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敲下“华山医院，第一章”这几个字的时候，马伯庸或许已然预想到，这部小说将与以往的作品大不相同。

在近年来影视改编的浪潮中，马伯庸取材汉唐历史的多部作品都深受关注，在观众群体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历史+悬疑”的固定印象。实际上，从《风起陇西》开始，一段暗潮汹涌的历史背景加上一位不折不挠的平凡侦探的叙事模式，就成了马伯庸历史小说中一条重要的独门文脉。“小人物”会在层层解谜的过程中与“大历史”不断碰撞，最后在惊天反转中绝地求生，为我们带来智力与审美上的激烈享受。然而《大医》推陈出新，小说讲的是晚清时期东北山村青年方三响、归国外科才俊孙希和上海富家小姐姚英子相聚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携手经历了皖北水灾、上海鼠疫、救援日本等一系列事件。三人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代大潮下，成长为治病救国的“大医”。

这部以中国近代医疗史为素材的长篇小说，穿越了一段全民关心公共卫生的艰难岁月，最终抵达读者面前。《大医》所呈现的对于“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处理在既成的类型文学模式上更进一步，从作为背景板的史实表面下沉到纵贯历史的时代精神，展现出了“历史可能性小说”书写的又一面相。

“大历史”的想象力

想象力无疑是历史小说写作的一大法宝。在开始创作一部历史小说之前，马伯庸往往会将大量时间投入到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中。以《大医》为例，据作者自述，对于故事背景的前期调研就耗费一年半之久，而在后续两年的写作过程中，马伯庸也多次走访查阅以丰富小说的历史细节。但无论有多么详尽，史料终究是对连贯历史时间的采样，连接这些节点就需要作家发挥文学虚构的想象力。而马伯庸给出的想象力方案就是“现代化”，《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唐代大数据“大案牍术”以及《长安的荔枝》里可视化工作表“脚程格眼”等都是其体现。建立在数理基础上的现代化逻辑串联起了星星点点的历史真相，作者借此在遥远时空之外的舞台上演出一折现代故事，也对接到当代读者的情感结构。由是，马伯庸化用了克罗齐的那句著名历史命题，提出“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题材小说”。

然而在《大医》中，这类超前的现代化技术似乎隐匿了身形。柯师太福医生改良的新型注射器与方三响提出的酷似“赤脚医生”的公共卫生设想，看起来都像是超越时代的产物，但前者是史料所载，后者实则取材于陈志潜试点模范卫生区的真实事件。这种超越过往作品的真实性绝非近代题材所致，考虑到《古董局中局》和《草原动物园》珠玉在前，《大医》其实并不是马伯庸第一次聚焦晚清民国的莫测风云。他在后记中写道，《大医》是自己写过的“最惊心动魄的小说”，因为历史天然去雕饰的“真实”本身就超越了一切艺术上的虚构。战玉冰认为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通过描绘大量细节来营造出遮盖虚构痕迹的“拟真感”，对于“小历史”的关注取代了“大历史”的逻辑立于读者的认知焦点。《大医》的写法显然与此不同，无需“模拟”而是直接触碰真实性，还原出“大历史”的样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伯庸在《大医》中放弃了历史小说的想象力，恰恰相反的是文学的想象力在此脱离了技术的物质束缚，以抽象而非具体的形式得以体现。启发主角团三人思考国族与个人命运的记者农跃鳞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不去关心时局，时局也会来关心你”。这句格言在全书中共计出现了七次，或是农跃鳞本人口述或是方三响的回忆，贯穿小说全文。这里体现出的“大历史”的想象力显然不是某种帮助人物解围纾难的现代技术，但确确实实地成为主角团精神上的明灯，也推动着“小人物”们在“大历史”之下艰难前行。起到同样效果的还有点题的“苍生大医”精神，那段取自《千金要方》的拗口古文被红十字会元老王培元背诵、被外国医生峨利生背诵也被年轻的主角们背诵，在众声差互中勾勒出“大历史”的轮廓。

“小人物”的修辞术

织补“大历史”的想象力并不是孤立的，需要依靠“小人物”的言行和命运来实现。在小说开篇，马伯庸精心设计了一场巧合：在驻英使馆跑腿的孙希和身处上海的姚英子在不知情中先后经手的红十字会电报，拯救了卷入战火的东北少年方三响的生命。这似乎形成了一种寓言，“小人物”的命运与“大历史”的动向永远交织在一起，他们能够不经意间影响“大历史”，也会被“大历史”裹挟向前。三位主人公无疑都属于“小人物”的行列，他们未来会在上海的红十字会总医院相遇，并且携手度过四十六年风雨飘摇的人生，成长为泽被一隅的“大医”——德才兼备的外科圣手、拯救妇孺无数的妇产医生以及心怀大爱的公共卫生专家。孙、姚、方三人是“大历史”的见证者，眼观自身所处的时代洪流；他们也是“大历史”的参与者，以自己的方式推动滚滚向前的车轮。

