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保廉和他的《辛卯侍行记》
陶保廉（1862-1938），字拙存，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一生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辛卯侍行记》《测地肤言》等。陶保廉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行将瓦解、走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正所谓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时代。内忧重重，外患更甚。这种严重的局面促使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到充满危机的社会现实。陶保廉就是其中一员。陶氏一生学问，集中在实学领域。他虽然早年中过举人，但随着社会危机的步步加重，便彻底放弃了仕进道路，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舆地、算学和医药等实用学科，而且在著作中，处处体现出关心国运衰弱、民生艰危的情怀。他的《辛卯侍行记》也最具代表性。
《辛卯侍行记》的写作缘起
陶保廉出身于官宦清贵之家，为清末民初所谓“四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陈三立、吴彦复齐名。他的出处与时流不同，除曾担任过《清史稿》纂修之外，一生没有出仕。从青年时代起，陶保廉一直随其长期任职西北的父亲陶模生活。陶模累官至陕甘总督，为清代末年封疆大吏，在西北经营数十年，与西北结缘甚深，《清史稿》有传。陶模仕途畅顺，曾历任甘肃文县知县、皋兰知县、秦州知府、甘州知府、迪化州知州、陕西巡抚、陕甘总督等职，后以病辞官，不久病逝。《辛卯侍行记》撰写起自光绪辛卯年（1891），陶保廉刚届而立。此年陶模升任新疆巡抚，陶氏随父进京述职，之后即踏上前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仆仆行程。从陶氏随父进京时即1894年4月28日始，至此年腊月初九止，前后历时数月。此次行程先由西安出发，经河南、山东到天津，又由天津经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到新疆迪化任所，前后逾万里，这在古代交通不便、西北人烟稀少的条件下，不啻是一个壮举。
保廉虽生于江南，但长在西北，在长期随父任职西北的生活中，对西北之地耳濡目染，异常熟悉，也具有很深的感情。此次随父远赴迪化，正当盛年的保廉将其作为一个开阔视野、增长见闻的良机，为了撰写《辛卯侍行记》，行前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是各种史地资料图集的准备。作者在行前即记曰：“二十七日庚申，俶装，衣箱六，书箱九。”（见《辛卯侍行记》四月二十七日，以下未注明引文者，即出于是书，不赘列书名，只注所记之日。《辛卯侍行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为了在行程中便于书写，作者于其行车中更是煞费苦心：“余所坐车，席棚毡里，羊皮门帘，左右缝两袋，盛笔墨、罗经、图书，常将车帘挂起，以便左右望。”（十一月初五日记）可见作者不但要行万里路，而且立志要著书成一家言。其二，西北极度严酷的自然环境对这支队伍是一个考验，何况作者在行程中还要实地查勘、观察询问、检书考索、撰写成文。对于旅途中遭遇的恶劣环境，处处皆是，如日记中曾记有随行者不堪忍受而中途返回的事例。途中陶氏曾数次卧病，至于身体不适，犹视之寻常：“晚雪，屋少人多，车夫皆露坐向火，从人贪用煤炭，易受烟毒，一夕数惊。余受风头晕，视房屋如转蓬，喉燥口苦，求一勺淡水不可得。”（十一月十三日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陶氏白天观察考索，夜间翻书成文，所记无一日中断。这对人的意志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此，作者还记到：由于在漫长的行程中，夜晚多不能安睡，车夫白天赶车时打瞌睡，“余于平坦处任其瞌睡，遇险则呼之。余欲详记沿途形势，不敢假寐也”（九月二十六日记）。又有：为了了解西北地方文献，作者在兰州“借志书十余种归，穷日夜之力阅之”（十月初三日记）。可见，陶氏为了此书的撰写，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热情。
