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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 | 林文月:“人生是一场直觉”
来源:文学报(微信公众号) | 傅小平  2023年05月27日17:15

知名学者、作家兼翻译家林文月于美国西部时间5月26日在位于美国奥克兰的家中逝世,享年90岁。其子郭思蔚发布了母亲离世的消息。

林文月1933年出生于上海,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等。她身兼学者、文学创作者、翻译者三重身份,在任教期间专攻六朝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等领域,曾翻译多部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包括《源氏物语》《和泉式部日记》《枕草子》等。翻译作品外,她在学术领域曾出版《澄辉集》《谢灵运及其诗》等研究著述,同时在散文创作上也颇有建树,历时三十余年创作《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遥远》等抒情作品集。

林文月译《源氏物语》问世 40 余年来,广受中文读者好评,已成为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这个版本和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并行于世多年。是“丰译”好还是“林译”好,就成了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林文月曾回应说:“丰先生在那样的年代和情况下,没有太多的参考书,却是全译,没有偷工减料,我很敬佩。如果我能够早点看到,也许能从中学习到很多。”但她也庆幸,“如果早知道丰先生已经翻译了,我怎么敢翻译呢?而且那样的话,我遇到困难,就会很依赖地去参考他的文字,也可能保留了丰先生译得不妥之处。”

翻译家、作家、学者林文月说,她不习惯接受媒体面对面的采访,仅有的几次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尽管如此,当她2009年4月与家人来上海寻根,适得新作《三月曝书》出版方邀请,在季风书园的走廊书吧坐定,面对媒体记者的频频发问,依然保持了亲切随和、镇定自若的风度。

谈到感兴趣的话题,这位以翻译、散文、学术“三笔”风靡中国台湾地区的知名学人,会用略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一如她的散文平淡、自然、有回味。不便言及什么,她就淡淡地回避开,在恰如其分中透露出她的人生态度:远离喧嚣浮躁,但求岁月静好。也因为此,尽管已届七旬,眼前的她却看不出年纪,略加修饰的眉是平和舒展的,一身咖啡色的上衣是熨帖的,眼神安静、柔和,带着阅尽人世沧桑之后的纯然和志趣。

林文月透露,自己走上翻译道路,纯粹出自一场歪打正着。1969-1970年,她远赴京都大学留学一年,专攻比较文学,论文题目就是“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她提出,没有《长恨歌》,就没有《源氏物语》,“可能很多国人都不知道,这部日本最伟大的名著受到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故事开始就引用了《长恨歌》中的语句,把桐壶天皇对桐壶更衣的宠幸比作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关系。”

当时这部在日本的地位有如《红楼梦》之于中国的古典名著,还没有中文译本出版,为了让读者了解论文,林文月试着把第一帖《桐壶》翻译出来,附在论文后。论文还未受到关注,这篇“附录”却引发了出版社的浓厚兴趣,编辑希望她能翻译整部作品:“天哪,他们不知道后面还有54帖!”林文月自然知道翻译《源氏物语》会有多难,日本的翻译家把它从古文翻译到现代文都异常审慎,非名家大家不敢贸然译之。作家谷崎润一郎用30年时间三次修订才终成其稿。川端康成去世前,也曾跃跃欲试,最终未能如愿。“有人就说我的日语是小学五年级以前学的。就这水平,怎么敢翻译《源氏物语》?”

明知其难,喜欢“踮起脚做事”的林文月,却还是“稀里糊涂”开始译了起来。自此,她的写字桌面布局从未改变:书桌正中间放着《源氏物语》古文的底本,底本下面放着英国人阿瑟·韦利,以及美国人塞登史迪克的英文译本,旁边则是放着与谢野晶子、谷崎润一郎和円地文子的现代日文译本。平时她就直接在这层层叠叠的各式译本之上翻译,备课,或给家人、老师写信。

那是1973年,她带着一双儿女,并且肩负教学重任,只能找见缝插针翻译,有时晚上要参加一个宴会,赴宴之前她还得翻译半个小时。她感觉自己像是跟时间跑马拉松赛,因为译文要在《中外文学月刊》上连载,她要求自己每次都赶在截稿日之前翻译完毕。“老师台静农就劝我不用一期不落,但我不允许自己有‘来不及’这种问题。”虽然她很清楚要做到这样,真是太难了,她需要克服太多的困难。“‘物语’是一种图画性非常强的文学形式,讲故事的人往往不厌其烦地把画面上所画的庭院花卉、宫殿布置、人物服饰等等进行细节描述。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对物品的分类真是太细腻了,譬如说一件衣服的织法、染法。还有植物花草与香料的古日文……我实在不知道这些植物的名称该怎么翻译。我甚至经常跑去问台大植物系的教授,给我的是学术名称。这也不好在小说里面出现啊。”

为此,林文月做了两个尝试。如“底衫”等能对应到中文古代称谓的就还原成中文,如指称牵牛花的“朝颜”等不能还原的,就直接保留日文中的汉字原貌,只在文后加上详细注释。而对于里面作为古典日本诗歌形式的“和歌”,她则用了一种类似于楚辞而又不是楚辞的方式。“日语的感觉像小提琴,不像中国古文那样是硬的,是钢琴。每首和歌我用三行,让译文看起来有日文的味道。”

