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最近的大半年，经常有朋友和我谈起艺术家的变化，缘由当然是因为拙作《欢迎来到人间》的面世。朋友的意思很简单，变化好哇，牛，艺术家应改变。更多的人把艺术家的变化视为创造。

但是，诚实地说，有关这个话题，虽然有些时候我也附和，但我的本意是停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写作《欢迎来到人间》的漫长岁月里，我被这本书折磨，我唯一没有考虑的恰恰是我如何去改变我自己，我指的是小说的策略和修辞。回过头来看，《欢迎来到人间》的确和我过去的作品不一样了，我指的是《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但是，你再往前看，看看我的《雨天的棉花糖》《叙事》和《充满瓷器的时代》，我哪里变化了呢？你不能说《叙事》不是我写的。

前些日子，一个三十年没见面的朋友来电话，谈了一点琐事，挂电话之前，朋友说：“你的嗓音粗多了，”我说：“那当然，老了么。”朋友说：“虽然粗了，但还是你的声音。”

我是学过声乐的人，这话我懂。我的几条基本的声线都在那里，不同的是，因为老去，声线震动的分工不一样了。

我一定是有变化的，我在生活，我在阅读，我在看，我在想，我在感受，我在写，这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着冷暖与明暗的过程。可是我要说，我几乎不求变。我真的非常骄傲，我的表达“合适了”就可以，这个合适就是我可以继续下去。还要怎么样呢？可是，继续不下去的时候它在所难免，那我就必须停下来，那我就只能把写好的部分推倒了。我不会求变，一个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作家不该为了求变而去写作。他的目的应该是表达自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变化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充分，同时可以让自己完成。

我最大的一次变化无疑在《叙事》之后。那一段时间，我30岁的那一年，我真的考虑过变化。我自己知道，《叙事》的写法该结束了，未来的中国文学不会是《叙事》的样子。然而，就阅读这个角度而言，我最大的一次变化是在《青衣》与《玉米》之间。我想说的是，动手写《玉米》的时候，我是沿着《青衣》这个路子往前走的。差不多在一万多字之后，玉米的母亲，施桂芳，她出现了。她的出现赋予了我一种崭新的小说叙事，那就是平铺，还有直叙。我是一个多么鄙视平铺直叙的人，我可是读西方现代作品成长起来的，我怎么可以平铺直叙？可是，这种完全陌生的调调让我舒服，一个人怎么能抗拒他的快感呢？当然，我也有依据，《诗经》都可以平铺、都能够直叙，我怎么就不可以？即使“时代”不能接受我的写作，那又怎么样？无非就是无人喝彩呗。无人喝彩，那又怎么样？我内心的豪情就是在这个时候涌动起来的，我把电脑里所有的文字都删了，只留下了施桂芳这个高傲的和可怜的女士，也就千把字。《玉米》是这样开的头：“出了月子，施桂芳把小八子丢给了大女儿玉米”。我想说的是，这不是“求变”的结果，是写的结果。在面目全新的作者背后，最大的存在是这个：依然故我。

这就要说到《欢迎来到人间》了，正如我老老实实所交代的那样，这部作品我推翻过好几次，这里头有我个人的原因，它涉及到我的年纪、阅历、阅读和局限，自然也有外部的原因，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的每一次推翻都相当艰难，很煎熬，可是我不能不推翻。不推翻我就继续不下去。所谓的推翻其实就是判断——这样不行。这样不行，那我就得那样；那样还不行，那我就必须别样。庆幸的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不同式样的尝试，它为不同的别样提供了可能。我想说的是，《欢迎来到人间》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不是我精益求精的结果，更不是我求变的结果。我不会为了所谓的变化，我要付出如此漫长的时间代价和如此巨大的情绪代价。求变，老实说它太小儿科了。我只是迫不得已。我只想往前走。当我爬不上去的时候，我就不能只靠我的两只脚，我只能手脚并用。我还能怎么样？当我的呼吸跟不上的时候，我必须龇牙咧嘴，我还能怎么样？龇牙咧嘴难看么？不一定。当你在酒会上拍下一组照片，有人龇牙咧嘴，那自然是丑陋不堪的。可是，如果你看到图片涉及拳击、举重、摔跤，换句话说，涉及对抗、尊严和竭尽全力，我敢说，所有的龇牙咧嘴都分外动人。美学的无意识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想起了赫拉巴尔。在我们读完了《巴比代尔》之后，你完全可以想象出他雕塑般的面容或者背影。是的，巴比代尔，那就是赫拉巴尔。赫拉巴尔，他只能是巴比代尔。一张大嘴，滔滔不绝。几乎不叙事，就是不停地说、说、说。令人赞叹的事情在《过于喧嚣的孤独》这里终于降临了，——那张上天入地的大嘴巴，它闭上了。是铺天盖地的孤独让赫拉巴尔闭上了他无与伦比的大嘴巴。它不说了。赫拉巴尔开始了绵密的、无限辽阔的、无所不能的叙事。是的，叙事。“唯见长江天际流”一般的叙事，“雪拥蓝关马不前”一般的叙事，上善若水一般的叙事。——这还是赫拉巴尔么？不是。当赫拉巴尔在五楼上纵身一跃的时候，我们知道了，真正的赫拉巴尔出现了。是叙事而不是大嘴巴最终完成了伟大的赫拉巴尔，他的大嘴巴仅仅是他的前奏。不是他想变，是窗外变了，因为他来到了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