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年创作的怀旧
来源:《创作评谭》 | 于文舲 2020年04月15日08:58
听说“80后”“90后”已经老了。这可能是来自新一代“社畜”们的一种自嘲,掺杂着一丁点感伤,也可能是句玩笑,但又多少有些弄假成真。年轻人,尤其在城市战场上打拼的年轻人,早就觉得步履沉重了。他们甚至甫一登场,就怀着一颗趁早逃离的心。很难说这是青年们塑造出来的自我形象,还是社会对新生代的某种曲解。而青年作家的文学面貌也同样“佛系”。他们因此备受质疑:为什么没有反叛,没有激烈的声音?甚至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任何态度?为什么少有人去冒险,无论经验还是形式,都四平八稳,像个“小大人”?为什么继“80后”褪去青春写作的噱头之后,真正向纯文学靠拢的青年创作,显得越来越面目模糊?似乎他们的总体姿态,始终在退却。
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当所有人都巴望看到青年创作如何创新,他们却开始怀旧了。充斥在青年作家笔下的是回不去的乡村、县城、小镇,是老城区的一角,以及那些一起走过若干岁月的老街坊们。表现出这一倾向的作家作品不在少数,且已经涌现出了一些风格较为鲜明的代表:班宇的“铁西区”,王占黑的江南市井“街道江湖”,陈再见的县城系列,郑在欢的“驻马店”,还有擅长此类书写的马金莲、包倬、林森、小托夫、林培源等等。这些作品或直接脱胎于作家们的童年和少年经验,或作为一个记忆的倒影,在国际化大都市加速发展的今天,仍然挥之不去。
看起来,当下青年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热情,远超过先锋实验。这也是正常现象,有历史的脉络可寻。从历代作家的个人创作轨迹来说,其实都经历了一个现实转向,“60后”“70后”从先锋文学、文体探索到残酷的现实,“80后”从青春文学到反思的现实,他们都在尝试介入,对现实的理解,似乎是作家成熟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如今“90后”上手就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关注,虽早熟得有点可疑,也难说多么自觉,但现实意识的增强,总还是让他们站在了一个高起点上。然而,有了现实关注,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书写现实”。从历时的线索来说,“70后”以降的文学,都带有一些个人化的倾向,“70后”写自我的处境,“80后”写自我的情绪,“90后”写自我的认知。何况青年创作越不成熟,“书写自我”的倾向就越明显。当下青年对现实的书写,之所以天然地带有怀旧气息,是因为他们目前能够把握的,主要还是自我经历过的、体味到的、自我认知中的现实。这就与记忆紧密相关。
很大的问题出现在这里:他们被动地接受现实生活,转化成经验,而不去主动建构。那么他们的写作,就非常受限制,而且容易自我重复。更关键的是,当我们把这部分写作放到整个文学史中去审视,以成熟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它们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绝大部分是失效的,因为从写作方式到作品最终的呈现,都没有提供新的东西。他们仍在前辈的老路上闷头赶路,那么,又凭什么后来居上?毕竟对于文学创作,生活的积累、见识的沉淀,是必不可少的功课。而青年作家,尚且还在与“自我”搏斗的阶段,就像化茧成蝶的过程,要通过摆脱过强的自我意识才能成就自我,最终融入外部世界,而不满足于总是缩在壳子里打量周遭。
当然,青年作家也有相当的思考能力,也有独立的现实考量,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首先是乡村书写的问题:青年作家所经历的乡村,被城市化潮流裹挟,无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它不再纯粹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而是一个综合体,其中所承载的矛盾,应该说丝毫也不亚于我们的城市。乡村在整个中国社会与文化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扮演的角色一直在变化。在此基础上,青年作家的乡村生活,他们的体验和思考,当然与前辈有差异,然而一旦他们用童年经验的方式来书写,回望的姿态和记忆的温度,就会天然地抹杀许多疑问。这种错位,让他们总是难以抵达真正的力度。