《辛卯侍行记》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倾向
《辛卯侍行记》虽仅六卷，但从内容上看，十分丰富。举凡作者所过之地，所述涉及山川、水流、津梁、村镇、道路、关隘、城邑、驿站、人口、宗教、民族、土地、矿产、环境、物产、植被、户口、防务，等等，旁及所见之古迹、寺庙、墓冢、风俗、学校及相关历史名人，甚至对相关地域及历史名人的逸闻轶事、重要著作等都有提及和评价。对于如兰州、哈密、迪化等历史名城的历代沿革，昆仑山脉、西北诸族等舆地与民族的分合演化及诸家观点，广引经史子集诸书，旁及野史笔记，都能信手拈来，远溯上古，近取汉唐，采及当代，并证之以猎弁之言，纵横捭阖，不厌其烦，动辄数千言。若加以别裁，可汇成精悍的专题论述。凡到一处，必标明里程，路径则言明正岐分叉，足可视为其时西北旅程指针。其细密处，对于井水之甜苦、树木之多少、汛兵之数目、河流之走向等，都一一辨明交代。其记事有则多写，不惮联翩累牍，无则寥寥数语，读来略无滞涩乏味之感。
作为 日记体著作，《辛卯侍行记》在清代西行著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清代西北舆地之学成为显学，加之因各种原因远赴西北边疆的学者文人渐多，更推动了时人对于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趣，产生了大量著书。洪亮吉的《伊犁日记》，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林则徐的《荷戈纪程》等，或偏于行程记录，或偏于专题研究。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是以极其严肃的著述态度，有计划、有准备而为之。正因如此，在清代众多的西行文献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刘满先生甚至认为：“《侍行记》不仅所记内容广泛，而且详实可信，因此《侍行记》是清代这类著作中晚出的一种，也是最好的一种。”（《辛卯侍行记·前言》）从此书的实际内容看，这个评价是确当的。
《辛卯侍行记》中体现的基本倾向也值得关注。作为官宦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陶保廉放弃仕进，潜心学问，体现出不同于时流的一面。他的《辛卯侍行记》，不单是广征博引，以博学著称，通览全书，可以体会到作者独到深刻的见解、关心家国民生的情怀，以及对于吏治的荒嬉腐败、时政的措施失当、当政者对边事的充耳不闻的指斥，由于这些见解往往出 自旅程中的耳闻目见，有感而发，所以它与一般书生囿于书斋的空乏议论截然不同，往往让读者有振聋发聩之感。此外，陶氏生活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中华大地，思考的范围也不只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在《辛卯侍行记》中，作者笔墨所及，除了关注洋务运动、西北民族治理及民族团结等体制性问题外，还接触到诸如环境和生态保护、中西语言异同、西方军事管理及训练、西方发电及石油冶炼等技术性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辛卯侍行记》的文学特征
严格来说，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属于学术性著作。从内容上看，此书虽然涉猎广泛，但主要思考的是史地问题，其中不乏精密的学术考证，作者自身的兴趣也不在文学的表述与构思。然而我们若从文学角度来审视文本，此书却丝毫不乏文学的笔法与色彩。正如许多传统史地著作，其作者都未尝以文学价值为其追求，先秦诸子与历史散文不必说，就是作者在《侍行记》中屡屡称引的《水经注》，又何尝不是上乘的文学作品。
《辛卯侍行记》的总体文学特征体现在它的叙述不事声张，朴实无华，而摇曳生姿；语言简洁凝练，娓娓道来，却颇耐咀嚼。这种繁简得当与简洁流动，正合文学笔法，也是无数作家的终生追求。如其写景，寥寥数语，而面貌肖然。其描绘酒泉之地云：“雪峰相衔，缘涧成溪，故以水名。”（十月二十二日记）描摹肃州讨来川的雄浑景象云：“豁然开朗，水草丰茂，原隰从未耕犁，故泥土粘固。汇流澄澈，多鳞莫鱼，举杆可戳。野牛出饮，群以千计。弥望沃野，胜于酒泉。”（十月二十二日记）凡此种种，使此书体现出文质相生、优美生动的独特风格。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多方面的内容和多重价值，以及渗透其中的忧国忧民情怀和远见卓识，使之成为日记体著作中的骊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