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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是一位极具实力的小说家，继长篇小说《声音史》和中短篇小说集《寂静史》之后，他又推出了长篇小说《隐秘史》。从几部作品题名来看，他有着创作“史的三部曲”（以下简称“三部曲”）的雄心。“三部曲”都涉及“乡下人进城”“乡村凋敝”“乡土根性”等当代乡土社会话题。丁帆对“三部曲”的主题进行比对后，认为“《声音史》书写心灵史，《寂静史》书写信仰史，《隐秘史》书写人性史”。1 这种把“三部曲”进行横向比较所得出的观点，的确富有启发性。

《隐秘史》穿着悬疑外衣，一步步进入主人公桂平昌隐秘的意识世界，挖掘出人性之幽微。但那两篇匠心独运的“附录”，令单纯书写“人性史”并不能完全涵括其创作意图和艺术质地。在精致的结构设计以及对元小说这一诗学命题的探讨上，《隐秘史》要走得更远。作者也不可避免地碰到了虚构艺术与现实存在之间既相互阐释，又相互背离的矛盾关系。总体而言，罗伟章在《隐秘史》中对小说艺术如何关联、阐释并介入现实存在的诗学问题表现出了相当的重视，但在部分细节上，富有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他又时而被某些社会历史问题所干扰，不禁以作者自身的口吻对其施以批判，最终使得他精心构制的两层叙事圈套出现了裂痕，未能形成完满圆融的闭环。

一

虚构村落与叙事圈套

在“三部曲”中，《隐秘史》和最早的《声音史》关联密切。罗伟章在一次采访中说，《隐秘史》的创作时间在“《声音史》之后、《寂静史》之前。《隐秘史》虽是‘三史’中最后一部出版，但其实写得比《寂静史》早”。2 两部小说共享了一个背景舞台，那就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大巴山乡村“千河口”。“千河口”是罗伟章《万物生长》《吉利的愿望》《谁在敲门》等绝大多数乡土题材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域背景，也是《隐秘史》中的人们所生活的地方。现实世界中的千河口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而罗伟章的故乡正在该村的罗家坡。《隐秘史》中写到的“老君山”，也有其原型，那便是罗伟章旧宅所位于的大山。作家出生的血地，成长的故园，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写作。但把现实世界的地域与文学世界中的地域完全等同起来，却是轻率的做法。在《隐秘史》一书中，插入了罗伟章绘制的一张题为“地球上的千河口”的地标图纸，直观呈现出虚构的“千河口”的大致格局。该图纸径直以草绘状付印，其中“东院”在西，而“西院”在东，这种悖论可以理解为作者对小说世界并不遵从现实世界的逻辑规则这一信念的暗示，以及建构一个小说世界中的“千河口”的意愿。《隐秘史》和《声音史》中的人物有所重叠，分享着同一个地域背景“千河口”，但《隐秘史》进一步对《声音史》中那个“千河口”的地理面貌、自然物象、风俗人情等进行了修辞的营造与修葺。现代化的触角已经从物质、意识等层面伸入到“千河口”，大多数村民为了生计进城经商或务工，在思想情感上对城市有了更多的认同，只有留守在村里的老人还在尽量保留着传统的乡土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为了防鬼进屋，他们高筑门槛。给猪狗治疗的草药，他们也拿来给人治疗，因为在这里“人和畜生都是家里的成员，许多时候生着共同的病，用着共同的药，也能见出共同的效果”。3 就像四川文学前辈李劼人在“大河三部曲”中建构出一个小说世界里的回天镇一样，罗伟章在“三部曲”中也着力建构一个小说世界中的村落“千河口”，力图在现实基础上打造出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地理。

“千河口”所发生的故事，构成了长篇小说《隐秘史》的主体内容：农民桂平昌偶然在山洞里发现一具尸骨，由此患上了严重的臆想症。在他的记忆里，这具尸骨应该是常常欺负他的恶邻苟军，而村民们则以为苟军去了远方务工。臆想症貌似终结于桂平昌直面自己的内心，暗暗承认苟军就是死于他手的自我判决。因害怕被绳之以法，一场遮掩与瞒骗的戏码便在桂平昌导演下展开。然而，在故事的结尾，苟军回到了“千河口”所在的镇上。难道，那一具尸骨也是桂平昌臆想出来的吗？作者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类似悬疑小说的叙述手法，让这个故事反转重重，充满了紧张感和吸引力。作者用不断误导又不断发现的乐趣，引导读者走进他用语言编织的迷宫中。读者很难从现实逻辑去理解故事的转折和结尾，而它在非理性、超逻辑的虚构世界中却是自洽自足的。而在本质上，上述故事却只构成了一个伪悬疑小说，因为作者揭开谜底的手段，并不是福尔摩斯式的侦探，而是对男主角的精神分析和灵魂探问。屈辱的记忆在桂平昌精神上制造的压力，是那么的惊心动魄。如果说小说是白日梦，那么《隐秘史》则可以被称为白日梦魇。