其次,写小城镇也有问题:县城和小镇的社会生活本身,相比城市和乡村这两级,倒是比较稳固的,它不像乡村那样亟待发展,也不像城市那样充满可能性,整体上把握难度不大。但也正是因此,小镇文学的重复性和模式化已经比较明显,可发挥的余地不大。青年作家如果找不到突破口,再盯着类似的生活不放,恐怕也是事倍功半。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类题材了:老城区。这是我认为有新意的写作。因为它是城市对城市的“乡愁”,是对城市来路的回望。在此之前,当代文学少有人把城市当作“故乡”。当我们习惯性地默认乡愁的落脚点就是乡村,站在城市回望乡村,城市对我们来说,也就仅仅作为乡村的对立面。我们对城市的认识、想象以及书写都是不自足的。而现在,城市有了自身的源流。青年作家用感官记录下那些可看可听可触可品的细节,一点一滴都是城市留给我们的印记。城市不再一被提起就是纸醉金迷、冷漠隔绝的模样——这是头一拨被城市奇观惊醒的人做出的应激反应。它当然有意义,但如果直到今天作家还是只能去写震惊、扭曲、异常的城市,那无疑也是失真的,至少是片面的。城市形象应该变得丰沛、立体、富有变化起来。对于青年作家,这似乎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他们未必有多么明确的目标,但如果就像青年评论家已经率先感到的那样,“城市小说要写的,是作者生活中那个每日寒暄致意的城市”,他们致力于要写出来的,“不应该是‘这个’城市,而是‘我’的城市”[1],那么客观上,当下一代青年作家,就是当代中国第一批具有这个条件和能力的创作者。他们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居民。他们与城市一同成长起来,他们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王占黑、班宇的写作能够迅速为广大读者接受,尤其在青年人中呼声很高,因为新的集体记忆已经产生了,而这部分书写在他们之前几乎是缺失的。
我就以这两位的创作为例。王占黑和班宇作为城市怀旧的代表,他们的写作有一些相似的特征:题材上,他们都着眼于下岗工人、渐趋没落的老公房,书写社区和街道。人物之间既非血缘关系,也非完全的利益关系,而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共同体,维系着老街坊式的亲近感。叙述上,绝大部分以第一人称展开,且多为童年视角。“我”既是观察者、参与者、回忆者,也是讲述者,“我”的感情色彩奠定了小说的基调。主人公在“我”的眼里,既是可理解的,其实也有着更多的不理解,童年视角为这些不理解留白,留下了更复杂的余味。语言上,借鉴方言,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群体意识。风格上,娓娓道来,同时,作者也擅于在最扎实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增加抒情、浪漫、传奇、象征等异质元素,用叙事之“轻”消解题材之“重”。他们所采用的,是传统的咏叹故乡的写法,但对象是城市,而且是处于没落之中的那部分较为残酷的城市。
相比起来,王占黑的写作方式更直接或者说原始一些。她以人物为本位,建构了一系列人物小传似的中短篇,再集合起来,由此形成她自己的城市形象系统。这种方式,很像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包括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等等,是城市文学的一种典型且特有的方式。因为只有城市才张扬人的个性、调动人的感官,城市人的行动才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些都是小说情节和细节所需要的,而乡村那种重复、自足的生活无法具备。无论是剃头匠(《小花旦的故事》)、看门人(《小官的故事》)、开五金铺的(《阿金的故事》)、送奶工(《光明的故事》)、卖炮竹的(《空响炮》)、跳广场舞协管小区杂务的(《美芬的故事》),每个小人物一旦被置于聚光灯下,便从人群中脱胎出来。这不是“底层写作”,他们也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是一群真正的市民,他们有自己的盘算,在任何的历史社会条件下都要把生活做得像个样。