就这样“摸着石子过河”,到1978年12月的某个冬夜,林文月终于完成这长达1300多页,共计100万字的翻译。她回忆说,当时丈夫和一双儿女已经沉沉睡下,从窗口远眺过去,整个台北都在安眠,只剩下稀稀落落的灯光,“我感觉紫式部就站在身后。” 她多年的辛劳得到了回报,译文第一版在台湾很快售罄,到1982年,第二版也售罄。而她的译本也经受住了时间的经验,如今普遍认为,《源氏物语》最著名的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是丰子恺版,一个是林文月版。

事实上,直到很多年后,林文月才知道,在她之前,丰子恺于1965年就已译毕《源氏物语》,只是因时势原因未能出版,直到1980年才得以面世。此后,“丰译”好还是“林译”好,就成了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林文月回应说:“每一个译者你都可以骂,没有一个完美的例子。丰先生在那样的年代和情况下,没有太多的参考书,却是全译,没有偷工减料,我很敬佩。如果我能够早点看到,也许能从中学习到很多。”但她也庆幸,“如果早知道丰先生已经翻译了,我怎么敢翻译呢?而且那样的话,我遇到困难,就会很依赖地去参考他的文字,也可能保留了先生译得不妥之处。”

林文月是自信的,同时又是谦逊的。她自嘲说,正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小学五年级的日语水平”,此后又陆续翻译了日本平安时代文学名著《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和《伊势物语》。在做翻译的同时,她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开始散文写作。她回忆说:“当时,我顺带给台湾地区一个文学杂志写文章。但那个杂志主编对我说:‘文月,你干嘛写那些正经八百的文章,写一些有趣的东西。’我说:‘要写什么?’他说:‘随便你,每个月写一篇。’”林文月就陆续写了京都生活的散文,后来收集在《京都一年》中,她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来把京都生活、文化介绍给大家,毕竟当时能出国的台湾人还是很少的。

当然,能有林文月这般家世渊源的台湾人也是很少的。所以人们说到她,总会提到“名门子弟”这个标签。她坦然道:“外祖父去世时我才三四岁,但已经是第三代中唯一有与他老人家合影的。我母亲是长女,连震东是外祖父的独子,连战是连氏二度单传。我与弟妹先后有四人入台大,包括学政治学的连战,只有我是中文系。”而林文月考入中文系却是偶然。“我1952年上大学,当时台湾只有三所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英专。在当时,读外文系对女孩子来说是最为摩登的选择,我也不例外地填了台大外文系。”

但作为班长,在收取全班志愿表格的时候,林文月发现四十多个女生中几乎都填了外文系,仅有一个人选择了哲学系,她顿觉没意思,就用刀片刮用钢笔填写好的表格,刮掉“外”字,写上“中”字。这一刮,就把她自己“刮”到了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那里。台静农是在林文月一家抵达台湾岛七个月后,拿着台湾大学的聘书从四川江津赶赴台湾,支援当地建设的。当时的他从未想到自己后半生会一直在这里度过。而当时13岁的林文月也从未想到,六年后她将见到这位影响她一生的恩师。“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大陆曾经是一个名声斐然的小说家,大学一年级念完后,我想回去念外文系,毕竟我改志愿只是一时赌气。但台先生知道了,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干嘛啊,功底不错,好好地接着念吧,别转系了。’这一句话就堵住了我的嘴,我从再也没好意思提转系的事情。等到读完四年本科,我想留校做个助教,又是他叫来台大文学院院长,催着我去报考研究生班,我临时抱佛脚,居然也轻松考取了。”

这般与中文结缘,林文月理当承继外祖父崇高的文学遗志,她却也有“玩物丧志”的时候。在出版《三月曝书》等散文集之余,她也写了在众老饕心目中堪比袁枚《随园食单》的《饮膳札记》。林文月说,袁枚是遣家中厨师四处学艺,她则是亲身尝试,台静农先生、许世瑛先生、董桥、林海音、三毛都曾在饭桌上捧过场。“学生笑我做菜像做学问,记了许多笔记。其实,最开始我是为了避免重复以同样的菜式款待同样的客人,才用卡片记录每回宴请的日期、菜单,以及客人的名字,而今再度翻起,许多师长已经故世,许多朋友已经离散,更是唏嘘。”

出生于名门之家,往来无白丁,却不失烟火气息,林文月是不少女性心目中的“得天独厚”,但她坚持认为必须要先做一个人,再做一个女人,再做一个学者、作者或者是翻译者。“我实在不佩服现在那些只知道写论文,从不敢进厨房的女教授。人生岂不就是苦乐参半?一个女性教员和家庭主妇有甘有苦,实在也是应该的。”回首往事,林文月感慨,她考台大中文系,后来写谢灵运,又翻译《源氏物语》,起初的机缘都实在太可笑了。“人生是一场直觉。我始终都是靠‘直觉’。然而‘直觉’之外,其实是有所准备的,只是自己当时不那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