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 | 林文月：“人生是一场直觉”
知名学者、作家兼翻译家林文月于美国西部时间5月26日在位于美国奥克兰的家中逝世，享年90岁。其子郭思蔚发布了母亲离世的消息。
林文月1933年出生于上海，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等。她身兼学者、文学创作者、翻译者三重身份，在任教期间专攻六朝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等领域，曾翻译多部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包括《源氏物语》《和泉式部日记》《枕草子》等。翻译作品外，她在学术领域曾出版《澄辉集》《谢灵运及其诗》等研究著述，同时在散文创作上也颇有建树，历时三十余年创作《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遥远》等抒情作品集。
林文月译《源氏物语》问世 40 余年来，广受中文读者好评，已成为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这个版本和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并行于世多年。是“丰译”好还是“林译”好，就成了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林文月曾回应说：“丰先生在那样的年代和情况下，没有太多的参考书，却是全译，没有偷工减料，我很敬佩。如果我能够早点看到，也许能从中学习到很多。”但她也庆幸，“如果早知道丰先生已经翻译了，我怎么敢翻译呢？而且那样的话，我遇到困难，就会很依赖地去参考他的文字，也可能保留了丰先生译得不妥之处。”
翻译家、作家、学者林文月说，她不习惯接受媒体面对面的采访，仅有的几次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尽管如此，当她2009年4月与家人来上海寻根，适得新作《三月曝书》出版方邀请，在季风书园的走廊书吧坐定，面对媒体记者的频频发问，依然保持了亲切随和、镇定自若的风度。
谈到感兴趣的话题，这位以翻译、散文、学术“三笔”风靡中国台湾地区的知名学人，会用略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一如她的散文平淡、自然、有回味。不便言及什么，她就淡淡地回避开，在恰如其分中透露出她的人生态度：远离喧嚣浮躁，但求岁月静好。也因为此，尽管已届七旬，眼前的她却看不出年纪，略加修饰的眉是平和舒展的，一身咖啡色的上衣是熨帖的，眼神安静、柔和，带着阅尽人世沧桑之后的纯然和志趣。
林文月透露，自己走上翻译道路，纯粹出自一场歪打正着。1969-1970年，她远赴京都大学留学一年，专攻比较文学，论文题目就是“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她提出，没有《长恨歌》，就没有《源氏物语》，“可能很多国人都不知道，这部日本最伟大的名著受到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故事开始就引用了《长恨歌》中的语句，把桐壶天皇对桐壶更衣的宠幸比作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关系。”
当时这部在日本的地位有如《红楼梦》之于中国的古典名著，还没有中文译本出版，为了让读者了解论文，林文月试着把第一帖《桐壶》翻译出来，附在论文后。论文还未受到关注，这篇“附录”却引发了出版社的浓厚兴趣，编辑希望她能翻译整部作品：“天哪，他们不知道后面还有54帖！”林文月自然知道翻译《源氏物语》会有多难，日本的翻译家把它从古文翻译到现代文都异常审慎，非名家大家不敢贸然译之。作家谷崎润一郎用30年时间三次修订才终成其稿。川端康成去世前，也曾跃跃欲试，最终未能如愿。“有人就说我的日语是小学五年级以前学的。就这水平，怎么敢翻译《源氏物语》？”
明知其难，喜欢“踮起脚做事”的林文月，却还是“稀里糊涂”开始译了起来。自此，她的写字桌面布局从未改变：书桌正中间放着《源氏物语》古文的底本，底本下面放着英国人阿瑟·韦利，以及美国人塞登史迪克的英文译本，旁边则是放着与谢野晶子、谷崎润一郎和円地文子的现代日文译本。平时她就直接在这层层叠叠的各式译本之上翻译，备课，或给家人、老师写信。
那是1973年，她带着一双儿女，并且肩负教学重任，只能找见缝插针翻译，有时晚上要参加一个宴会，赴宴之前她还得翻译半个小时。她感觉自己像是跟时间跑马拉松赛，因为译文要在《中外文学月刊》上连载，她要求自己每次都赶在截稿日之前翻译完毕。“老师台静农就劝我不用一期不落，但我不允许自己有‘来不及’这种问题。”虽然她很清楚要做到这样，真是太难了，她需要克服太多的困难。“‘物语’是一种图画性非常强的文学形式，讲故事的人往往不厌其烦地把画面上所画的庭院花卉、宫殿布置、人物服饰等等进行细节描述。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对物品的分类真是太细腻了，譬如说一件衣服的织法、染法。还有植物花草与香料的古日文……我实在不知道这些植物的名称该怎么翻译。我甚至经常跑去问台大植物系的教授，给我的是学术名称。这也不好在小说里面出现啊。”
