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乡愁是一种漂泊的情感，与漫漫人生相随而行。乡愁也是中外文学发展中历久弥新的创作主题。吴然，一位出生在安徽蚌埠，却在初度之年随家北迁他乡且长期从事文学研究评论的知名学者，在年逾耳顺之后，折节向学，开始潜心创作，竟在不到四年时间里连续推出长篇作品，或虚构，或非虚构，无一不以回望之视角，展露自己对过往情感的思念与牵挂。而近期吴然又推出长篇小说《浮日》，再次传递出他对出生于斯的江淮故土之地域文化及风俗人情的情感牵绕。在我看来，这种情感牵绕分明带有“纪念”特性。

纪念式乡愁更多的是作者把故乡融入时代、把乡情融入故事的一种叙事表达或情感表露。《浮日》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淮河南岸小城蚌山及其近邻村镇曹山桥。伴随着守旧与新潮、落后与进步，小说中描写的三个家族——时家、谢家和桂家三代人起伏跌宕的命运，反映了近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在时代进程中的交融与冲突，进而映射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风貌。

现实中的蚌埠或许是小说描写的蚌山之原型。作者在虚实相间的刻意描述中，让我们有了联想与比较的可能。作品中的曹山湖之于生活中的龙子湖，崇正教会学校之于天桥的天主教堂，烟墩子高尚住宅群落之于烟墩街道，诸如此类。但从艺术角度说，这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坐落于淮河南岸小城蚌山的区位优势：水路发达，津浦铁路穿城而过，距离当时的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很近。这个占尽交通便利、能快速复制上海时尚的小城见多识广，敏锐开放，努力吸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成分，在自我消化与重塑整合的过程中，也为复杂的社会文化与人物命运的冲突提供了展示的平台。

上世纪20年代以来，蚌山不仅有了欧陆样式建筑、时尚咖啡屋，巴洛克风格洋房，外资烟草企业，还有了像时昭明这样被重金挖来的技术人才。面对委以重任、给予高薪的吸引，怀揣偷学来的技艺，时昭明携家眷毅然决然地离开上海，落户于蚌山。尽管年轻时做过舞女的妻子赵翠娥最初并不适应，但最终与丈夫一起融入这座富于包容性的小城。

时昭明拥有众人艳羡的社会地位，但他处事谨小慎微，甚至怯懦。这与他出身于苏北贫穷农村而又对家族文化怀有敬畏不无关系。而作为时家第一代真正的城市人，出生在蚌山的时兹禾成绩优异，高大帅气，阳光自信，有着自己独立的想法与渴望。时家两代人的不同出身，形成䢛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情感代沟。

拥有千亩良田的谢家是曹山桥的名门望族，三代同堂，其乐融融，对内遵循孝悌恭良，对外讲究礼贤仁慈。但随着这个家族标志性人物谢旺田的突然离世，家族表面的和睦随着两兄弟争夺家产反目为仇而顿时土崩瓦解。饱读诗书的长孙谢万昌不仅未能延续家族的荣耀，最终还沦落为吃喝嫖赌抽的败家子。谢家的衰落象征着农业文明在城市文明发展中因优势尽失而产生的挣扎、迷茫甚至颓唐，昭示了农耕家族的衰朽是现代城市文明发展进程不可避免的环节。

桂家织业发迹于曹山桥，曾与谢家在当地形成互补双赢格局，但工商文化的开拓性，最终让桂家产业崛起。小说用重笔塑造了桂家后代——爱国女青年桂兰的形象。从最初受爱慕之人黄一峰回国抗日之影响，选择大胆而勇敢的回国之路，到后来受进步书籍和革命者的引导，积极投身于革命队伍之中。小说既抒写了桂兰这一革命青年选择人生之路的过程，也借桂兰之形象，述说了海外游子对祖国与家乡浓浓的乡愁之情。

《浮日》作者自幼随父母迁居北方，对故乡，除了从父母日常言行那里获取碎片化的感知，很难以一种深度体验的方式“浸入”文本的叙述，所以作者便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思维视角“审视”人物与故事，用教科书般的叙事风格，阐释在蚌山所曾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解读蚌山及其近邻曹山桥的风土人情，展现蚌山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形成的独特风景，表达了一名文化学者对家乡山水人情记录式的怀念。

作为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的作家，吴然在《浮日》中不仅借用文学经典之内容，发挥比兴、铺陈作用与功效，而且在人物塑造，情节构成，环境设计诸多方面，亦多有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手法的采用，显示出深厚的文学造诣以及驾驭叙事文体的老道与娴熟。

例如，作者在描写三个家族三代人物之间观念冲突时，在特定场景中表现蚌山人性格特点时，在刻意展示蚌山风俗文化以及方言俚语时，人物对话的形态几近戏剧，凝练且隽永。从作品开篇时兹禾跳湖逃跑，到最终被救，主人公一天一夜的经历串联起蚌山与曹山桥几家人的命运。

这种精心搭建文本框架并且以结构主义方式谋篇布局的方法，在鲜明地凸显了“启承转合”效用的同时，让小说呈现出一种表述细致又紧凑，内容紧张又舒缓，时空宏大又集中的风格特点。而这些都紧紧回扣了作品题目的深意——任何坚守与嬗变带来的阵痛都是每个时代发展的必然。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远离与回归，如太阳晨起夕落，日日如此。《浮日》在讲过去，也在讲现代，在讲家乡，也在讲中国，人们心中都有一轮浮日，那是命运的挣扎，是故乡的映照，更是希望与理想的升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