然而，对桂平昌隐秘心灵的探寻只是长篇小说《隐秘史》的第一部分，它虽占据了全文的绝大部分篇幅，却远没有完全传达出作者的创作意图。除去庞大的第一部分外，小说还包含两个附录，前者实际上是作者构造出的内层叙事圈套，而后者则是一个外层叙事圈套。《附录一 与这个故事有关的另一个故事》（以下简称《附录一》）的确讲述了“另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有关情杀的故事，主人公“我”是哲学系的高材生，杀掉妻子和与她通奸的上司后便进入到惴惴不安的逃亡中。它与正文故事的“有关”性，从表面来看只能依靠《附录二 与一位青年作家的会面以及后来的事》（以下简称《附录二》）才能显现。在《附录二》中，出现了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他以作家罗伟章本人的面目出现，告诉读者《附录一》全文引录自一个名叫冉冬的青年作家所创作的短篇小说《最后半小时》。冉冬因为阅读了“我”在“北方一家刊物这个月刚发表” 4 的《隐秘史》，发现了他父亲被杀害的真相，于是专程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找到了“我”。“我”因此想到了今年初才读到过的那篇《最后半小时》。由此，小说的三个部分被勾连成一个整体。在更深层次上，《附录一》和第一部分内容能够统一起来的地方，在于它们有共同的探讨对象，即“隐秘”的人性。《隐秘史》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桂平昌精神世界中的懦弱和逃避，《附录一》中的“我”则用杀人和自杀来实现了对“懦弱”的超越，然后在警方的搜捕下开启了一种“逃避”之路，结局却仍是悲剧。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附录二》最后一段道：

“我明白了，去年六月份，冉冬来找我，朝我鞠躬，说我对他恩深义重，绝不仅仅是因为我的那篇《隐秘史》可能指引他找到杀害父亲的凶手。” 5

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话，或许是攻克整部作品用意的一把钥匙。既然帮助其找到杀父仇人并不完全是冉冬感激“我”的原因，那么“我”在写作上对他的启发可能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元小说的诗学维度，对小说艺术与现实存在之关系进行探讨，应当是《隐秘史》所触及的更为重要的话题。在《附录二》中，“我”自称是长篇小说《隐秘史》的作者，而《附录一》则是冉冬的手笔。这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很容易令人信以为真。《附录一》的内容已经发表在了《芙蓉》杂志2022年第5期上，题为《芦苇》，署名罗伟章。既然《附录一》原是罗伟章自己创作的虚构故事，那么《附录二》中的冉冬同样不过是小说角色而非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附录二》也就不是真正的创作谈而是一篇小说。直到《附录二》的最后一个句号，罗伟章都没有终止他的虚构戏法，长篇小说《隐秘史》也没有结束。题为《隐秘史》的第一部分、《附录一》和《附录二》都是长篇小说《隐秘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共同完成了一场被双层叙事圈套所包裹的虚构行为，构造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悖反又自成乾坤的诗性时空。而这样的结构设计，有意识地暴露出了叙事的虚构性，也让小说文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间离效果”。

二

刻意虚构与间离效果

罗伟章巧妙地用《附录一》和《附录二》把《隐秘史》引向了元小说的诗学命题中。这两篇附录，既是作者设置的一个统摄前文的外层圈套，又把虚构行为之本身暴露出来，让小说富有了超拔于现实的诗性。《附录二》的尾段，在一种克制语调中戛然而止——叙述者说青年作家冉冬对“我”的感恩，“绝不仅仅是因为我的那篇《隐秘史》可能指引他找到杀害父亲的凶手”。“不仅仅”后面所缺失的“而且”，加强了作者的神秘色彩，极大地解放了理解和阐释整部小说的空间。

