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施蛰存“年谱初编”到“年谱”
一
1990年代前期，李子云与柯灵夫妇每月都在复兴中路瑞金路口的一爿小饭馆午餐，有道点心“飞饼”，颇得柯灵夫妇青睐。我受邀几乎每次参加，聆听他们闲谈，深受教益之馀，也会说些自己的想法。李老师正筹办《上海文化》，又策划现代文学史料丛书“世纪的回响”，邀请施蛰存先生为顾问，有时让我捎信；在她的“将20世纪现代文学史作巡视性回顾”的感召下，我居然跃跃欲试。她为我分析，建议我从搜集施氏旧稿起步。柯灵先生对我鼓励有加，当我提起他在《梦中说梦》里为施先生仗义执言，他说，早就想写写施先生，可还没动笔；眼下对施先生的研究，处于小说创作的阶段性评论，与他对上海文学作出的杰出贡献不能相称；他的杂文写得尤其好，可惜没结集，如今编印旧稿的丛书很多，而他的旧作都没赶上。
其实1980年代，香港刘以鬯主编“新文学丛书”就曾向施先生约稿，施先生原拟编《旧箧集》，也是旧稿迟迟未能检得而错过。虽然我有近似想法，尚在懵懂状态，经李老师、柯灵先生点拨，心里好像有点清晰，从而想起施先生教我，治学“阅读面要广，见多才识广，基础大金字塔才高”。我开始热心于施先生的文学作品，从新诗、散文到小说，得到什么就读什么，还购置一套《现代》影印本。从那时起，凡在报刊上读到有关施先生的报道、评论，我都作复印剪贴，这个储备资料的习惯，让我后来很受用。
兜了一大圈，视野变宽了，可要起步研究，学力尚有不及。如何独辟蹊径，寻找适合的研究路向，让我颇费思忖。虽然有应国靖《施蛰存传略》《施蛰存年表》，可这项研究的基础资料远远不够充分，还没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拓展性研究；大约就是我见施先生劝人“不要多写关于我的文章，写的人多了，变不出新论来，就没多大意思”的由来。
当时位于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包括徐家汇藏书楼报刊库，都迁至淮海中路。新馆设有近代文献阅览室，等候借阅的时间大大缩短，我如鱼得水，读到沈从文《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论中国创作小说》，另有他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有关施先生小说的书评，那些热情的批评，激发了我的勇气与兴趣，准备以文献为目标，有系统地搜集、整理有关原始文本材料，为进入考索与解读的领域打下基础。
1998年初春，承三联书店吴彬女史高谊，推荐我参与林祥主编的“世纪老人的话”丛书的撰写，由此拙著《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问世。书内“小传”“访谈实录”，都用心写作，且注意系统性叙述。按丛书体例，有个千字的“大事年表”，可我一发而不可收，撰写了三万字的《施蛰存年谱初编》，附于书尾。当时撰述颇有拓荒体验，长期以来，有关施先生的资料庞杂零散，记录有同有异，个别说法互为牴牾的也有。为此费时三年，业馀时间大半都在图书馆度过，从找寻素材入手，点滴累积；而具体问题，很多是在施先生帮助之下，逐一探究梳理，如生辰，名、字、学名，中学毕业时间，任教多所学校的薪水情况，还有多种未完稿、未刊稿和遗失稿题名，以及编《大晚报》副刊之经历，不可胜数。当时囿于丛书体例、篇幅，未能详尽，可作为研究性文本，印行二十馀年来，在写作方法、过程和搜辑史实的开拓层面上，姑且有些自得。接着撰著《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亦写作《贾植芳年谱初编》附于书末。对我来说，不仅是迎难而上的课题，也能促使自己更好地掌握研究方法，提升专业的学术能力与识见。
二
此后手头并没空落，因尚存搜集到而来不及在“年谱初编”上使用的材料，想到如何避免在研究中的隔靴搔痒现象，越来越有感于基础层面上的资料贫乏。我想，如果有一部相对翔实的年谱，则可为这座研究大厦打下坚实地基。我就在“初编”的基础上，开始编撰“年谱”，可很快就因准备不足而做不下去。