马伯庸曾以滴水来比喻历史中的个人，如果所有人都涌向同一个方向，那么所形成的也就是“真正的历史潮流”。在历史想象力的投射之下，“小人物”也可以拥有大思想大情怀，刊登在《新青年》上的“劳工神圣”与曹主任一生怯懦但最后与日寇同归于尽的壮举同样熠熠生辉。马伯庸在此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人民史观，即使如昙花一现的角色也有其价值和贡献，也正是无数“小人物”的合力才将中国近代史推向了他们期盼中的未来。

马伯庸对于“小人物”的尊重也在形象塑造中体现无遗。八十万字的《大医》毫无疑问的是马伯庸写过最长的一部小说，但即使篇幅如此宏阔，也难以满足作者希望记录每一位近代“大医”和仁人事迹的愿望。《日出篇》中有一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方三响因为追寻华工领袖王希天和百名华工深入震后，结果偶遇仇人江木精夫。对于故事桥段而言，这一段情节应当止于回收觉然和尚真实身份的伏笔以及塑造方三响个人的坚毅形象，作为小说角色的王希天已经完成了其叙事功能。但是作者仍然在章末旁逸斜出了五十二年后久保野茂次公布的一段日记，揭示了日军残杀中国义士王希天的真相。我们同样可以在张竹君、项松茂、萧钟英等角色的身上看到作者对于取材自真实历史的角色的赤诚之心，“小人物”在《大医》中并不是单纯服务于故事的功能单元。马伯庸在为他们立传、砌起丰碑的同时，通过“小人物”抵达了“大历史”。

历史可能性小说

“历史可能性小说”是马伯庸对自己作品的定位，这一概念与讨论科幻、奇幻题材作品时常常会提到的“推想小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推想小说”往往要建构起一个完全处于我们认知之外的可能世界，然后去讲述新世界中“真实”发生的故事；而“历史可能性小说”反其道而行之，立足于真实世界中已经发生的事件，再去探索历史间隙里的可能性空间。从这样一种虚实之间的角度来看，《大医》所蕴含的历史可能性是随着故事进程在逐渐收缩的，不妨以孙希为例。《大医》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破晓篇》和《日出篇》两部共四册，这名机敏少年在第一部中一心留学海外、充当着京沪两派之间的商业间谍又处处回避政治立场，颇有几分《风起陇西》冯膺的影子。但在《日出篇》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孙希不惜自毁右手、告别手术台以避免被日寇利用，在建国后又奔赴抗美援朝战场，显然成长为心怀家国天下的典范“英雄”。

另外两位主角也是如此，从最初的性格各异、理念冲突到最终走向相同的道路，这种可能性的缩紧伴随着人物的成长弧光。值得注意的是，道路选择的同一性并不代表着作品走向脸谱化或者“样板戏”，马伯庸赋予《大医》的是一种区别于旧作的变速美学。无论是《古董局中局》的漫长跨度还是《长安十二时辰》的紧张节奏，马伯庸往往都是环环相扣、或慢或快地匀速推进，而在《大医》中历史激变的速度却是在逐渐加快的。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变速美学的形成与中国近代高速转向的背景关系密切，但马伯庸也在有意地收窄对可能性的挖掘以配合历史的加速。而在加速的终点等待着主角们的，也就是助推他们一路前行的济世救国梦。

2023年11月7日，马伯庸与上海华山医院援外医疗队队员一同观看红十字会“160年人道之旅 笃行不息”图片展。

重回小说开篇，少年方三响不明白为什么沙俄与日本会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为什么自己的国家积贫积弱，这句“为什么”陪伴他一直到上海解放的前夜。《大医》中贯穿始终频频出现有沈敦和深入人心的“强国保种”、陈其美常常提起的“救国如治疴”、农跃鳞以身作则的“关心时局”还有王培元心心念念的“苍生大医”，这些其实都是对方三响之问的回答。由此来看，“小人物”们之所以走向同一条道路、之所以放弃历史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大历史”的引导和驱使，让他们携手汇入拯救苍生命运、重铸国族尊严的时代洪流之中，于是“大历史”与“小人物”完成了闭环。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的结尾写道：“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马伯庸肩负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以两卷《大医》重返“大历史”波澜壮阔的现场，为奉献一生予民族复兴事业的“小人物”们作不能忘却的记念。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