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京》是李唐最新的长篇小说。不得不说，《上京》之前的李唐是个固执的现代青年，执着于对都市孤独感的捕捉，沉迷于对记忆、遗忘、存在的描摹。让人担忧的是，年轻的李唐在多篇作品中已经多少呈现出了对自我的重复，这或许是源于他个人主动的艺术选择，也可能要归罪于某种写作素材与路径的拓展局限。作为较早关注李唐创作的研究者，也难免心生疑虑，这位颇具才华的写作者将去往何处？李唐显然是具有自省精神的，《上京》或许就是他给出的一份探索答卷。

《上京》的主人公梦生是一名生活在1918年的刺客。1918年不是一个平凡的年份，刺客也不是一个平凡的身份。得益于《史记·刺客列传》的加持，“刺客”成为一个重要且丰富的历史、文学意象，但在类型文学之外的当代文学书写中却罕见刺客的身影。在这样的意义上，《上京》弥补了当代文学中的一种空缺，接续了久被忽视的文学传统。在太史公笔下，“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那么，被司马迁赞赏的刺客的“立意”与“志”具有怎样的内涵？单从司马迁列举的几位刺客来讲，除了勇敢、机智等基本素养外，豫让、聂政都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忠诚与信义，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最有名的刺客非荆轲莫属，他的故事戏剧性最强，历朝历代的诗文曲赋、传记传奇多有重述，也延伸出不少新的讨论话题。（注释[1]）其中最具当代性的问题莫过于，荆轲刺杀秦王是义还是不义？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该以哪一种价值观念看待这段史实，从忠贞守信、抵抗暴秦角度讲，荆轲死得其所，是千古英雄；从统一中国、结束战乱角度讲，荆轲以及一众刺秦的杀手皆是目光短浅的历史罪人，这也是后来诸如陈凯歌《荆轲刺秦王》、张艺谋《英雄》等影视作品的基本立意。正如卡林内斯库在讨论“古今之争”时所指出的，从获取更丰富的知识、拥有更广阔的视野的层面上讲，我们才是“古人”，以不同的视角“观看”前尘往事当然是容易的，然而，在获取了大量知识与观念的基础上重新“塑造”旧人物（刺客）、“讲述”旧故事（1918年），一个年轻的作家会怎么做、能怎么做？

在李唐笔下，“刺客”梦生隶属于“燕社”（这一组织命名本身也值得玩味），而这一刺客组织得以保全和延续是因其“不涉政治”“只承接民间恩怨”的组织原则，也就是说，“刺客”在此时不过是一种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普通职业。承继自历史经典的“刺客”在小说开篇便被悄然降格。而在接下来的故事推进中，倒是频繁出现诸如利刃闪出的寒光、飞檐走壁的黑衣人、密室、易容、催眠等描写，多少可以推测少年李唐应该读了不少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刺客梦生颇具江湖侠士的风采，这也呼应了《史记》中常被拿来与《史记·刺客列传》相提并论的《史记·游侠列传》。（注释[2]）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和刺客其实有很多共同点，但相较于刺客最终的舍身成仁，游侠似乎功在平时的行侠仗义、声名远播，司马迁也由此解构他们的“以武犯禁”。刺客大多为报知遇之恩而死，游侠则在闾巷民间惩恶扬善。在这样的意义上，“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梦生似乎并没有继承真正的刺客、游侠精神。然而，和两千多年前即将进入新的历史纪元的刺客游侠们类似，梦生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生活在这个民族国家向现代迈进的阵痛时期，梦生会激活沉重且沉睡多年的“刺客精神”吗？