整体来看，《附录二》凭借不可靠叙述，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事件本身转移到了作者处理事件的形式上来。形式问题的凸显引出了作者真正关心的问题：小说该如何处理素材？小说与现实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神秘关系？吴亮在一篇讨论马原小说的文章中最早提出了“叙事圈套”这一说法，认为：“马原和马原小说中的马原构成了一条自己咬着自己尾巴的蛟龙，或者说已形成了一个莫比乌斯圈，是无所谓正反，无所谓谁产生谁的。” 6 罗伟章同样在《附录二》中创造出了另一个罗伟章。但《隐秘史》创作的叙事圈套却与马原所迷恋的略有不同。《隐秘史》的叙事圈套并不是为了抹平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更不是为了消解叙事的意义。恰恰相反，小说的两个附录，把题为《隐秘史》的第一部分提升为一个巨大的诗性隐喻，是为了把我们的沉湎于故事本身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对虚构艺术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之中。当我们沉浸于某部小说时，尤其是当这部小说引人入胜时，我们常常会短暂地忘记小说本身与现实之间的关联。《隐秘史》中桂平昌的故事过于引人入胜，悬疑框架赋予文本的传奇性不断强化它的虚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小说与现实间的呼应关系。

但是，在这种呼应关系中，却根植着罗伟章无法忘怀的现实主义精神，因此它需要被强化出来。两篇附录的设置正是为了起到某种强化作用。李敬泽在2006年就发现罗伟章“写作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在于如何处理“他与他所在的传统的关系，他与他所在的浩大人群与时代的关系，他与文学与自身的关系”。7 在《隐秘史》中，罗伟章用较为先锋的方法试验了处理此“特殊困难”的一条路径。他不再满意让读者仅仅在小说建构的虚拟世界中进行一次旅行，体验一次情感共振。于是，他以强调那个属于桂平昌的故事之真实性的方式，在表面上消解了叙事的真实性，实际上提出一系列与小说艺术相关的问题：小说到底能不能有效地阐释并介入现实？启动小说此种功能的方式又是怎样的？

对于这些问题，罗伟章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稍有文学阅读经验的读者，在那两篇附录面前都会意识到自己所阅读的故事不过是一种虚拟结构，于是，一种奇特的介入力量便于此悄然生发。在这里，《隐秘史》的叙事圈套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惊奇地相遇了。布莱希特在观看了中国戏曲以后，发现此种艺术因其服化道的象征性而产生出一种间离效果，能够让演员和观众与剧情保持距离，破除舞台上的生活幻觉，在清醒的而非被移情的状态下保持理性判断力。《隐秘史》的两个附录，引发读者反思现实的机制和中国戏曲中服化道的象征机制高度相似。它们在一种暴露虚构的情形下，唤回了沉浸在故事情节中的读者和受众的理性批判眼光。从创作角度来看，得益于间离效果的理性批判效力，总是生发于某种平行观照之中。在阿多诺看来：“艺术的社会性并不在于其政治态度，而在于它与社会相对立时所蕴含的固有的原动力。” 8 艺术与社会“相对立”从而产生恒久的“社会性”，即可视为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平行观照。只有处于平行观照的状态，艺术作品才有可能获得自足性、独立性乃至可信性。但就像布莱希特所担忧的那样，艺术作品越是引人入胜，距离现实存在就越是遥远。《隐秘史》的两篇附录，显示出现实在小说写作中的可塑性，召唤出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引力关系，让在艺术宇宙中无所皈依的《隐秘史》驶入了绕地飞行的星轨之中，从而争取到了平行阐释现实存在的可能性。

三

感伤审美与观念窠臼

在现实主义作家罗伟章的笔下，《隐秘史》的虚构终究指向了现实。弥漫在小说空气中的，首先便是对大巴山地区乡土现实的感伤情绪。《声音史》中的“千河口”，在《隐秘史》中继续凋敝。一片荒烟蔓草中，只剩下了六户人家。老二房的桂平昌和吴兴桂两户，都只剩下老两口还在守望着这个村落。西院尚有包括李成夫妇在内的三户人家，而东院的杨浪则延续了他在《声音史》中的命运，依然是一个流连于声音世界的单身汉。