如果说王占黑是用一个个打捞出来的人去组成一个时代,那么班宇则是将人放归到他们的时代中去。班宇的写作,更关注人物与他的处境的呼应,在历史感上更进一步。实际上,他写下岗潮,写重工业的衰落,写工厂改制带来的生活危机和社会风暴,写工人村中如何寻求出路等等,都指向一个城市性的核心问题:不确定性。本来城市中的人际关系就是不确定的,比如相亲(与乡村的“相亲”本质不同)认识的隋菲和“我”(《冬泳》)、拉脚看球认识的肖树斌和“我”爸(《肃杀》)。而社会现实又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所谓的“铁饭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危机,危机的可能性,比危机本身更强有力地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对于城市来说,“稳定”是一种假象,城市化越发展,它就越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在班宇的小说中,人们还试图以确定无疑的方式去处理人际关系,因此到处碰壁,就像为情杀人的“我”(《冬泳》),还有被欺骗折磨的“我爸”(《肃杀》),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城市的规则已经改变了。一旦人为的稳定被打破,城市人“进”则无处可去,“退”也没有土地,那么他们如何行动,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人们一方面团结起来共克时艰,颇具人情味,而另一方面,也不可抗拒地在分崩离析。这是我国城市性发展中的一个节点,甚至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起点。人们的生存处境、行动方式和精神状态,都彻底地改变了。
直到今天,关于老城区,王占黑说:“它的容量是庞大的,存在感却不相符地异常低下。我希望给予它一种真实、细致且平视的呈现,大约就是沈从文所说的‘贴着写’。”[2]在以王占黑、班宇为代表的一部分青年作家那里,我们看到了相似的创作追求。他们将城市还原为身体实感,还原为日常细节。在正常中窥见异端,书写日常,就是现代小说的任务。
但我仍感到有一点遗憾。这些创作之所以能够诞生,可以说是社会历史的馈赠,而青年作家们并不自觉。他们仅仅是把过去的人、事、物描摹下来,因新意和稀罕而有效,但经验层面的新意,是最容易过时的。一些青年作家确实已经开始为自我重复感到苦恼了。实际上,跳出近年来狭义的“城市文学”概念,我们就会记起,把城市写得活色生香的作家作品,一直就存在于文学史中:老舍、叶广芩、王朔的北京,张爱玲、王安忆的上海,叶兆言的南京……城市确实是他们的故乡,那时城市发展还比较缓慢,生活还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常常不把这些作为典型的“城市文学”来看。但他们对城市的情感,以及讲述方式;与我们这里说的青年创作非常相似。这就是问题所在,有评价说王占黑的写作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南旧事》,从写作技术上看,这是褒奖;但如果仅仅是“像”,仅仅是时代背景不同、吃穿用度的差别,那我们的文学岂不是在倒退吗?青年作家又如何进行超越?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王占黑和班宇的创作表露出了一个苗头,只是遗憾没有深入下去。那就是增加现代性的维度。对于青年作家,这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现代城市的产物,是现代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他们站在时代生活的最前沿,体验着时代最新的发展动向,他们的视角,就是现代性的视角。青年作家要有意识地用他们自身去打开叙事,用更新的城市思维去介入,而不仅仅是复述一个老故事。也就是说,要将“怀旧”的重心,从“旧”变成“怀”。如何去“怀”,以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态度,如何甄别经验,如何处理情感,这些是创作要考虑的问题,更是青年作家如何回应现实的问题。如此,他们的创作会更加丰厚起来。而这是前辈作家都无法做到的。当然,这并不容易,仅仅占有资源还不够,青年作家必须不断提升见识和思维水准,训练自身穿透历史现实的精神力度。我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即使困难无法回避,我还是对这个群体保有信心。我们见证了前几代作家的转型与成熟,也有理由期待,如今的青年创作会在不久的将来,从一种现实转向新的现实。这将是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张定浩:《关于“城市小说”的札记》,《上海文化》2014年第11期。
[2]王占黑:《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文艺报》2017年9月25日。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