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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浪费了的文学天才
来源:文汇报 | 书同  2025年01月21日13:00

1934年春,正在浦东中学任教的章铁民,从4月5日出刊的《人间世》创刊号上,读到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以及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三人的《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诗。作为启明先生的小友和苦雨斋曾经的常客,章铁民一时兴起,4月12日步原韵和诗三首以为祝贺。

《鳏夫怨》(和启明打油诗韵)

其一

几度思量欲出家,

算来只怕着袈裟。

无妻惯惹胭脂虎,

失恋频投赤链蛇。

梦觉冰肌怜被絮,

嚼残烧饼惜芝麻。

情书一日三封去,

没个人来品好茶。

其二

三十鳏夫等出家,

长衫蓝布代袈裟。

孤眠直欲招魔鬼,

同梦何妨伴毒蛇。

黑板生涯浑是苦,

老婆死后意如麻。

而今何以度春夕,

一匣香烟一壶茶。

其三

未曾亡国已亡家,

修道何需袈与裟。

浊世男儿浑似狗,

摩登妇女尽如蛇。

看来曲线心空醉,

送到横波肉也麻。

谩骂何妨唇舌燥,

案头尚有一壶茶。

诗前尚有小序一则:

古来男子惯作宫怨、闺怨、寡妇怨,罕有咏鳏夫怨者。妻丧则悼亡,悼亡之作也寥寥。岂女子必有夫,而男子不必有妻乎?抑男子娶妻易,而女子嫁人难乎?予守鳏三年,深觉娶妻也不易,苦恨重重,固不减年年针线也。顷读《人间世》所载启明打油诗二首,爱其清心静雅,乃不辞续貂貂尾,试步韵作《鳏夫怨》三律。《鳏夫怨》夫者,或将损及古来男子之尊严矣。罪过!罪过!

周作人自寿诗发表后,引起众多友人的唱和追捧,《人间世》二期、三期连续刊登,掀起一股和诗热潮。但也许章铁民未投稿,他的诗并未刊于《人间世》,而登载在章衣萍主编的《文艺春秋》(1934年第一卷第9-10期合刊)上,署名“古梦”。

由和诗及小序,颇能见作者当时之爱和恨、困与痛,一句“浊世男儿浑似狗,摩登妇女尽如蛇”,简直道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最可贵者,是能在特定韵脚之下,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把性情趣味发挥到极致,相比那些文坛大佬的和诗,实在毫不逊色。惜乎一些学者在研究此一话题时,好像并未注意到此和诗。

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后来演成唱和风波,持续时间长达十几年,成为一段文坛公案。而当年蜗居浦东六里桥和诗的小友章铁民,却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中,其生平事迹,已不易寻。

有资料介绍说,章铁民,浙江淳安人。此言,确也不确。

近读胡维平先生主编的《章铁民文存》,我仿佛走入了章铁民的世界。

据文存所附之“章铁民年谱”,章铁民,字造汉,小名阿灰,笔名古梦,绩溪十三都湖村章氏十六世孙,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生于浙江淳安桥西镇。约1906年,在新设的淳安两等小学堂就读。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九中学(原严州府中学堂)。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1919年入北大数学系。在康啸教授披露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成员机构表》上,明明标注着主任干事章铁民,籍贯“浙江淳安”。

绩溪人生在浙江,这本不算问题,是由徽州人的生存环境与谋生传统造成的。山多地少,出门做生意或当学徒,成了徽州人的宿命,徽商正以此形成。而绩溪与淳安地理相近,山水相连,言语相通,徽州人靠着一双铁脚板能到达世界各地,况乎淳安、绩溪不过百十来里,两个日升、第二个日落前,即可抵达。生活所迫,因缘际会,章铁民的祖、父辈,便来到淳安桥西开设章玉成号,主营杂货、染坊、油坊等小本买卖,父亲章日明和母亲程定红,就在这里把他生了下来。此后在淳安读小学,在建德读中学,一路走来,渐渐成了一个浙江人或新浙江人了。

章铁民就读北大期间,正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激荡,一个从闭塞山乡走出来的十八九岁青年,遇上这变革的时代,灵魂是躁动不安的,行为也有些扭曲变形,几乎成了一个狂人。他热情地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担任第一组的负责人,勇敢地实行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财产共有的主张。又给父亲写信:“某月某日起,我不叫你父亲了,大家都是平等的。”可是不久,父亲死了,他却作了一首很悲哀的《孤儿思归引》。他曾给蔡元培写信,直称元培而不称先生,这事被胡适知道了,把他叫去大骂一顿。他却抵赖说:“这不是无礼。不写先生,一来呢,省时间;二来呢,省纸省墨。”