严格意义上讲，梦生父母的死亡是“历史性死亡”，死于载入史册的庚子年“拳乱”，但梦生对刺客这一职业的选择却与政治无关，仅仅是因为燕社社首的收留，自己便自然成为社团一员。在之后多年的行动中，梦生也始终是“对政治一窍不通”，只是因为此次刺杀对象的特殊身份而被动卷入几重纷争中。最终深入虎穴，也仅仅因为如父亲一般的社首突然失踪，梦生不得不接受良心的拷问，去践行朴素的知恩图报。这是武侠小说中普遍流行的恩义观念，也是司马迁笔下的刺客们认可的忠诚原则。梦生没有当代影视剧“刺客叙事”中的“天下”观念，也没有金庸先生在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信仰：梦生是“大时代”的“小人物”，是“刺客”这一能指之下李唐式的“青年杀手”。我们看到了梦生的孤独、恐惧、懦弱，看到了梦生的冲动、执拗、逃逸，这是我们熟悉的李唐所热衷捕捉的现代人物情绪。梦生披挂着刺客的外衣，在历史的洪流中穿梭，却始终若即若离，似乎在讲述另一个时空的故事。在这一时空中，李唐的创作脉络鲜明可见。

自第一本小说集《我们终将被遗忘》开始，李唐便痴迷于对都市孤独青年形象的塑造。（注释[3]）在艺术层面，李唐先锋而现代，行文风格冷峻而浪漫。在这本早期作品组成的合集中，李唐已经展现出纯熟的语言技巧，也大致呈现出自己关切的几大主题的轮廓。从李唐此时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阅读与创作的思想资源，那些耳熟能详的外国作家、音乐家在他的作品中闪现，融进人物的骨骼与血肉，他也由此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人物谱系。此时李唐笔下的人物，奔波在大城市的各个角落，承受着工作、家庭、社交带来的种种困境。这是青年作家们彼时普遍偏爱的主题，换句话说，李唐的人物是敏感化、极端化的“我们”每一个人。此时的李唐多少还是“务实”的，还在关心真实的世界与真实的人物，在以文学的方式把握个体的心理状态，试图触摸个体的精神边界。

这种把握和触摸总是单调而让人疲惫的，李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到了长篇小说《身外之海》中，他已经展现出了一定的变化。（注释[4]）在这本小说中，李唐将此前的试探做了进一步推进，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李唐以“在场”的强势姿态搭建了理想中的一切，他的主人公在海滨小镇过着悠闲的生活，认识各有故事的小镇居民，疗愈一段难以名状的创伤。时间、记忆、存在、遗忘、死亡，这些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在李唐笔下左奔右突，即便逃脱到这样一个理想世界，终究难以纾解，这隐居的生活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另一种投射。所谓“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有身外之海”，李唐在这片海里安排了诸多“非现实”的元素，天空会飘下天鹅羽毛，花盆里可以长出诗集，一匹狼可以开口说话，但在这个近乎完美的疗愈之所，“我”依然无法抵抗时间与记忆的侵袭，依然只能与内在的自我不断重复着精神的博弈与消耗。但在此间天地，李唐自由而轻盈。

在之后的《月球房地产推销员》《酒馆关门之前》中，李唐都保留了“另一个世界”的设定，甚至不少人物形象是反复出现的，这或许也说明，在李唐的文学世界里，有始终无法解决的困惑，有始终没有得到消解的症结。《月球房地产推销员》携带了一定的科幻色彩，但这种对“虚”的拓展却是鲜明的对“实”的回归。与充满童话色彩的“身外之海”相比，“效率委员会”与“公社”当然更为紧迫和残酷。李唐在这部后出版的长篇小说里倒是做了相当程度的后撤，或者说，在创作和出版的道路上，李唐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精神世界一样，“务实”或“务虚”，不过是一时一地的平衡或失衡。