蒋天枢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堪称典范之著，老辈恂恂谦厚地在题识里写道：“所知粗疏缺略，不敢名曰年谱，故题编年事辑。”如此学术风范，不仅使我尊崇，且指明这类文体从属年谱，也可说是年谱类的分支体裁。经再三考虑，按照初始定位的作为研究性文本，以及规划设计的撰述体例、编纂方式，确定书名为“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
早在1989年元宵节后，起潜老人赴美开会前夕由京返沪，我侍方行先生在老人书斋晤谈，见案上李仲阁编《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内有顾老作的序，出于好奇便借回迻录。至初秋，吴织老师告诉我顾老已返沪，我即趋谒，老人为我作了讲解。这篇序，对我以后的撰述产生了影响，给了我很多启迪。这年秋冬间，我赴京，在中国书店购得罗尔纲《困学集》，这本“为学记”所介绍的治学经验，朴素、细致又敞豁的风范，吸引了我。返沪后读至1930年他从中国公学毕业后“帮人家做抄录工作”，这“人家”具体指导他作校勘辨伪，劝他研究中国近代史。“人家”是谁？很好奇。1996年初次拜访罗老，请教时问及“人家”，他边笑边取出《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赐下。后来罗文起老师寄下《湘军兵志》，我购读《罗尔纲文选》等，受教颇夥。当建构“编年事录”之撰作方法时，想到罗老的考证之法，对古代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在编纂上取长补短地改变，确立“综合体裁”的撰史新方法，值得效法。
我拟订以编年体例为经，以纪实体裁为纬，考索事迹细节，把适用的零碎材料组织串连起来，构成其毕生行谊，置于二十世纪历史大框架中来展现，体现自我思考、认识，以及探究史实的价值取向；并希望这部研究性纪实文本，能够类比年谱而更易读，又类似传记且编年更规整；在撰述上“事录有据，录有所源”，摈弃“演义笔法”，做到听闻的就是听来的，见诸资料的就是抄来的；假如绘声绘色得像自己亲闻、亲见和亲历似的，岂非穿窬。
所搜辑的材料，除了施先生的日记、书信和作品之外，尚包括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出版史、地方史、抗战史等相关资料。其与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等往还，像信件、笔记、传记、年谱、全集，凡目力所及，有的放矢地引录要旨，如“《庄子》与《文选》”“第三种人”“《关于〈明天〉》”等史实，可一目了然。并摘录陈年报刊评论，包括非常年代的另类史料，还适度摘引旧时小报之流言，进行辨识，可观所处情势。诸如此类皆采取综合应用、有机互证之法，激活已入囊中的材料，融合叙述于编年之中，尽力依据历史文本和时代语境作贴切运用。
这期间图书馆查阅显然是重中之重，多少有点“读书破万卷”的抱负，以求实践读书得间、博洽多闻的志愿，目标是把施先生的著译和所刊文章的版次、期号、篇目、署名，查究清楚。虽说撰述“编年事录”，可撰述过程恰似在编一份施先生的全集篇目。又从施先生的出生地杭州起，苏州、松江、慈溪、长沙、贵州、云南、香港、福建等，凡他经过之处，均为寻访踪影必到之站，并写作《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编辑整理《北山谈艺录》《云间语小录》《北山谈艺录续编》《唐碑百选》《闲寂日记、昭苏日记》《施蛰存序跋》《雨的滋味》《从北山楼到潜学斋》并出版。这些阶段性成果，如同构造大厦那样添砖加瓦，都为我的撰述打下稳固地基。
如此费了十二年的工夫，奋力得125万字，撰成《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201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初版后，我仍为增订而持续阅读文献，日积月累地搜集资料。同时选编《北山译雨》《文饭百衲》《施蛰存诗卷》，编定《施蛰存集古文录》拟目，可皆因延宕而错失出版良机；好在拙编《北山楼金石遗迹》得以印行，更使我增订拙著的信心倍增，可称“粮草先行”。