也许正因有此“离经叛道”的前科,加上性情总是热烘烘的坦诚、耐不住寂寞,日后的人生便早早铺上了悲剧性的底色。1922年北大一毕业,迫于生计,他就由立志改变人生、改造旧社会的理想主义新青年,摇身一变为四海飘零的“谋食主义者”,从大学到中学,又从中学到大学;从私立到国立,又从国立到私立;从普通国民教育,继而进入军校,终生不离三尺讲台,响当当的“铁民”,仿佛变成了一个“知识难民”,而青年期的音乐梦、文学梦以及其他的种种好梦,时做时醒,时醒时做,慢慢被耽误了,最终都破灭了。

曹聚仁在《我和我的世界》里,曾点评绩溪三位年轻作家(章衣萍、汪静之、章铁民),认为章铁民为人最笃实。证之以章衣萍《东城旧侣——寄给湖上漂泊的C》(收《樱花集》),可见此言不虚。

章衣萍笔下“湖上漂泊的C”,即章铁民,他俩是同乡同宗友人,章铁民比他年长两岁。他们两人的家,一个在北村,一个在湖村,相去不过五六里,但直到章衣萍来北京前,两人并没有见过面,只是不断地通着信。

1920年深秋,应胡适先生的召唤,揣着父亲筹来的几十元盘费,章衣萍打算去北京作“北漂”。然而在南京一番勾留后,秋尽冬来,川资花完,身上仅剩一件夹衫,还欠了旅馆一笔住宿费用。这穷汉的浪漫生涯,令人欣赏却并不十分值得同情。谁知同样穷困潦倒的在读大学生章铁民,得知此情后竟感同身受,焦急万分。那时北京已是大雪纷飞,路上难见几个行人,坚守在斗鸡坑的他,立刻跑到朋友处借来二十元大洋,并脱下身上的呢子大衣,赶快寄给章衣萍。

“我们那时还是一个没有见面的朋友,我接着你的钱和大衣,感激和同情之泪,竟忍不住流了半天。”第二天,章衣萍便动身到北京来了。

几年后,当章衣萍一个人独坐于古庙西院小屋发呆,忽接章铁民由杭州来信。信中说,他已把妻儿安顿在了绩溪老家,现已到达杭州,就要到北京来了,并说,“来到北京就是饿死也甘心的”。此时的章衣萍,仿佛沙漠中忽见绿茵,荒芜的情感一下子滋润开来,汩汩地向外流淌,那永远不能忘记的斗鸡坑的浪漫生涯,又一幕幕浮于眼前。

一个署名“冷香”的作者,曾为章铁民“画像”。他说:“章先生是个翻译家而有考古癖的一个文人……中等身躯,额头丰满,辩才无碍,谈女性更起劲,怕鬼,然胸襟洒落,能饮,而相信灵魂。”又说:“你若走进他房里望一望,你就可知道,章先生是一个‘嵇康派’的懒散文人……书架上是没有几本书的,他的书是放在地板上,这一堆那一堆,枕头上,被窝横七竖八的《人境庐诗草》呀,《梅县民歌集》呀,等等。写字台上还有一大堆古董。”

寥寥数语,把一个文人气十足的形象,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

有考古癖的章铁民,尚未见记载。“翻译家章铁民”,则有据可考。经胡维平先生梳理的《章铁民各类作品一览》,显示他翻译的成绩是最突出的,有独译长篇作品《波斯故事》《少妇日记》《饿》,有与章衣萍合译的《少女日记》,与胡愈之、方正等合译的《弱国小说名著》等,另在《学林》《秋野》《大陆春秋》等杂志发表数量可观的散篇译作。他还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我想用我的蛮劲把Don Quixote这部名著翻译出来,我相信这是我自己和许多读者都感到趣味的书。”(1929年4月14日致胡适)。

但作为一个有文学天才的人,章铁民的纯文学创作不多,且主要集中于诗词、小品、民间故事等,在这为数不多的文学创作中,又以人物小品写得最生动有趣。

“《情书一束》的主人翁蒋圭贞女士,曾经和帝王庙里的章衣萍打得火热。但蒋女士爱数学,衣萍爱文学,总觉得有道不同的缺陷。所以蒋女士一转念就爱上了胡适之的妻舅、数学家江泽涵,不再到帝王庙去吃花生米,也不再一日通二十次的电话。”“衣萍受了这打击,不胜‘虚空破碎,大地平沉’的感愤,于是买了一把铜刀带在身上,在胡适之公馆左右守候着他的情敌江泽涵。倘若遇见了这不共戴天的仇人,一定要黄刃子进去红刃子出来了。但是事机不密,朋友们都曾看见过他不曾开口的黄铜刀。”