乡土社会的变迁，一直是罗伟章重要的书写主题。首先，他关注着现代化语境中，乡下人进城后的艰难生活。在《声音史》和《隐秘史》中，乡下人在城市中的处境有所改善。那些离开“千河口”的角色们，在城市里得到了更多好处。成为地产老板的杨峰、当了包工头的刘志康、在镇上行医的鲁凯，以及去大城市里做工挣钱并在镇上购买了房产的绝大多数村民，小说客观呈现出了城市带给乡下人的物质收益。但是，就像桂平昌的小儿子贞学参与行骗被捕、李成儿子李奎盗窃电缆被判刑十年等案例，仍然可以看作乡下人在商品幽灵盘旋的城市中遭受异化的表征。其次，《隐秘史》对现代化进程中被抛弃的乡村也心怀恻隐，乃至于感伤。面对日渐荒芜的乡土田园，罗伟章几乎不加掩饰地借桂平昌之玄想表达出来。然而，根据最朴素的经验来看，一个农民很难发出像“把村庄带走一部分”这类颇具哲理性和抽象性的感慨。这种声音显然属于一个知识分子，而不属于农民桂平昌。也就是说，这分明是罗伟章自己不禁在用感伤的语调为当代乡土社会命名，在一种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学创造中，重新确定乡土社会不容丢弃的价值。而这种书写路径背后则是他以小说来阐释现实、为现实世界立法的现实主义文学理想。

此外，相对于以往的很多写作而言，罗伟章在《隐秘史》中还讨论了另一个更为私人也更为深邃的问题：人性。该小说讨论的“人性”是特定的乡土背景下的“人性”，所记录的“心灵史”也是乡土文学语境中的“心灵史”。有论者在2007年便注意到这一点：“罗伟章小说的最大价值恰恰体现在对在特定权力关系下弱者内心世界的呈现，对旧的文化道德传统之破裂与新的社会丛林法则之建立的无奈，对主体精神创伤、压抑、扭曲和分裂的叹息，对‘乡土中国’在全球现代性叙事中‘乡关何处’的困惑。” 9 这使得罗伟章的写作超越了对底层遭遇的简单描述，进入到文化心理的层面。《隐秘史》中对桂平昌心理世界的探索很难说完全是对时代症候的诊断，但我们也很难否认桂平昌的心理状况不是时代症候在个体生命中的反映。桂平昌生活的乡村，已经不再是那个温情脉脉的乡村。而桂平昌所遭受的屈辱，由屈辱而见出的懦弱，以及想要战胜懦弱的渴望，都是在这种新的乡土世界的产物。在《隐秘史》第十四章中，作者借桂平昌妻子陈国秀之口说：“山里人有山里人的规矩，你咋就把祖宗八代的规矩坏了，跟那些城里人学？” 10 怎样算是“跟城里人学”，作者紧接着便举了城里人碰瓷骗钱的例子，“证明”了城里人品性的市侩与险恶。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起二元对立关系，然后在对这种关系的形象化演绎中，生发出批判乃至于启蒙和拯救的动能，这种写作路径可以在沈从文那里找到源头。陈国秀说出的这句话，很难不让人想起沈从文在《丈夫》中做出的类似判断：“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 11 然而，当代城乡问题比沈从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面对的要严峻得多，也复杂得多。不加调整地运用近百年前的眼光来看待今日的城乡问题，带着先见乃至偏见来认识城市和乡村，必然会落入观念的窠臼中，并且加固此窠臼。

事实上，当代中国作家在处理乡土题材时，很容易忽略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等基本问题，其创作理念也就显得幼稚或者说一厢情愿。有论者指出：“沈从文应该属于乡土抒情一脉的典型代表。” 12 而“乡土抒情一脉”的极致发展，使得文学文本中呈现出的乡村，不再是村民们的实用的乡村，而成为了作家们想象出来的审美的乡村。当然，优秀的作家并不依靠理念来写作。但就《隐秘史》而言，罗伟章在呈现书写对象之自在所是的时候，对城乡二元结构中对乡土凋敝的惋惜，仍未免会遮蔽乃至回避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更为真实的情形，导致其书写更多地，甚至略带偏差地指向了过去，而很难面向未来。

四

现实热忱与艺术自觉

尽管小说第一部分于层层解密中具有了悬疑故事的传奇色彩，作者又用两篇附录把整个小说结构成为一个巨大的叙事圈套，力图让它成为一个封闭自足的虚构文本，使其在非现实的状态下平行地映射现实。但是，罗伟章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有时候也会让他不自觉地却不加掩饰地登上前台，在虚构故事中发出不甚和谐的、来自现实世界的声音。无论是对桂平昌精神问题的探索，还是对恶邻苟军生死的回溯，都贯穿着作者对农民生存境况的关怀。《隐秘史》中有关村主任桂承伍组织村民修路的描写，生动刻画出了村民们自私和守成的基因，也隐晦地对故事里欠作为的基层政府表达了不满。这种夹带较为有机地融入故事情节中，推进了情节的发展，丰富了小说的社会政治内涵。但毋庸讳言，“承载着过多的社会政治内容”，也的确是罗伟章部分小说不堪重负之所在。