在《月球房地产推销员》《酒馆关门之前》之后，李唐还出版了《热带》《菜市场里的老虎》两本中短篇小说集，新作旧作皆有，也持续着他一贯的精神探索。李唐显然不是“体验生活”派的，他的写作主要依赖个人的阅读经验与哲学思辨，正如有论者指出：“李唐迷恋的是无意识领域”，“尽可能抛除一切‘前见’和‘前理解’，从而对事物进行最原始、最朴素的观看。然而‘朴素的看’是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活动，因为它实际上是逆着人的思维逻辑，强迫我们只去观看，不去理解，乃至抵达‘坐忘’，遗忘主体、经验和概念。这种状态对李唐有着强烈而持久的吸引。”（注释[5]）他的主人公总是在“现代”打造的精神牢笼中挣扎，复杂而碎片化的经验剥离与思想缠绕之后，是灵魂深处无边的落寞和漫长的孤寂。“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些年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沉浸，满足了自我创作欲望的同时是否解决了真正的内在难题？

《上京》不能不说是一次勇敢的突破。接受西方现代文学多年洗礼的李唐返归百年前的历史现场，以一个刺客的形象在1918年秋冬的北京城中踽踽独行。李唐回到中国走进“现代”的“起点”，更确切地说，他回到的是“可以选择”的年代。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人选择漂洋过海，有人选择偏安一隅；有人选择庙堂仕途，有人选择勾栏瓦肆；有人选择争权夺利，有人选择衣食温饱；有人选择为国为民，有人选择家园亲情……历史的列车轰隆隆向前，却始终只能行驶在一条轨道上，没有登上这趟列车的人，或者被列车甩出窗外的人，是否还有别的轨道可以前行？小说提出的重要问题或许正在于此，在所谓的“觉醒年代”，身处历史风暴之中的个体，他拥有怎样的精神状态？他是否有权利脱离既定的处境，选择其他的轨道？历史是否有足够的缝隙容纳不同轨道的并行？个体与世界的关系究竟可以有多少种呈现的方式？《上京》之前，李唐笔下的现代都市青年面临的精神难题似乎是永远无法逃离的，那么，将其转移至遥远的历史背景之中，是否会有别的答案？又或者说，是否至少可以获得一次“以史为鉴”的机会？

“青年杀手”梦生首先跌入了美人的温柔乡中，在戏剧化的情境下意外结识风尘女子唐盼并自此难以自拔，这倒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英雄美人”的叙事模式，也是在这一传统叙事的推动之下，“英雄”梦生冲冠一怒为红颜，在鬼市犯下命案。然而，这次近乎“无差别杀人”的行为多少解构了基本的江湖侠义道德，梦生理应失去“正面形象”具有的主角光环。但在接下来的故事发展中，梦生依然一路凯歌，明里暗里得到太多保护和帮助。在这些保护和帮助中，最重要的来自双寒冰和韩秉谦，他们也分别代表了两种生活和价值观念。双寒冰在“忠孝难两全”的困境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叛出家门、参加斗争、创作新小说、推广新文化，这一选择以后设视角来看无疑是某种“正途”，是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的睿智果敢，他也成为那个时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韩秉谦是马戏团的负责人，魔术师的身份与常年的伪装让他显得神秘而深沉，他带着马戏团各地巡演，献艺的对象上至美国总统、中国逊帝，下至公园百姓、街巷庶民。他以操练魔术、游戏为志业，得以在乱世中安身立命，但他每日反复呈现的那些如梦如幻、亦真亦假，何尝不是现世的真实表征？或者说，这流离的人间也不过是马戏团中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何足挂齿，又何必较真？在某种意义上，双寒冰和韩秉谦是梦生（李唐）的一体两面，在积极的入世中勉强斗争，在虚无的幻梦里游走彳亍。

