突变”不是日子，突变是瞬间完成的，日常生活是久远的。天露湾的生活是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是时代性的，是渐变的。陈应松也写出了天露湾没有变化的一面，这就是人心向善。我们看到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是好人，金满仓、余翠娥、洪家胜、黄秋莲、吴红英、袁世道、潘忠银、赵向明、乔汉桥、肖炳子等，虽然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信奉了金钱拜物教。走致富路，也不是让所有人都为了一个钱字。在是非、原则问题上，更多的人还是坚持了应该坚持的价值观。这是《天露湾》为主题创作提供的新经验。

李明春的《川乡传》接续了周克芹对乡村中国变革的书写。不同的是周克芹塑造了穷苦的农民形象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明春则略去了改革开放的前史，生动地书写和塑造了欧阳生带领广大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艰难过程。小说以下乡知青欧阳生在乡村基层四十多年的经历以及曾氏家族的命运，讲述了川地山村賨人谷的当代故事，从包产到户一直到脱贫攻坚为基本线索，通过一个人和一个家族反映了一个村、一个乡乃至整个中国乡村的发展变化。小说以欧阳生为本队曾杨氏办丧事切入故事，这个开头极具匠心。红白喜事在中国乡村是重要的大事，通过这样的事件，一个家族、家庭的人脉、地位、威望等一览无余。乡土中国是人情社会，来的什么人，什么人没来，谁在撑门面，谁要砸场子等等，都会在这样的场面不做宣告地得以传达。果然，曾杨氏的丧事各色人等纷纷登场了。大地主、大军阀、起义将领曾庆彪的遗孀曾杨氏、大先生、贾支书、老干部县委王书记、统战部张部长、公社胡公安、小老婆戴维娅，以及曾繁全、祥斌、曾繁轩、曾繁琴、贾二狗、憨憨、曾老幺、厨师魏大勺等五行八作，先后走进了丧事现场。这个开头，一方面抓住了乡村生活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显示了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熟悉；一方面，小说人物就这样自然地登场了，人物关系也大体得以呈现。显示了作者对结构小说独到的体会。

王松的《暖夏》是一部完成度比较高的小说，这当然得益于王松的文学积累和写作经验。小说写了一条河和两个坑，河是梅姑河，坑是南北金家坑。这一河两坑是小说展开的具体环境，这个环境是有历史感的环境。这个设置显示了王松结构小说的过人之处。更重要的是，小说写了生活在这个环境中人物。以北金家坑的张少山、南金家坑的金永年为核心，写了两个乡村的恩恩怨怨到最后的握手言和。特别是对两个乡村脱贫致富的书写，摆脱了当下流行的写作模式，超越了运动式的新闻体，没有外来的工作组长或“第一书记”，而是依托本地资源，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一家一户量身定做，将蕴含在民间的资源，经过再发现，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创造出新的价值。特别是北金家坑的村长张少山，促成了二泉的养猪场、茂根的饲料厂，张二迷糊的“梅姑彩画”获“非遗”资助。这些取资于本乡本土的项目，与乡村的现实密切相连，不生硬，不突兀。当然，小说不是脱贫致富指南，它不负责现实中的得失，而是要在这些合理事件生成的过程中书写人物。张少山、金永年、二泉、金桐、茂根、张二迷糊、金长胜、胡天雷等人物形象被塑造出来了。还有一点可圈可点的是，小说不只是写物质层面的脱贫，更写了人与人情感的变化。南北两个金家坑，最后集资建桥，握手言欢，它的象征性很有新意。写仇怨、写有缺点的人容易，写好人，写和解难，就像张二迷糊容易有性格，张少山就不容易写出性格。

关仁山的《白洋淀上》是一部全景式表现新时代华北社会生活变革的鸿篇巨制。全书三卷百余万字，以2017年至2022年白洋淀新区成立和乡村振兴为大背景，以白洋淀打鱼人王永泰和他三个儿子为核心，描绘了王决心从一个打鱼人成长为企业著名工匠，妻子荞麦从备受家暴的养鸭女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的乡村新人。小说在白洋淀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和新时代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展开，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华北农民形象和普通劳动者群像，特别是干部赵国栋形象的塑造有新的突破。小说揭示了社会转型期，普通人创造新生活的坚定意志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实践与探索。作品气势恢宏，人物众多，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有浓郁的华北乡村特别是白洋淀水乡的生活气息。可以说，小说是自孙犁的《荷花淀》之后，最具“白洋淀”水乡气息和风采的文学作品，同时，小说也在一定高度上艺术地再现了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宏大主题。

文学的力量最终是艺术的力量

有批评家发现，当下的“主题”创作，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主题突出，缺少文学，这样的作品是没有力量的。文学最终的力量还是来自艺术的力量。在我的印象中，写乡土题材的小说，有艺术感染力的还是产生在那些有自觉艺术追求作家的笔下。