三
正在着手增订“编年事录”的2018年秋间，接到杭州师大人文学院洪治纲院长邀约，命我撰著《施蛰存年谱》，真是喜出望外。我早有志于撰述施氏年谱，毕竟“编年事录”与年谱是不尽相同的两种文本形式，编纂要求与目的显然迥别，而学术规范和方法却大同小异。
年谱以及编年事录都为传统的史学体裁，就是以爬梳文献、揭示史料来弄清并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通常以编年体记载人物生平事迹，依据谱主或传主的文章著述、文献资料所载记录，加以严谨考订，甄别真伪，合理取舍，进而按时编次。相对而言，从承继文史学传统性来论，编年事录这类文体的编撰方法，与年谱息息相通，撰述周详，叙述多直接引文，旨在构建史实现场感；更重要的是可对传主生平细加考索辨析，是赋有考证特征的研究性传记文本。而从传统年谱的体例、规范、考索方面来论，则要求更规整、更精练。行文往往述而不作、叙而不议，句型句式更为简明精准，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对谱主行谊有相对的明确、肯定性，属于树碑立传式的文本。
历来撰述年谱的学术传统，非常重视“精审”功夫，“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则是我所期盼的著述境界，于我又是一项学术挑战，心愿谨慎从事。我将2012年后所得的十来袋素材，细加整理出适用的电子文档资料，择取重要并精准应用，正式投入撰作“编年事录增订本”，依然体现研究性理念、纪实性方法，强化引文之原则，着力丰富内容、细节，继续校勘相关文本；既反映他所处时代氛围和学术思潮，也观照不同时期变化的批评语境。经过多年的探索，我越来越认识到鲁迅文本性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与社会潮流紧密相联，也在增订时体现了我置重时事背景与文化环境于这方面的研究。
此番增订所使用的材料，大都已进入公共领域，基本上是栖息在图书馆、数据库，或散落于市肆网站；也有最近新出、新见的材料，起初露面模糊或隐蔽，过数年后流转方露真相，皆为我撰述的增益良机。
毕竟闻见有限，在恪守“不知为不知”之训的同时，明白贪多求全并不可取，捡到篮里未必是菜；而搜采信札、日记以及未刊私稿、手抄稿更需辨证，因其文体主观感情色彩相对浓厚，时有发生离实际相去甚远的情形，盲从的后果极为可怕；还要警惕低级庸俗的小报书刊之造谣，如果是非不分，为着猎奇搜求隐私，轻信侮辱性谣传而抄引入谱，势必跌落以讹传讹的泥沼而诋毁谱主。编纂岂能道听途说，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亦适用“疑罪从无”原则。这就要披沙简金般的辨伪考据，致力于撷取精华的剪裁功夫。
“编年事录增订本”对原先的失察失误皆严肃纠正，删减近10万字，增补了60万字，成稿177万字，为致敬施蛰存先生诞辰120周年，已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印行。我再在此架构上梳理谱主行迹，参照传统年谱的范式从事写作，致力于严格的清晰的文本转变、叙述调整和妥善撰作，耗时近六年撰成《施蛰存年谱》，得50万字，最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
从施蛰存“年谱初编”“编年事录”“编年事录增订本”到“年谱”，在这二十馀年间，正是图书馆检阅方式的转型期，由抄写、复印、相机翻拍、手机拍摄到轻松下载；由查检目录卡片、一页页翻阅原刊、一盒盒观览缩微胶卷到电子屏检索，直至访问数据库。一路走来，享受便捷，衷心希望各类数据库更加公益性地开放。但数据库仅仅是服务学术的工具，研究质量上不可因速成而下降。