看了这篇连哭带笑的俏皮文字,章衣萍批注道:读了古梦的小品,我深有所感。我做过恋爱的傻子,没有做过恋爱的骗子,这一点,是可以自豪的。

章铁民又作有《诗人汪静之》一文,被曹聚仁称为“天地间一篇少有的妙文”:

“静之是一个怪物,聪明的时候特别聪明,傻的时候特别傻,朋友们叫他诗人,有时故意把‘诗’字读着上声,叫他‘死人’。他那形象,你只要看见一次,永远不会忘掉的:一颗肥头,一张圆脸,短脖子,胖身躯,还有两条矮小的腿。走路的时候,头儿在前,脚儿在后,头儿竭力要向前跑,两条腿却赶不上,于是一摆一摆,活像一只鸭子。”

他又根据汪静之书呆子想发财,投资养蜂养鸡而亏本的事,作打油诗:

矮脚诗人汪静之,

三分潇洒七分痴;

一朝撞进铜钱眼,

只有归除不写诗。

这的确是一篇少有的妙文。但遗憾的是,“文学家章铁民”,似乎过于吝惜他的笔墨。他在给弟弟的诗集作序时说:“爸爸是一个浪费了的文学天才,凡是知道他的人,都承认的。做哥的也感觉太浪费了。”此话可见他的悔恨。

章铁民的老家湖村,正对着一座七姑山,又称七姑山尖。此山七峰相连,挺拔俊秀,从不同角度看,有如笔架,或如卧佛,又如宰相帽,或如伟人仰卧,被视为绩溪的神山,徽州的龙脉。而他的至爱钱初雅,就葬在正对七姑山尖的湖村后山。

奉父母之命,章铁民十九岁时,娶了邻村高婉如为妻。但到北京读书后,眼界开了,思想观念变了,在工读互助团结识钱初雅后,心也乱了。于是不惜牺牲名誉,不惜与父亲和家庭决裂,果断回乡离婚。

钱初雅,1900年出生于常熟一个商人家庭。1919年,为抗婚,考入北京女高师,随后参加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与缪伯英等成为该团骨干。在互助团与北大才子章铁民一见钟情,不久闪婚,人称“雅民配”;缪伯英、何孟雄则成了“英雄配”。1922年生长子爱生后,便随章铁民辗转湖湘,数年后才回到绩溪老家。1928年5月,又生长女爱芝。

1928年夏,在去吴淞看望养病的章衣萍时,章铁民不无失望地说:“新女子是不能到乡下去的。我的太太在乡下住了几年,完全变成一个乡下人了,我近来寄给她几十本新书,她来信一句也不提起。她现在只会养鸡、养猪、养小孩,旁的什么也不知道了,我想写信去大骂她。”

坐在一旁的吴曙天说:“两个小孩已经够忙了,哪里还有工夫看书?”

章衣萍对钱初雅充满感激和同情。刚到北京时,他和章铁民同住北河沿,钱初雅每天一早给他们烧饭,冬天手冻得同馒头似的,还帮他缝补衣衫。

受过新思想洗礼的钱初雅,当然不愿只做生人机器,也不甘于封闭落后的乡村。1931年秋,当又一个小生命在她肚里孕育时,她左思右想,然后痛下决心,趁家中老小不注意,用腹部猛烈撞向八仙桌角。那个小生命就这样没了。而她冒死一撞,本不想死,是要更好地活,然而却真正死了,把梦想与怨愤一起埋进了湖村的土里。

钱初雅初到绩溪时,看到满眼的好山好水,曾很惊讶地对章铁民说:“铁,怪呢,你们这里的水是活的。”

湖村村支书章飞来对我说,钱初雅死时太年轻,家庭又极度贫困,就照本地普通人家的办法——存坟(又称厝基坟),葬在园兰岭。后来到了移坟时间,就葬在了周家坟正对远处七姑山的位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湖村建供销社,社址正好选在钱初雅坟前。建设的过程中,因挖泥土,使坟前成了一个泥坑。此后村民建房,见此处泥土好,就常去取土,致坟墓倒塌。2023年夏,章铁民侄子章小非携后辈一起,把坟墓向后移至现在的位置。但三次迁移,坟墓始终朝南,始终对着七姑山尖。

章铁民后来又续娶蒋伦英、邵梦兰,多子女而并不多福,穷愁一生。

2024年10月24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