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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全:幻想之城——网络文学中的困境与奇遇
来源:《创作评谭》 | 杨世全  2023年05月08日08:43
关键词:网络文学

随着网络的普及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网络文学以迅速且蓬勃的姿态进入大众读者的视野。无论按照“技术说”、“故事说”或“建制说”来溯源网络文学的起点[1],网络文学出现至今都已近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网络文学以不同于传统纸质文学的道路,发展出不同的系统与类型,覆盖着不同的读者群体。在形色各异的网络文学文本中,一些叙事中的核心要素逐渐凸显,在同频道甚至不同类别的文本中遥相呼应。在这些可复制的叙事模式背后,存在着吸引读者的故事结构和更深层的心理动机。

一、虚假的困境

一部小说的开头对作品的重要性已无须再强调。作为故事的起点,小说的开头显然不仅是故事入口那样简单。当读者读到“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2]时,时间的厚重感与命运的力量扑面而来,马孔多宛如一幅画卷缓慢在读者面前铺展开。抑或“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3],一个孤独、冷漠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荒诞和疏离感通过一则简短的死讯水一般漫延。无论对于叙述的基调还是故事的构建,小说开头都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将目光移至几部广受关注的网络小说,会发现在同类型甚至跨频道的文本中,故事的开头有着一定的类型化倾向,即困境的预设。《花千骨》是Fresh果果发表于晋江文学城的一部仙侠奇幻类小说。在故事的开始,主角花千骨被设定为百年难遇的“天煞孤星”命格,母亲难产去世,而父亲的去世则是她外出游历的动因。煞气随身、父母双亡,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困境,似乎为未来的苦难与坎坷奠定了基调。然而,如此悲惨的设定除了开启故事外,对主角的人生并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作者的笔触并未在原始困境设定上停留,父母与家庭的缺失被迅速割舍,叙事转移至主角的修仙历程,而孤苦伶仃的设定也随之转换成被怜爱的基础,主角轻易地受到皇帝、异朽阁阁主和上仙的疼爱和怜惜。不难发现,这里的“困境”作为一种叙事要素,被当作一种转化过程中的原材料使用。困境本身并不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反而为主角提供了提升与发展的基础。在小说中,困境不是叙述的重点,甚至走出困境的过程与方式也没有那么重要,作者展现给读者的并非一部战胜苦难的成功史,换言之,困境本身并不作为苦难出现。

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困境称之为“虚假”的困境。它们在小说中的确真实存在,但对于整部小说而言,如果留白的目的是引导读者自行填补,以达到开放式叙述或引导情感活动的作用,那么这里的困境就是被直截了当地割舍。作者并不期望从困境延伸出故事主线,主角也不会因困境而真正地被困。对于叙事而言,困境被设定,然后搁置一边,作为故事发展的预设,却不带来任何伤害。

类似的困境有着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一种已经形成了普遍人设,被一部分网文作者模仿的,就是废材困境。《斗破苍穹》是天蚕土豆的长篇玄幻小说,该小说第一章的标题即为“陨落的天才”,主角萧炎作为少年天才,却突然无法修炼“斗之气”,从天才沦落为受族人讥讽的废人,更在故事开头就遭受被退婚的耻辱。与之相似,我吃西红柿的《星辰变》中的主角也以废材的人设登场,小说的背景依然是修真世界,主角秦羽却因丹田无法积聚内力而无法修炼,失去进入修真世界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与《花千骨》中的困境相似,这样的废材人物形象往往只会在开头出现,在小说还未真正进入主线故事前,废材困境就会被轻而易举地化解。在《斗破苍穹》中,主角的困境来源于被“药老”吸取能量。这一原因被揭示后,困境迅速发生逆转,吸取能量的“药老”成为主角的老师,以强大的能量帮助主角修炼提升。在《星辰变》中,主角同样找到了避免先天不足的方法,且获得了更大的优势。这种类型的废材困境限定的往往是人物的能力,即在客观上剥夺人物的相关条件,使其落入暂时无能为力的困境,但并不影响其精神。也就是说,人物大多被设定为能力上的废材,而非思想上的废材。相反,落入废材困境中的主角往往踌躇满志,有着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且身负坚韧不拔等美好品质,这恰恰是与废材相反的奋斗者形象。究其本质,这种人物设定符合的是读者内心对热血青年和坚定的奋斗者形象的期待。