为此，林文月做了两个尝试。如“底衫”等能对应到中文古代称谓的就还原成中文，如指称牵牛花的“朝颜”等不能还原的，就直接保留日文中的汉字原貌，只在文后加上详细注释。而对于里面作为古典日本诗歌形式的“和歌”，她则用了一种类似于楚辞而又不是楚辞的方式。“日语的感觉像小提琴，不像中国古文那样是硬的，是钢琴。每首和歌我用三行，让译文看起来有日文的味道。”
就这样“摸着石子过河”，到1978年12月的某个冬夜，林文月终于完成这长达1300多页，共计100万字的翻译。她回忆说，当时丈夫和一双儿女已经沉沉睡下，从窗口远眺过去，整个台北都在安眠，只剩下稀稀落落的灯光，“我感觉紫式部就站在身后。” 她多年的辛劳得到了回报，译文第一版在台湾很快售罄，到1982年，第二版也售罄。而她的译本也经受住了时间的经验，如今普遍认为，《源氏物语》最著名的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是丰子恺版，一个是林文月版。
事实上，直到很多年后，林文月才知道，在她之前，丰子恺于1965年就已译毕《源氏物语》，只是因时势原因未能出版，直到1980年才得以面世。此后，“丰译”好还是“林译”好，就成了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林文月回应说：“每一个译者你都可以骂，没有一个完美的例子。丰先生在那样的年代和情况下，没有太多的参考书，却是全译，没有偷工减料，我很敬佩。如果我能够早点看到，也许能从中学习到很多。”但她也庆幸，“如果早知道丰先生已经翻译了，我怎么敢翻译呢？而且那样的话，我遇到困难，就会很依赖地去参考他的文字，也可能保留了先生译得不妥之处。”
林文月是自信的，同时又是谦逊的。她自嘲说，正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小学五年级的日语水平”，此后又陆续翻译了日本平安时代文学名著《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和《伊势物语》。在做翻译的同时，她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开始散文写作。她回忆说：“当时，我顺带给台湾地区一个文学杂志写文章。但那个杂志主编对我说：‘文月，你干嘛写那些正经八百的文章，写一些有趣的东西。’我说：‘要写什么？’他说：‘随便你，每个月写一篇。’”林文月就陆续写了京都生活的散文，后来收集在《京都一年》中，她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来把京都生活、文化介绍给大家，毕竟当时能出国的台湾人还是很少的。
当然，能有林文月这般家世渊源的台湾人也是很少的。所以人们说到她，总会提到“名门子弟”这个标签。她坦然道：“外祖父去世时我才三四岁，但已经是第三代中唯一有与他老人家合影的。我母亲是长女，连震东是外祖父的独子，连战是连氏二度单传。我与弟妹先后有四人入台大，包括学政治学的连战，只有我是中文系。”而林文月考入中文系却是偶然。“我1952年上大学，当时台湾只有三所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英专。在当时，读外文系对女孩子来说是最为摩登的选择，我也不例外地填了台大外文系。”
但作为班长，在收取全班志愿表格的时候，林文月发现四十多个女生中几乎都填了外文系，仅有一个人选择了哲学系，她顿觉没意思，就用刀片刮用钢笔填写好的表格，刮掉“外”字，写上“中”字。这一刮，就把她自己“刮”到了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那里。台静农是在林文月一家抵达台湾岛七个月后，拿着台湾大学的聘书从四川江津赶赴台湾，支援当地建设的。当时的他从未想到自己后半生会一直在这里度过。而当时13岁的林文月也从未想到，六年后她将见到这位影响她一生的恩师。“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大陆曾经是一个名声斐然的小说家，大学一年级念完后，我想回去念外文系，毕竟我改志愿只是一时赌气。但台先生知道了，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干嘛啊，功底不错，好好地接着念吧，别转系了。’这一句话就堵住了我的嘴，我从再也没好意思提转系的事情。等到读完四年本科，我想留校做个助教，又是他叫来台大文学院院长，催着我去报考研究生班，我临时抱佛脚，居然也轻松考取了。”
这般与中文结缘，林文月理当承继外祖父崇高的文学遗志，她却也有“玩物丧志”的时候。在出版《三月曝书》等散文集之余，她也写了在众老饕心目中堪比袁枚《随园食单》的《饮膳札记》。林文月说，袁枚是遣家中厨师四处学艺，她则是亲身尝试，台静农先生、许世瑛先生、董桥、林海音、三毛都曾在饭桌上捧过场。“学生笑我做菜像做学问，记了许多笔记。其实，最开始我是为了避免重复以同样的菜式款待同样的客人，才用卡片记录每回宴请的日期、菜单，以及客人的名字，而今再度翻起，许多师长已经故世，许多朋友已经离散，更是唏嘘。”
出生于名门之家，往来无白丁，却不失烟火气息，林文月是不少女性心目中的“得天独厚”，但她坚持认为必须要先做一个人，再做一个女人，再做一个学者、作者或者是翻译者。“我实在不佩服现在那些只知道写论文，从不敢进厨房的女教授。人生岂不就是苦乐参半？一个女性教员和家庭主妇有甘有苦，实在也是应该的。”回首往事，林文月感慨，她考台大中文系，后来写谢灵运，又翻译《源氏物语》，起初的机缘都实在太可笑了。“人生是一场直觉。我始终都是靠‘直觉’。然而‘直觉’之外，其实是有所准备的，只是自己当时不那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