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日前在成都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出席开幕式。 （均主办方供图） 制图：李洁

在成都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记者与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相约，聊一聊围绕文学和网络视听的双向奔赴。这位曾以《尘埃落定》《蘑菇圈》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作家、诗人、学者，在谈及互联网文化的高速发展，尤其是网络上的视听产品爆发性生长之时郑重地指出——网络视听产品因其直观性，更容易诉诸于感官，而忽略人类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他认为，流行的消费文化也可以或应该尽量张扬与保持住基本的伦理与审美水准。总而言之，一切文化，都应有助于人，让人类趋向高尚精神，趋向雅正审美。

记者：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曾向许多人推荐过《数字化生存》这本书，如今“数字化生存”的新时代真的来临了，回想我们曾经历过多少互联网平台与交互方式的迭代，您有什么样的切身感受？

阿来：我至今记得读到《数字化生存》时的无比兴奋，里头有一段话：“比特的特点——1、没有重量，易于复制，可以以极快的速度传播；2、它传播时，时空障碍完全消失；3、比特可以由无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就越高。”那是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初级版的时代。当时我专门派人去书店买来好几十本，发给我当时主持的《科幻世界》杂志的员工。

转眼三十多年，想想我们经历了多少变化——只说有关文化的生产与交互：BBS、博客、微博、QQ、微信、网络小说、网剧、短视频、游戏、自动写作、自动的图像生成。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我遇到一个AI研究的顶级专家，向他讨教带情节的影音生成。他信心满满，说已经开始实现了，几秒，几十秒，只是要更长的话，算法没有问题，要解决的只是算力，也就是说，要能够运行更大数据的机器，他还开玩笑说：“就是非常非常费电。”

记者：这次大会的背景，当然也是因为当下AI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影音制作提供了更快捷的手段。这必然对作为产业的文化发展提供难以估量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基于成熟的5G互联网数据通道，基于初试啼声的AI算法，线上文化消费品的提供，包括视听产品在内，又迎来了一个手段不断创新、情景生成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快速的强劲风口。面对创意、技术、资本紧密结合的，高度适应互联网的创意产品的生产高潮正在到来，您觉得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阿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确实，互联网已经彻底全面改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一点也不抗拒。

但在文化消费方面，心里也有一些疑问。比如，都是互联网上的文化产品，为什么网络小说越写越长，动辄以千万字来计数，而音视频流行的前提却得越来越短。在这一点上，我不太热爱网络小说，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一想到那样漫长，就想不通在这个一切都越来越快的时代，为什么还有人有那么多时间举着手机躺平在沙发上。但图像与声音构成的短视频就不一样了，在手机上一刷它们，我就会失去时间概念。我发现，自己和身边的人，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一样，行为方式，正在被互联网上的文化产品悄然改变。

前些天，遇到一个拍电视剧的文化公司老板，以前一个剧本搞三年。那天突然一脸兴奋，说我要给你弄一个工作室，搞网剧，一集二十分钟，或者十分钟五分钟。投资一个棚，你的工作室就在棚里，一上午整两集，下午就在棚里开拍，现场剪辑，迅速上传。我没干。老板朋友说晓不晓得有多少网剧走红，赚的钱多到……算了，拿纸质书籍那点版税限制了你对财富的想象力。