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怀着一腔热血,也很难不经受现实的磨炼,而这种磨炼往往是痛苦的、令人颓败的。其结果也许是成功,带来征服的成就感和道德上的启示;也许是失败,展现人生的坎坷与命运的无常。历数传统纯文学作品,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但在阅读此类网络小说时,读者并不期望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升华,正如邵燕君所说:“但在以粉丝为服务对象的网络作家看来,文学的快感和意义是一体的,如果一定要分主客,快感才是根本,意义是伴随快感产生的。”[4]“寓教于乐”是精英本位的,将意义凌驾于快感之上。但在这类网络文学中,意义反而成了快感的伴生物,换言之,相较于阅读带来的直接快感,意义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在这种需求背景下,无论是苦难本身的意义,还是战胜或屈服于苦难的意义,在这里被完全消解。战胜困境的确会带来成就感,而这种成就感是阅读快感的直接来源之一,故才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这样流传甚广的热血誓言。面对在困境中遭受的讥讽和嘲笑,战胜困境是最好的反转,故此类小说中常常会安排这样一类配角,他们在主角战胜困境前后的态度截然相反,前倨后恭的嘴脸令人生厌。这类配角是主角成功后最好的观众,也是阅读快感的主要来源。虽然需要战胜困境的结果,但无休止的或无法解决的困境会让读者感到厌烦,故困境的解决代价被尽可能地压缩,而战胜困境的结果被放大,使快感收益效率最大化。这注定了文本中的困境不可能是真实的困境,而是容易被解决和战胜的;或者说,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不作为重点来叙述,以避免快感的获得效率。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对此类网络文学的需求决定了其生产机制,而在这样的生产机制下,困境只能是虚假的。

除了主角,困境还会降临在其他人身上。以我吃西红柿的另一部作品《吞噬星空》为例,主角罗峰在故事开始就被情敌威胁、被对手追杀,在依次解决完这些麻烦后,他的能力和财富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在获取了足够的资源后,主角开始着手解决身边人的困境,在面对欺压平民远亲的黑恶势力时,主角以碾压的姿态将其制裁。这样的困境更贴合现实,也更符合读者的生活经验。在现实生活里,大多数人都是小说里的“平民”,是这些困境真实的遭遇者。由恶势力造成的困境被更强大的正义力量轻而易举地解决,这种类似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桥段是对读者内心朴素正义的直接响应。一方面,人们在生活中都可能成为身陷困境的被救助者;另一方面,主角相应的代入感又给予读者成为履行正义的执法者的愿望。此类困境一般具有两个特点:首先,制造困境与陷入困境的双方必须是简单且明显的善恶二元对立。因为一旦上升至更复杂的道德判断,便会引起相应的争议。这并非小说的目的产物,而其真正的目的——解决困境的快感却随之被削弱。这意味着此类困境宣扬的多为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等最朴素的正义观。其次,与上文提到的困境相似,这类困境对于当事人,即相较于主角而言的平民来说是难以摆脱的,但对主角而言则构不成威胁。如上文所述,当反派作为具象化的恶被主角轻易抹杀时,正义感得到满足所带来的快感效率最高。在这里,相对真实的困境因对象的转变,即从平民转移到主角身上而变得不再真实。

总的来说,无论是降临在小说主角身上,还是等待主角去解决的困境,都因小说的目的,即优先于意义的快感而变得轻薄和虚假。所有的困境都将被解决,其解决方法和付出的代价不再重要,而结果一定是胜利与成长,在这样的语境下,苦难是不被允许出现的。

二、奇遇:逃避或反抗

一位年轻人无意间落入一个隐蔽的山洞,却大难不死,并在山洞中发现武功秘籍、宝藏图纸等其他人苦苦追寻的宝物。这样的故事模式一定称不上新奇或罕见,在网络文学还未进入大众的视野,传统纸质武侠小说盛行的年代,这样的叙事结构就早已为读者所熟知。我们可以将这样的情节统称为奇遇。带着这样的叙事结构进入一部分网络小说文本,不难发现,虽然表现媒介与方式都与从前大相径庭,奇遇叙事仍在网络小说文本中广泛存在着。

打眼是阅文集团白金作家,创作累计字数高达2863万字。他的都市生活类小说《黄金瞳》的作品信息一栏中这样写道:“典当行工作的小职员庄睿,在一次意外中眼睛发生异变。”而他的另一部作品《天才相师》则这样描述:“少年叶天偶得相师传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往圣继绝学。”在这两条作品信息中,“异变”与“偶得”无不昭示着主角经历的偶然性。在经历奇遇之前,主角往往是一个没有额外技能的普通人,或说隐藏在芸芸众生中的“小人物”,而奇遇则是其人生的转折点。在以粉丝读者为服务对象的前提下,这样的叙事设定显然有其对应的群体。这里不得不提到“传统网文”与“起点模式”。邵燕君曾对二者的定义及其之间的联系做出阐释: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商业制度之上发展成型;而后者则被阐释为:“地基层面是以VIP在线收费制度为核心的生产机制,在此机制上,生成了网络类型文模式——‘起点文’。”[5]与传统纸质文学不同,网络文学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实时受到读者的评价与激励,在充值、投票、打榜等一系列机制下,读者的身份逐渐向消费者偏移,他们只为自己中意的设定与故事走向买单。这样的模式反作用于作者,使其不得不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与阅读偏好。以此为背景,身份和境遇的重合便成为引起共鸣、实现代入感的要素。面对大多数身为普通人的读者,超越众人的强者形象已经不是主角的最佳选择。“龙傲天”是一类小说主角的代称,这些主角往往在出场时就拥有超凡的能力,无须积累与锻炼便能轻松成功。这一名词在后期被赋予戏谑与讽刺意味,这正是此类形象无法在读者间引起共鸣,进而不被接受的典型。在此前提下,小人物加奇遇便成为此类网络小说的标准配置。