阿来的《蘑菇圈》是一部反映乡村变化的中篇，内容充沛又丰富。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机村的阿妈斯炯的一生：她是个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单亲女儿，被阿妈艰辛养大，她曾被招进工作组“工作”，被刘组长诱骗未婚生子，她同样艰辛地养育了自己的儿子胆巴，熬过自然灾害以及“四清”运动和文革。接着是商品经济时代对机村的冲击，世道人心的改变。阿妈斯炯经历了五十年代至今的所有大事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足以让阿妈斯炯阅尽沧海桑田。阿妈斯炯重复的是她阿妈的道路，不同的是斯炯看到了“现代”。但“现代”给她带来的是不适甚至是苦难。如果没有工作组，她就不会见到刘元萱组长，就不会失身成为单身母亲；如果没有工作组，她也不会见到那个女工作组组长，整天喊她“不觉悟的姐妹”。这里“觉悟”这个词由女工作组组长说出来真是巨大的讽刺。她和阿妈斯炯在同一个时空里，但她们面对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对觉悟的理解更是南辕北辙。这个女组长后来咯血再也回不到机村了。胆巴的亲生父亲刘元萱临死终于承认了是胆巴父亲的事实。儿子胆巴进入了父亲生活的权力序列，他前程无量，只是离他母亲越来越远了。机村变了，孩子变了，曾经帮助阿妈斯炯度过饥荒、为她积攒了财富的蘑菇圈，也被胆巴的妹妹、刘元萱的女儿拍成蘑菇养殖基地的广告。那是阿妈斯炯一生的秘密，但现代社会没有秘密，一切都在商业利益谋划之中。只是世风代变，阿妈斯炯没有变。阿妈斯炯对现代之变显然是有异议的，面对丹雅例举的种种新事物，她说，我只想问你，变魔法一样变出这么多新东西，谁能把人变好了？阿妈斯炯说，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阿妈斯炯有自己的价值观，人变好了才是尺度，才是时代变好了。阿妈斯炯的生活虽然有不快、有挫折，但她有蘑菇圈，她和万事万物没有争执没有怨恨；但是，下半部商业行为如凶神恶煞地进入了机村，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是什么改变了人性，是什么让人变得如此贪得无厌和冷硬荒寒，是什么让人如魔鬼恣意横行。前现代的乡村不是文化流通的场所，它的个人性却产生了无边的大美。通过阿来的小说我们发现，美在前现代，美学在现代；美学重构了前现代的美。美学与现代是一个悖谬的关系。如何理解现代，如何保有前现代的人性之美，是现代难以回答的。因此，阿妈斯炯遇到的难题显然不是她个人的。

罗伟章除了获奖的《谁在敲门》，他还写过《声音史》《隐秘史》等表达乡村变革的小说。他的《声音史》确实与众不同。他发现了这场变革的巨变性和不可阻挡。但是，他不是站在情感立场或民粹主义的立场，而是冷静、客观地讲述这场变革是怎样发生的。他通过傻子杨浪对声音敏感变化的描述发现了千河口和鞍子寺小学的变化。这里有合乎常情的感伤，特别是房校长。但作家更坚定地站在支持变革的立场上，通过具体场景和细节表达了他对变革的态度。他并没有用情感要求替代历史发展的合理性。我们发现，“食色”在《声音史》占有很大的比重。即便是教师，在物质短缺时代也会因吃造成矛盾、甚至是很激烈的矛盾；过去的年代，村里很多光棍儿娶不上女人，九弟、贵生就是这样的光棍儿。他们只能接受“跑跑女”，过着不那么真实的生活，很快“跑跑女”被追回，光棍儿还是光棍儿。前现代的千河口，人在生活中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保证，是乡村变革的合理性前提。千河口村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不是没有缺欠的，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付出代价。乡村的空心化和老人孩子的“留守化”，是当下乡村的问题之一，也是乡村文明崩溃的原因之一。这些问题的处理需要时间，或许多年之后它很可能不再是问题。现代性未必是最好的，它可能不止有“五幅面孔”，它更多的面孔还没有被揭示，起码它的不确定性就未曾被批判。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别的选择，而且它是一条不归路。现代性再有问题，我们依然不能回到过去。罗伟章认真审慎地对待现代性带来的一切，认真考察乡村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在人的情感、精神层面的变化。这是一个作家观念的现代。如果是这样，罗伟章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

范稳的《太阳转身》并没有正面书写脱贫攻坚的艰难进程，而是选择独辟蹊径地写出了脱贫攻坚的 “前史”，以其敏锐的历史和现实的感知发觉到时代的瞬息变幻，城市与乡村、人性的澄明与幽暗、个人的生存与死亡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变化。脱贫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这种神圣的目标是属于每个人的光荣与梦想。小说潜隐着一股英勇无畏的气息，正是这种无声的力量带给我们一种力量。小说中的卓世民在战争时期是功勋赫赫和壮怀激烈的英雄，和平年月里又成为家喻户晓的刑侦战线上的豪杰，在卓世民的生命哲学中，“波澜壮阔的人生是显英雄本色，可风平浪静的日子才是生活”。然而，卓世民毅然果断地选择了人生而放弃了生活，退休后的他本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着云淡风轻的凡俗日子，可是那种在枪林弹雨和刀光剑影中磨砺熔铸的精神品格使其仍然要为国家和人民殚精竭虑，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农村留守儿童侬阳阳的离奇失踪打破了卓世民原本宁静的生活，他与志同道合的战友兰高荣告别了舒适安逸的城市，来到了他们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杨家寨和南山村，在这里，他们重温了随时间而逝去的万丈豪情，他们要开辟新的“战场”，进行新的“战斗”，携手南山村的贫苦民众开创新的生活诗篇。卓世民不畏强权和恶势力，他以顽强的毅力经历了艰难的寻找，最后终于惩恶扬善将侬阳阳解救，在与歹徒的奋勇拼杀中走完了他辉煌荣耀的生命历程。作为一个永不言败的孤胆英雄，卓世民无私地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理想和热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我们行进的方向和道路。卓世民代表着一种铁骨铮铮的硬汉精神，范稳将这种精神气质镶嵌到脱贫攻坚的历史征程中，借以凝聚、唤醒和感召创造新时代的中国力量。

“高晓声文学奖”的设立，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反省、检讨和总结当下小说创作的经验与问题。当下乡土文学的总体趋势，是既有继承也有新变，相信新乡土文学会有新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