记者：在互联网时代，这些适应与不适应，或多或少证明我们其实处于一个有些尴尬的境地？

阿来：确实有点尴尬，有点矛盾。

通常，我们认为文化是慢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也是慢的。因为我们文化发源是从漫长的农业时代，发展是在工业时代。那时的文艺形式，可以慢慢酝酿，积累经验，日趋完美，并形成理论。但今天，技术进步神速，太慢就赶不上趟了。于是，快与慢就构成了一对矛盾。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交换信息、发布产品的工具与方式，迅速就出现，立马就风行。然后，迅速迭代，更多更快。当我养成博客写作的习惯时，平台却关闭了，变成了140字的微博。我又和大家一起改写微博，一两年时间，也有了几百万粉丝，但我所期待的深度的交流并没有发生，我个人似乎也并未因为这种写作而得到提升。线上的粉丝与线下的纸质书的读者似乎也大不相同。我不知道他们要什么。我猜很多时候，他们也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些困惑刚刚发生，微博时代又迅速过去了。前几年，短视频来了。我刷它们，往往是在灵感枯寂的时候，看众生表演。耗费了大把时间之后，我发现，灵感并未被激发，内心反而愈加空洞。自己正在变成诗人艾略特所说的那种空心人，内心杂念丛生。

记者：如今您也参与到短视频甚至直播等互联网最热的内容生产方式中来了。成都著名的阿来书房主办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公益讲座，粉丝众多，相关短视频的流量很不错。线上与线下的观众带给您的观感应该有些不同吧？

阿来：诗歌讲座两周一次。我用二十讲讲杜甫成都诗，现在开讲岑参的蜀中诗，之后再讲陆游蜀中诗，每一讲直播时都有两三百万听众。两小时的讲座，再由专业人士剪辑成一两分钟、两三分钟的短视频，确实看的人很多，App不断涨粉。

但我也相当困惑，我是要线上的众多粉丝，还是要线下听满两小时的那些数目只以百为计量单位的听众？两相比较，我更喜欢谁？这是真正的文化传播，还是只是一种看起来较为风雅的消遣？这些听众或粉丝来到这里，是出于真正的知识渴求，自我建设，还是别的什么动机，再或者，连动机都没有，只是一种虚幻空间中不由自主的漂浮？

记者：新的文化产品与其受众的关系和传统的在书房里读书的读者，在剧场里看剧的观众，和一个在地铁上、在餐馆里刷手机的人有什么样的异同——这确实是接受美学必须面临的新题目。今天互联网产品迭代太快，似乎我们很容易获得信息，享受快乐，但这太容易背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阿来：理论上说，在互联网时代，今天一个人得到的信息比一个工业时代和前工业时代的人，比过去一个朝代几百年中几十代人得到的信息总和还多。但是，他们却不能像前人一样从容而理性地处理这些信息。原因当然是疯狂吞咽这些信息时，已失去了提高思辨能力的时间与空间。信息过载，大脑的存储空间有限，判断整理的算力更加有限。

赫拉利写的《人类简史》中说，现代文明体制，最重要的承诺就是增加人的福祉，使人幸福快乐。这位作家说，这种承诺背后有一项基本生物学假设：“快乐等于快感”。快乐就是身体感觉到快感。因为我们的生化机制限制了这些快感的程度和时间，唯一能够让人长时间、高强度感受到快乐的方法，就是操纵这个生化机制。这个原则放在物质生产领域，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文化产品的生产，需要同时把人看成一种情感与灵魂的存在，一种会思想的个体与整体——看到个体，是因为产品需要考虑文化传统与水平的差异；心怀整体，是任何产品的制作不能只考虑娱乐的功能——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现实的深入。

记者：所以，您对互联网视听行业的创作者有什么样的期盼呢？

阿来：我是有一个希望，希望互联网上的内容提供者，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在生产产品、上传产品时，保持一分警醒。注意使我们提供的文化产品，是教养，而不是喂养。保持对人的精神性需求有基本的尊重与理解，满足人娱乐的欲望之外，还是要有益于人情感的美好与精神的强健。网络上的视听产品，因为其直观性，更容易诉诸于感官，而忽略人类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而流行的消费文化也可以尽量张扬与保持住基本的伦理与审美水准。

总而言之，一切文化，都应有助于人，让人类趋向高尚精神，趋向雅正审美，有助于人的自觉与身心的双重健康。一切文化，都应有利于人的自我教育与建设，都应有利于人类这种万物之灵的继续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