双寒冰和韩秉谦的对立统一可以看作是李唐多年创作实践之后的自然塑造，事实上，李唐的作品中始终有这样一条隐秘却强劲的暗流：一种与一切隔绝的欲望，以及与欲望相伴相生的犹疑。李唐的人物执着于“另一个世界”的清净与缥缈，却又无法真正摆脱此岸的喧嚣与羁绊，两个世界的冲突矛盾于人物身心不断挤压，渐成剑拔弩张之势。《我们终将被遗忘》可能是这种紧张关系的最初呈现，《身外之海》则是一次尝试性的探索，也是这种张力的再次确证。而到了《月球房地产推销员》《热带》《菜市场里的老虎》，李唐已经游刃有余，能够将内在澎湃的血涌炼成清流，自在地灌输进悠长的故事中。早期的锋芒以《动物之心》为代表，之后的成熟则以《蜉蝣》为见证。那个为了生计而去当动物管理员的“他”，逐渐以返祖的姿态重回动物世界并有沉迷之势，但最后却以女友找来并告知其即将为人父的消息作结，那个让人着迷、不知道该走向何处的“动物化”故事以这样一个消息扎扎实实落地，着实让读者唏嘘。而《蜉蝣》则包含了李唐创作中关切的几乎所有问题，少年、孤独、亲子、友谊、欲望、情爱、动物、疾病、死亡、记忆、遗忘、存在、命运等，李唐以极为现代的叙述手法将冗余的主题杂糅，不断在真实存在的村落与无边无际的精神世界中游走。小说篇幅不短，情节散漫，几乎难以卒读，但阅读过程中又始终能感受到小说里透出的近乎刺眼的光线，这光线让读者眩晕，却也在时刻提示读者关注光线之下匍匐着的灵魂。曾拥有“动物之心”的“他”，曾触摸过阳光、河流、丛林与蜉蝣的少年，要怎样继续这尘世中的朝朝暮暮？

梦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答案。作为“燕社”第一业务骨干，他打破了李唐笔下常出现的失败青年形象，不仅与高层领导关系密切，还能在烟花巷中偶得红颜知己。当然，如此“成功”的青年，在精神层面依然是李唐式的，孤僻、清冷、敏感，再加上些许的懦弱，对外在的世界充满不自觉的拒绝。作为一种“可能性答案”，梦生不再独自陷于自己的内心泥淖中，而是与“世界”有了更多联结，或者说，在努力地与世界发生关联。大柳、小柳与“生意下处”的设置由此有了重要的意义：

鸡毛店里住的全是些行走江湖的生意人。变戏法的、卖药的、卖估衣的、卖梳篦的、唱大鼓书的、说相声的、算卦相面的、打把式卖艺的……人们来来去去，争吵不休，互帮互助，俨然一个微型会馆。梦生从大柳口中得知，这儿被称为“生意下处”，南来北往的都是“吃张口饭”的江湖人，外行人没有介绍是进不来的。大家白天里各行其是，晚上回来聚到此地，煮一大锅烂肉面——大锅手擀面，浇上猪肉杠、羊肉床子剩下的下脚料熬成的高汤，搭配以催人泪下的辣子，足以让人吃得脊梁冒汗。每到吃饭时，小柳便取下墙上的笊篱，负责给每个人盛面条。人们端着热气腾腾的大碗，吸溜吸溜地吞咽面条，顾不上说话。整间房都被面条的热气胀满了。

睡觉时，有人把头顶的大毯子缓缓降下，正好盖住所有睡在通铺上的人。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呼吸着彼此身上的臭味，说着粗俗的玩笑，倒也十分暖和。月至中天，房里已是鼾声一片。

这是李唐以往作品中不太可能出现的段落。他以往的小说中，有的是海边、丛林、酒吧、音像店，是河流、荒原、郊外、垃圾场，这一次，李唐主动沾染了“烟火气”，似乎没有这气息，便不能算是“上京”，不能算是真正呈现了一个时代。及至公园里的李大钊演讲，柏斯馨里佩戴北大校徽的男女，报馆里流传的《新青年》，历史课本中的1918年得到了再一次的确认。然而，梦生只是在“下处”躲藏了一些时日，很快便被双寒冰接走，最后跟随马戏团远遁。也就是说，所谓人间烟火，不过是梦生的短暂过渡，甚至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或许充盈了一段时代叙事，却终究浮于表面，并未真正融入故事的肌理。这不是李唐擅长的部分，一个年轻的作家也不必擅长每一种情境的书写，正如对唐盼、于一郎等女性人物的塑造同样显得不那么让人满意，但双寒冰和韩秉谦的存在足以彰显李唐的旨趣。