谢泳长期关注网络时代的治学，观点坦率，“辑佚工作的收获很多，中国现代文学尤甚”，“其中的许多工作是通过机器来的”，“机器瞬间能找到的史料，严格说就不是史料，是现成知识，现成知识只能是解决新问题的辅助史料”。因此，应有起码的学术追求和目标，不能满足于一般的辑佚，何况凡进入公共领域的材料都具共享性，无佚可辑，大可不必抢跑道。大家注意到“如今检索这么方便，研究者断章取义，胡乱发挥，是常有的事”，遑论有待于不断完善的阶段性著述，草率编印的伪本更不用说。倘若优劣不辨，盲目引用，极易沾染移花接木之疾。谢泳又说得通透：“有些学者，总能长篇大论，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长篇大论和高头讲章，总是要在别人已见史料或者原创结果上的延伸。”果如是乎？“演义笔法”泛滥，因袭徒标字数，则獭祭饾饤，助长了学术的泡沫化。
葛兆光指出“对于他人的论著只选择看与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甚至把他人的论著当作‘资料转运站’”，“完全不顾上下文语境，很少体会他人的研究思路、资料取舍、分析立场”；又谈及“很多人不按照规矩、堂堂正正来读书引书，而是拍拍脑袋，好像都是自己的新发现，甚至把别人说的话题做的课题拿过来，包装包装，改造改造，就算自己的”。有次在图书馆与我敬重的“冷板凳”长者攀谈，不知怎的竟说起“文抄公”“文剪公”“文窃公”，老人家忿然说：“捧着我的书在窃思路、剽材料、偷字句，却虚张声势、不懂装懂，如何为人师表？”闻之轸慨。虽说“谁没有年轻过”，可在继承发展前辈的学术成果方面，应该理性地体味不同研究环境和条件的差异，学习前辈那种披荆斩棘地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连伟大的牛顿也有“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名言。可见，应切实提倡严格的学术伦理、朴实健康的研究风气。
有位学刊编辑在谈及刊物质量下滑时说，当治学基础与素养明显不足时，在急功近利动机的驱使下，数据库使用不当也会发生负作用，有的作者在面对唾手得来的检索结果，会大惊小怪，望文生义地生搬硬套。他戏言，起初是“辑佚大兵”压境学术报刊，近年“找碴大军”伏击学术阵地，罔顾过去式的阶段性成果，抓来当活靶子瞄射，“更有一批人，完全不按学术基础和规则，以一知充百知，拿放大镜在别人身上找碴儿，只要找到一个碴儿，就证明我比你高明”（葛兆光《在旧传统和新时代之间》）。因而时闹违背常识、一知半解的笑话。
看来关键是“萝卜干饭”还要吃、“冷板凳”还得坐，以深入研究的学问支撑来检索所需素材，注重运用新见史料得出自己崭新的学术见解。我的体会是，要有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只有读书多，才能见识广，才会激发问题意识，产生研究的驱动力。这样就需要充实的资料论证，再在数据库的协助下搜集潜在资料，把握源与流、表与里、因与果的内在关联性，通过整体与局部、现象与本质的分析，着力打通新见材料在基础层面与深度研究之应用，进行客观的学术史评估，以宽广视角去解读、分析、判断，感悟具有探究价值的论题，体现自我的钻研赋能。
回望撰述历程，尚有意犹未尽之感。忆及1998年暑间看望施先生，他抬头就递来手上的书，说“胡从经送来的新书，你看看后面的跋”。读了立刻想到先生早已有的诲教，而经过这些年体验，则更明白。清人郎梅溪谓：“若不多读书、多贯穿而遽言性情，则开后学油腔滑调、信口成章之恶习矣。”为学岂能如此，我的撰述向往走治学的“渔人之路”，期待像张文江教授解释的那样“行行复行行，包含着渔人一路的精进”，“‘忘路之远近’极要”，而“山口‘初极狭才通人’，正是进入桃花源前的艰难境地，所谓‘黎明前的黑暗’，坚持走完最后的数十步，终于‘豁然开朗’而到达目的地——‘桃花源’”（《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桃花源记〉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