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创作前的知识储备
由于很早沈从文就出版了有趣且周详的自传，他的学历，很多读者都较为熟悉：“小学”。小学毕业甚至未毕业而能够写作，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评说，只有沈从文占据前列经典位置。这么说来，沈从文真个是“天才”？可仅仅这么说，似乎也缺乏充分说服力。
不妨先排开学历，略微探究一下，在开始创作之前，沈从文都累积有怎样的知识储备。
沈从文书法作品
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
沈从文青少年时期，正是新文化与旧有传统并存交织的时代。可在他生活的湘西一带，新文化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所以，沈从文早期，首先接触到的是大量传统文化。具体说来，他从学校出来之后，很快进入社会。在担任团防局收税员时，他感到写一手好字的重要，便勤于提高书迹水准。当时薪水虽然不高，每月只几块大洋，可这笔钱，沈从文购买起书法字帖，却毫不吝惜。他后来在一篇作品中描述了自己当兵转移时的包袱所有：“……另外还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褚遂良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光这几幅书帖，就值沈从文数月薪水。其中褚遂良、王羲之、虞世南几部名帖，大家较熟识，不待介绍。第一本《云麾碑》即《云麾将军碑》，又称《李思训碑》，为唐代李邕撰文书碑。此碑特别，以行书写成，字体瘦劲而凛然有势，结字奇宕流利，顿挫转折，坚挺有神。沈从文后来书迹，糅入有浓郁的章草成分，可基本根柢，可见《云麾碑》的显著影响。
沈从文当时着力修习书法，从现存的有限作品看，达到了相当水准。书法是我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部分，沈从文研习书法，尽管是从实际运用出发，可其中隐含有整个社会看重书法文化的传统观念。这一点很快显现了出来。他的一笔好字，为他带来了意外的机会。
“我的缮写能力得到了一方面的认识，我在那个治军有方的统领官身边作书记了。”这个“统领官”，即在湘西一带赫赫有名的军人首领陈渠珍。当时的“书记”，就是搞搞文书记录者。此工作必须待的这间房子里，搁着爱好文物的陈渠珍的大量收藏。其中放着四五只大楠木橱柜：“大橱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不多久且来了一部《四部丛刊》。”由此，沈从文有了接触古代典籍文化、书画器物艺术的重要机会。“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
奠下一生的学问底子
有了这些好机会，沈从文对这里的书籍器物痴迷，如鱼得水，并由此奠下了自己一生的学问底子。据沈从文记述，陈渠珍是个自许讲求学问的军人，他每天读书治学的时间，与治军治事的时间几乎相等。治学之时，需要取书或者抄录书中某一节内容，他便分派沈从文去准备。这些书籍文物，都得搁在一定的位置。书籍摆放的外边，得一一加做标识，这些，让沈从文去做，“故二十四个书箱的表面，书籍的秩序，全由我去安排。”这种翻来覆去的工夫，“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沈从文后来的文章，显现出广博学识，与这个时期的阅读浸润有密切关联。
基本古代典籍整理阅读之外，是书画和古董的登记。要登记，沈从文又要多翻书，弄清每一幅画的作者、画的内容、画家在当时的地位等等；至于器物，首先得弄清它的名称、用途、时代演变。这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可一件事，只要有了兴趣，花费时间精力，并不会多么在意：“由于应用，我同时就学会了许多知识。”
知识还需融会，才能成为可触、可感、可领会的内在精神。这样的过程，沈从文也不缺乏。因为有了爱好，过去常常出去玩的时间，现在用在领受这些文物古迹的过程中。沈从文把那些古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在壁间独自来鉴赏……”这一点很重要。通过读书知道画作名称，画家情况，这是外部知识，可要真正理解“画”，还需这样一轴一轴张挂起来，细细独自“鉴赏”。
那些青铜器一类，触手端详之间，“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西清古鉴》是一部著录清代宫廷所藏青铜器的谱录。该书不仅详细记载了青铜器的“方圆围径之制，高广轻重”，并且“钩勒款识，各为释文”，更重要的，该书还精心绘制了各个器型的图像。由于是皇家制作，后世评价认为该书从内容到画工、书法、款识及刊刻，都代表了当时国家成书的最高水准。《薛氏彝器钟鼎款识》是清代大学者阮元考释历代五百余件传世铜器铭文的著述，该书收录的铭文，不仅附以释文，还以过人学识，结合经史加以考证。沈从文小小年纪，能由这样的精深可靠的著述啃读进入，所获识见当非一般人可比。