双寒冰在酒醉之时对梦生表示“你我注定做不了朋友”，韩秉谦在梦生辞行时则说“我早就想到有这一天”。梦生终究不是双寒冰那样的斗争者，也不是韩秉谦那样的入梦者，但梦生知恩图报、心存不忍，于是走上了刺杀山内的道路；梦生心有牵绊、别有所寄，于是最终决定金盆洗手、闲步京城。不念前尘，不问去处，从未真正与世界脱离的梦生也从未真正与世界相亲。李唐借历史的躯壳塑造的青年，在历史浪潮的拍打下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类似归隐的道路显然与崇尚牺牲与信义的刺客精神无关，只能说多少携带着“深藏功与名”的游侠气质。李唐的梦生或许没有在当代文学书写的意义上激活或丰富“刺客”“游侠”的内涵，但基本实现了一次还算完整的艺术塑造。当读者觉得似乎可以为李唐拍手庆贺的时候，闲步中的梦生被另外一个刺客终结了生命。从创作的角度讲，这是一个略显突兀的结尾，却并不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尾。梦生终究没有活成自己偏爱的那头银色的大象，不管历经怎样难耐的生活，大象保留了选择死亡的权利，这最后的尊严梦生没有得到，李唐却由此回应了最初的困扰：历史或许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不同的轨道并行，但列车一旦启动，乘车人却再也没有下车的机会，做了选择的个体谁都无法在历史浪潮中独善其身。梦生跳脱出李唐式人物以往纯粹的精神漫游而与实在的世界发生了激烈的触碰，这触碰生疏而短暂，似蜻蜓点水，却并非了无踪迹。

寰宇其实一颗球。父亲说道。他经常会突然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球？我忍不住笑了，就像一颗鸡子？

正是。父亲说。

那住在鸡子下面的人岂不是要掉下去？

不然，这颗鸡子很大，没人会掉下去。

童言无忌。那个在公园里“穿黑棉袍，留平头、八字胡，戴小圆眼镜的教授模样的方脸男子”宣讲的“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不知道是否唤起了梦生这段关于“球”的记忆，成年的梦生不知道是否依然在为“下面的人”忧心，但父亲承诺过的“没人会掉下去”真的实现了吗？如果确实没有人掉下去，那在这颗鸡子上拥挤的人群中，个体如梦生者，能够苦苦追寻的，也不过是可以立足的浅浅“一点”，又或者，是鼓起千万次勇气而对世界做出的一次“蜻蜓点水”。从《我们终将被遗忘》到《上京》，李唐由这“一点”出发，以勤勉的写作实践做这世界的切线，深入个体精神的深处，虚实相生的故事中是与世界的微妙对话。这寰宇之球当然有无数条切线，但每条切线与世界的关联注定只有“一点”，“一点”之外，切线无限延伸，宇宙浩瀚辽阔。在李唐笔下，个体与世界的关联如此微弱，又如此牢固。而在梦生生活过的地方，在一百多年后的北京，在这样的时代与时刻，或许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去判断，作为切线的个体李唐的创作，与这世界关联的“一点”，究竟是太少还是太多。

注释：

[1] 黄子平教授曾于对外经贸大学做讲座《荆轲刺秦：从司马迁到张艺谋》，详细梳理自《战国策》开始，直到当代文学书写中荆轲形象的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

[2] 关于“刺客”与“游侠”的讨论可参见张桂萍：《论〈史记〉刺客、游侠传的仁义主旨及其多维视角》，《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3] 参见樊迎春：《先锋的与浪漫的——读李唐小说集〈我们终将被遗忘〉》，《名作欣赏》2018年第2期。

[4] 参见樊迎春：《“抉心自食，何需本味？”——读李唐〈身外之海〉》，“同代人”微信公众号2018年3月22日。

[5] 赵天成：《昨日的与他日的世界——李唐论》，《小说评论》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