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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追风者》以上世纪30年代为历史语境，从金融角度揭示了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历史必然。以信仰的寻找、确立与捍卫为核心议题，生动讲述了乱世之中魏若来、沈近真的精神成长史。该片以金融战和谍战融合交织为叙事策略，形成具有强大效能的叙事动力，以小人物和大时代的关系为创作切口，将各色人物放到时代大潮和个体命运里来塑造。由此，《追风者》为观众展开一幅既陌生又有强烈代入感的历史长卷，从金融战和谍战每一次演进的扣人心弦中感受信仰的力量，从一个个鲜活人物中感受既有历史底蕴又有审美意蕴的艺术创造。

人物谱系构建：历史语境和个体语境的双重观照。沈图南在《追风者》中具有枢纽地位。他与一般意义上的国民党官员不同，一直努力坚守本心，他也自以为守住了本心。他的所有行为动机就是报效国家，坚信他所信仰的主义、他所信赖的“宋先生”和政府都是正确的，并且一定会成功。他认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他身上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气质。但悲剧也就在这里，因为他不得不痛苦地发现，他所信仰、信赖的一切，其实是将他当工具和棋子。他为之而死的，根本不是知己。这既是个悲剧，更是个笑话。他越是忠诚，悲剧性也就越深，也就越没有出路，他后来的动摇就越可以理解。正如魏若来所说，乱世乱不在战场，乱在南京。这是《追风者》把握历史的深刻之处。作为枢纽性人物，沈图南延伸出三组人物关系，由此展开金融战和谍战的双线绞合叙事。

兄妹关系：凸显信仰与亲情的强烈冲突。将兄弟姐妹置于不同阵营和信仰体系作为叙事策略的做法以前是有过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将两种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信仰矛盾与血脉相连、难以舍弃的亲情关系交织在一起，造成强烈冲突。《追风者》不同之处在于，沈图南、沈近真兄妹是留学海外、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高级知识分子。沈图南是南京政府中央银行高级顾问，掌握经济命脉；沈近真是上海兵工厂高级工程师，是影视剧中少见的“兵器女王”，与其上海名媛的身份形成强烈反差。沈图南对沈近真呵护备至、宠爱有加，但对其政治倾向极端严苛、充满警惕；沈近真对沈图南包括嫂子和小鱼儿，有着浓厚亲情，但在信仰面前又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性。在各自信仰面前，兄妹俩都极其坚定，《追风者》对这种完全对立维度上的坚定性进行了深刻书写。同时，又对兄妹情深进行了充满人情味的细腻表达。

师徒关系：魏若来得以新生的成长叙事。魏若来这个人物非常立体、丰富。他是动荡大时代中来自苏区的“沪漂”式人物，一个江西来的外乡“小镇青年”拼命在上海滩立足；他是博闻强识、有着“最强大脑”、从公开报道即可洞察金融秘密的天才式人物，从沈图南的名字就能想到“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由此看透沈图南以鲲鹏实业发起的并购意图；他是热忱、笃定追随沈图南的迷弟式人物，对沈图南持有发自内心的无比敬佩，将其视为人生楷模；他是在各种奇遇、阴谋、险境乃至生死考验中左冲右突、绝处逢生的破关式人物，一次次以匪夷所思的急智化解死结死局，如同游戏中的一次次破关；他是因为一次次失望，因为身为共产党员的哥哥的死、黄包车夫阿文的死、房东阿姨周姨的疯、邻居女孩儿方玲的死等一系列打击，因为沈近真的指引和苏区的召唤，对共产党产生认同而加入共产党的新生式人物；他是既在南京政府央行工作过、又在瑞金苏区苏维埃银行工作过的传奇式人物。“沪漂”式人物、天才式人物、迷弟式人物、破关式人物、新生式人物、传奇式人物的每一个侧面，都有生动可信的传达。

权力关系：从金融维度艺术揭示了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必然。《追风者》围绕沈图南央行高级顾问身份，设置军法处处长康少杰（康爷）、江浙商会会长虞世清（虞老）、侦缉队队长林樵松、通商银行行长张鸣泉等反面人物群像。这些人物牵出国民党权力谱系和金融谱系中的暗黑面，他们以利益交换为唯一准则、最高准则，或听命于南京手眼通天的“大姐”，或心狠手辣置天理、民生、人伦于不顾，或尔虞我诈出卖所谓朋友，或有需要时也可以与死敌般的对手进行毫不尴尬的利益交换。所谓国家利益，所谓民生，都是徒有其表的幌子。这种以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做法深刻揭示，标志着国民党、国民政府金融信用、政治信用的破产，从金融维度艺术揭示了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必然。而在魏若来看来，信用是银行的根本，苏区银行虽然经济困难，但老百姓衷心拥护，其信用满格。国民政府则信用崩盘，其央行、金融业必然没有前途。

叙事空间营造：历史意蕴和审美意蕴的有效生成。《追风者》深入研究了特定历史时代的地理空间，结合本剧立意、剧情、人物等将地理空间有效转化为叙事空间，由此生成既生动可感又厚重结实的历史意蕴和审美意蕴。《追风者》的叙事空间大略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维度。

一是上海。上海是《追风者》的主体叙事空间。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包括央行、证券交易所、银行、租界、监狱、街道、汽车、书店、裁缝店、咖啡店、夜总会等城市景象，构成叙事的地理空间、历史空间、文化空间。色调整体上偏暗淡压抑，符合全剧赋予上海的调性。证券交易所人潮汹涌、火爆激烈的交易场面，租界法外之地的轻描淡写，都具有历史深意。

二是苏区。包括间接提到的、作为意识形态的苏区，以及魏若来、沈近真、沈图南以不同方式和身份回归或进入的现实的苏区，以钨砂外贸、金融与上海勾连起来的苏区，无论是空间的客观色彩还是人物的主观色彩都是明亮的。这种空间调性也契合对苏区的礼赞式表达。

三是南京。南京这一空间在剧中始终是隐形的，但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沈图南的后台“宋先生”和虞老的后台“大姐”都在南京，他们的符号性存在充满隐喻和反讽，却于无声处听惊雷，此时无声胜有声，深刻揭示了“乱世之乱，乱在南京”的历史真相。

四是广州。广州作为叙事空间出现，时间不长，但有意义，因为它对接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时间节点，更加凸显各方人物在这一空间里行动的价值，也进一步凸显了国民党特别是军队体系的腐败和混乱。

五是七宝街。七宝街是周姨、阿文等小人物的弄堂里的世界，是与大上海相对比的小世界，生动展现了大时代对小人物的深刻影响。七宝街承载了乱世难得的温情，同时，它又绝不可能是世外桃源，特别是国民政府以金融整顿为名进行的股市并购、库券发行，寄予了创作者对众生的同情。

从金融角度切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追风者》并不是第一部，电视剧《大道薪火》就填补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中经济建设与金融建设领域的空白，创新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建红色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助力反围剿的历史。《追风者》则将中央苏区苏维埃银行与国民党中央银行相勾连、将金融战与谍战相勾连，叙事主体从领袖视角转换为小人物视角。《追风者》的成功可以让业界思考：革命叙事的创新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行的。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