这样的机缘及学识开启，使得沈从文由字画到古代文物，有了浓厚的兴趣，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当然，其它古代典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些知识统一起来，“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便这样评价这些认识对自己的意义价值：“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永远为“现象”倾心
由于看到了旧时代的腐朽，沈从文“不甘随波逐流就得讲求自救，于是近于自卫，首先学坚持自己，来抵抗生活行为上的同化和腐蚀作用”。所以，旧有传统而外，沈从文也开始接触到了陆续传播进来的新文化。工作期间，沈从文的一位亲戚，卸任后住在附近。他有不少各种书籍，新旧皆有：“由《昭明文选》到新小说，什么都有。特别是林译小说，就有一整箱。狄根司（按：今译狄更斯）的小说，真给了我那时好大一份力量！”在另一处地方，沈从文说：“恰恰那亲戚家中有两大箱商务印行的《说部丛书》，这些书便轮流作了我最好的朋友。”《说部丛书》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笔记小说类丛书，品种较多。林纾（林琴南）这位完全不懂外文，靠他人口述，自己以文字记述的传奇翻译家，当时翻译了大约近两百种外国历史、小说、传记等作品。它们大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沈从文见到整箱“林译”，正是当时这批作品受大家欢迎的明证，鲁迅、郭沫若、郑振铎、钱锺书等一代大家皆受到这些作品的重要影响。
林琴南翻译的这一大批外国作品，虽说用的还是文言，可毕竟“异质”，内容和形式，全新而别异。我们后来的新文学，除去语言运用白话外，正是循着这样内容和形式路径前行的，所以这批作品又可称为“新文学”部分。沈从文当时特别印象深刻的，是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我记得迭更司（按：当时译名）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去了我两个月的时间。”《冰雪因缘》今译《董贝父子》；《滑稽外史》今译《尼古拉斯·尼克贝》；《贼史》即《雾都孤儿》。仅从译名看，林琴南在反映书的内容上是花费了心思的。“我喜欢这种书，因为它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如别的书说道理，它只记下一些现象。即或它说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它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沈从文的小说散文，基本秉持了这一写作理念。直到晚年，他还对采访者表达了不直接在作品中说理的看法。可见青年时植下的种子，影响到了人的一生。
新的人生智慧光辉
这批“林译”作品之外，创作之前，沈从文还受到当时一些传播新文化报刊的影响。当时地方上开办了中学和师范，还办了报馆，并从长沙聘请了一些思想“前进”的年青教员。他们的到来，也将当时的有影响刊物带了进来。直接或间接，沈从文读到了《改造》《向导》《新青年》《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在青年中有极大影响的刊物。这些内容文字，给初始接触的沈从文很大的震撼。他看到一份《创造》（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为首的创造社主办的刊物）时，问一位报社的印刷工人，这是什么东西？工人惊讶地看着沈从文，说他怎么连这都不知道！他在一份杂志上读到冰心的小说《超人》，不知作者何许人，工人惊叹：一个天下闻名的女诗人，也不知道么？通过进一步阅读，“这印刷工人使我很感谢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不久，沈从文就被这批书刊“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喜欢看《新潮》《改造》了。”《新潮》系北大学子傅斯年、罗家伦等主编的杂志；《改造》则是梁启超办的最后一份刊物。沈从文后来描述自己接触到这批刊物后的情态：“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沈从文终于从家乡出发，去到北京求学求知，正是这些新的思想观念灼烧的结果。
虽然在沈从文作品里，我们读到了无限清亮之山水和温良质朴的人物，其中溢满着作家的才情。可通过以上梳理，我们知道在创作之前，仅仅传统继承和新文化吸收这两方面，沈从文做了如此充分的知识储备。借此，我们可以部分了解，一个杰出作家，他作品下面的文化支撑基座，应该有多么沉厚广阔。
对自然的感知能力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亦是作家（尤其小说家）不可或缺的重要财富。这方面沈从文也不匮乏，可表述起来，又是不短的篇幅，只能暂且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