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宗族史,更是心灵史 ——序刘登翰《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
《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刘登翰 著,海峡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
相遇是缘分,相知要用一生的时间。刘登翰记得,我是在北大首先迎接他的人。1956年,一个秋阳灿烂的日子,刘登翰来北大报到。我在中文系新生的名册中寻找那个叫做刘登翰的人。因为我知道,他是一名记者,热爱文学,而且写诗。登翰来自厦门,我们是福建同乡,又有共同的爱好,见面自是欣喜。虽然不是同一年级,因为志趣相近,交往日深,渐成知交。
在北大期间,我们一起进了北大诗社,在《红楼》杂志又成了文友。后来六人集体写《新诗发展概况》,又在和平里那个《诗刊》为我们借来的中国作协宿舍“并肩战斗”了一个寒假。这些经历,更为我们的相互了解和深知奠定了基础。后来在各自不同的场合,我们又为中国新诗的复兴和进步一起吁呼。我们不仅是学术上的同道,更是心灵上的挚友。
登翰近期完成了他的家族史的写作。他以单篇散文组合的方式,把一个华侨家庭和家族的历史,做成了一本大书。登翰文笔清丽,记叙简洁,加上他长于记忆,又做了扎实的案头工作,检索相关文史资料,从一个家庭的兴衰聚散,到一支族系的迁徙繁衍,他都有客观而详实的叙说。因为涉及其中成员的涉洋“过番”,亲人们在异国他乡,艰难创业,筚路蓝缕,山海空茫,在他的笔下均有着广阔而充分地展开。这些人们的步履维艰、漂泊行踪、歧路荆棘,每一字都是汗水和泪水浸染而成。我阅读这些文字,从广阔的空间领悟到他们的迷惘和渺茫,又从叙述之细微处得到感同身受的酸楚与疼痛。作为读者,我于是悟到,以散文组合的方式同样可以成史。此种方式阅读起来,可能令读者更易于心灵相通,从而唤起更广阔的共鸣。
在中国,我们的家乡福建是个独特的省份。濒临东海,面对台湾,自北而南,海岸线延伸全境。境内多山,少平原,加上终年海风的袭击,农作物并非它的长项,它不是农业大省。裸露在风沙中的贫瘠的土地,只能种些番薯和杂粮,有水稻,但产量低,基本上难以养活自己。福建子弟为了谋生,多半远离家乡,“过番”到了遥远的“南洋”。东北人闯关东,福建人下南洋。为了谋生,乡亲们在外边辛苦劳作,也促进了侨居地的开发和发展。他们在国外开垦、种植、营商。无尽的漂泊,艰辛的劳动,把辛苦挣来的钱积攒起来,寄回家乡,用以敬老育幼。有了实力,他们就兴办教育,传授知识,使后代成为有教养的人。侨领陈嘉庚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平生省吃俭用,以血汗换来的金钱在家乡兴办教育。包括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都是他伟大的创造和贡献。
漂泊四海的福建人,为了谋生,把妻儿留在家乡,只身在外奋斗吃苦,使很多家庭成为“空巢”。很多的家庭,因为男人常年在外谋生,留下父母妻儿守着空房,造成了无数的家族悲剧。登翰书中展现的,仅是福建万千家庭中的一个“侧影”,但却也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家庭悲剧的书写。登翰借此倾吐内心的积郁和伤怀。我最早接触到的是他写海轮上送别父亲的《鹭江道,那朵远去的云》。作者向我们诉说了生命中永远的伤痛。在这里,登翰非常节制地使用他的笔墨,他没有渲染悲情,他甚至非常冷静地回述这个令人哀痛的画面——少年不知愁苦,少年不知此别乃是永远的痛!
在北大,我知道登翰在厦门中山路上有一居所。我们也知道那里生活着一生凄苦养育他们兄弟的母亲。正是这窄窄的空间,登翰在那里开始了他艰难的人生。那年他以出色的才华毕业回到家乡,被分配到福建一个偏远地区的中专任教,一去就是20年。
登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他能够独立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论年龄,我比登翰年长几岁,但我们是同代人。登翰书中写的,我都能感同身受。
登翰的家族是一个庞大的华侨家族。他们在客居国开发土地,创造财富,传播文明。他们中许多人,包括登翰的父亲,都埋骨于异邦。我看到他去菲律宾扫墓的全家照,家族亲和美满,非常感人。但是这背后却有说不尽的凄苦和别离。作为出身华侨家族的登翰,他心灵所受的创伤是不可言说的。但是他们都是真正的的爱国者。
登翰书中写的,其实就是一部真诚的爱国青年(直至如今的暮年)战胜磨难的心灵史。登翰写出了一本家史,一本宗族史,就他个人而言,我以为他是写出了一部心灵史。他把内心的复杂和悲凉放置于人们觉察不到的暗处,而把明亮的色彩以及内心的坚定与热爱展开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的心目中,登翰就是永远地爱着、恋着、前进着的华侨家族的热血子弟。他无愧于他的家族和他的亲人,当然,他也是无愧于他世代长于斯、耕于斯、最后埋骨于斯的中华祖邦。
(本文以《内心的坚定与热爱》为题,刊发于2023年06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