仍以上文提到的几部小说为例,《花千骨》的主角出走后,经历可谓波澜起伏:本想拜入茅山,却恰好遭遇茅山被灭门,并临危受命,成为茅山新掌门,之后更一路得到异朽阁阁主、皇帝和师父的喜爱。奇遇之为奇,直接来源就是偶然与无来由,无论是在危急关头被委以重任,还是受到莫名的喜爱,都是不需要通过常规化的努力获得的利处。上文提到的《吞噬星空》《星辰变》也存在类似的情节,其主角或是无端昏迷,之后便拥有强大的精神力;或是得到神秘的天外来物,修炼速度大幅提升。烽火戏诸侯的作品《雪中悍刀行》则沿袭传统武侠小说中的传功情节,一次性给予主角一份深厚的内力。想要探究这类凭借看似毫无来由的好运而成功的主角如何受到读者的认同,要同时以作者与读者群体为入口。

“Z世代”是一个网络流行词,被用来指称出生于1995—2005年或1995—2009年的人群。Z世代出生在网络普及的时代,无疑是与网络最为亲近的用户群体,他们迅速成了网络文学读者的新增主力。2021年,阅文旗下起点读书App新增用户“95后”占比超60%。[6]无独有偶,《2020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调查显示:“‘95后’正在成为创作主力,2018年以来实名认证的新作者中,‘95后’占74%。新签约作者中,‘00后’占比50%以上。”[7]这样的数据告诉我们,无论从读者还是作者群体来看,以互动性为特征之一的网络文学在面对新增的Z世代时,创作倾向必然会向其偏移。Z世代读者群体大多身处校园或进入社会不久,相较于有了一定积累与经验的更年长的读者,他们对于正在经历的生活有着更强烈的幻想与改变的渴望。对于学生读者而言,课程、习题、考试等一系列规则严谨的任务是生活的主要部分;而对于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职场的制度化与等级化则更加明显。在他们的生活里,多做一些习题才能换来更好的成绩,多完成一些工作才能得到更高的薪资,遵循规则才是真实生活的主旋律。小说与现实生活存在着部分对应,无论玄幻还是武侠,修炼、提升等级与学习和工作的逻辑是相同的。如果以现实逻辑进入上述网络小说,那么主角进入茅山后只能慢慢修炼,且也许成果平平,没有天外飞来的宝物,也没有高人传功,只能服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规则。细究各类奇遇,其背后都隐隐透露着不劳而获与坐享其成的欲望,这正是一部分身处规则化与制度化的环境中的读者的精神向往。他们对庸常生活感到厌倦,同时厌倦常规化的制度与规则,奇遇正是对这一规则的打破,而打破规则本身就会带来快感。禹建湘在分析爽感的构成时这样总结道:“为什么‘爽’这一审美形态会得到读者的喜爱?正是因为现实的沉重和迟滞:前现代的宗族观念、男权文化阴影未散,现代的激烈竞争和内卷压力,后现代的冷漠和疏离,而‘爽’的畅快、自由与舒展则能使读者暂时挣脱开这一切。”[8]从侧面看,除了不劳而获的白日梦,对爽感的追求也代表着对现实生活的反抗。从Z世代读者群的阅读偏好里,或许可以窥探到一部分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三、结语

长时间以来,网络文学似乎一直被定义为纸质文学,尤其是纯文学的对立面。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文学的确有其独特的模式与特征,但如果简单地把纯文学定义为反映生活、感受生活,而把网络文学推向逃避生活的极端,甚至用“垃圾说”来粗暴地概括,这样的做法不免有失偏颇。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困境还是奇遇等叙事元素,在传统纸质类型文学中并不罕见。而如今一部分对网络文学的歧视,正是建立在以纯文学经典为标准形成的评价体系上。这一标准从类型文学滑向网络文学,批判与嘲讽的力度有增无减,本质上来看,这还是“精英文学”对“通俗文学”的俯视。

如文中分析的两个叙事要素,网络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叙事套路和类型,但类型化却并非一无是处。邵燕君指出,网络文学瓦解了雅与俗的二元对立结构,将之转换为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打破了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等级秩序。[9]类型化与所谓的严肃性不一定绝对相悖,追求阅读快感也并不意味着原罪。当“好看”与“不好看”的标准形成后,在被特定读者群体接受的作品中,往往隐藏着他们在现实生活里被压抑的声音。所谓的逃避现实,也许正是他们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

注释:

[1]许苗苗:《如何谈论中国网络文学起点——媒介转型及其完成》,《当代文坛》2022年第2期。

[2][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范晔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第1页。

[3][法]阿尔贝•加缪:《局外人》,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页。

[4]邵燕君:《从乌托邦到异托邦——网络文学“爽文学观”对精英文学观的“他者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

[5]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组:《2021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2022年4月。

[7]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2020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2021年5月。

[8]禹建湘:《网络文学的别现代审美特征》,《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2期。

[9]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