在《隐秘史》中，罗伟章表现出了为平民发声之外的另一种更为鲜明的介入激情，即他意图通过文学来阐释乡村现实并为其价值命名的激情。撇开他阐释和命名的准确性不谈，他抑制不住地在小说中发出对乡村凋敝、故园荒芜的议论，这种时而溢出故事情节的情绪性写作也值得讨论。它在为《隐秘史》赋予乡土关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小说的艺术自足性，使得这个原本可以平行映照现实、反讽现实的“精致的瓮” 13 出现了裂痕。题为“寂静史”的第一部分固然因为它悬疑故事的外壳而引人入胜，却也常常因为作者声音的出现而打破幻想故事的虚构性。如桂平昌的幻想、其妻陈国秀的慨叹等直抒叙事者胸臆的语句，在小说中时有出现。这些议论显然不是来自小说中的任何人物，而来自一个可以信任的叙述者，或者干脆说是作者本人。《隐秘史》这样意图映射现实的小说，更应该让故事讲述自己，从而获得读者的信任。不过，小说这种文体对素材有着强大的消化能力，它也可以兼容某些议论性文字，只是这类议论文字须要“在一定程度上”被“伪装”起来，成为有水中之盐，蜜中之花，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

现实主义作家尤其相信文学可以反映现实并作用于现实，而罗伟章基本就站在这样的立场。他对元小说这一诗学命题的探讨，也围绕着“文学如何为社会人生”这一问题而展开。《隐秘史》所使用的悬疑结构和叙事圈套，也都是为了唤回人们的批判眼光，以期能靠虚构文学影响现实存在。现实主义文学鼓励有倾向性的创作。作家本人在《隐秘史》中的现身，对乡土现实的直接“指点”，不但不能打动读者，反而一度让虚构的“场面和情节”失去了自洽，使其平行阐释现实的结构出现松动。哪怕再现实主义的小说，依旧是一种制造幻觉的艺术。读者分明知道小说是虚构的，却往往在阅读的过程中信以为真，甚至为之动心动情。这是因为作者制造出的幻觉独立自足并且血肉丰满。唯有制造出强烈幻觉的文学作品，才具有强大的艺术能量，让读者在虚构世界中感到情感的涌动和灵魂的震颤，进而对现实存在产生影响。相反，幻觉一旦被打破，那么小说感人的力量也就随之瓦解，其种种现实主义文学的介入意图皆沦为虚妄。《隐秘史》在对桂平昌的隐秘心灵的探析以及对凋敝乡村的呈现过程中，发出的某些议论便时而打破幻觉，阻碍了读者的沉浸式阅读，伤害到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因虚构小说本身遭到了现实存在的入侵，等到题为《隐秘史》的第一部分结束，作者以精心构制的两篇附录来暴露虚构叙事行为时，其“间离效果”也显得有些苍白。

结 语

包括《隐秘史》在内的不少当代乡土文学在对城乡问题的处理上，虽承接了现代文学时期的经验，但缺乏对此题材的当代转化与改造，在传统的窠臼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于城乡问题的观念执障。当我们带着来自现实存在的前理解来看待这类小说时，未免觉得作者虚构出来的乡村更多的是一种审美的乡村，而不是属于农民的那个实用的乡村。其实，作为虚构艺术的小说，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生发规律，并不完全按照现实存在的逻辑和规律创造而出。这也正是元小说的基本理念。但小说作为现实存在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反映，又确实对现实存在具有反作用力。《隐秘史》的双层叙事圈套有意引导这种反作用力在平行阐释层面生发，造成一种整体性反讽的诗学效果。可惜，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让创作《隐秘史》时的罗伟章在对部分细节的处理上失去了虚构的耐心，于文本中径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时而打破那精心设置的叙事圈套所可能蕴含的“间离效果”，影响了作为虚构故事平行映射现实的机制。可以说，就在罗伟章最情不自禁要在小说中介入现实的时刻，艺术悖逆了他，他也交出了以艺术介入现实的权力。然而，他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对小说艺术之边界的无意冒犯，还是对他自己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刻意表达，大概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注释：

（1）转引自罗伟章：《我在〈隐秘史〉中索取小说的深度》，《中华读书报》2022年08月31日。

（2）罗伟章：《以“史”命名三部曲，都在书写一种孤独》，《红星新闻》2022年5月6日。

（3）—（5）（10）罗伟章：《隐秘史》，第63、303、305、64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

（6）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7）李敬泽：《罗伟章之信念》，《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8）〔德〕西奥多·阿多诺：《美学理论》，第388页，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9）张宏：《分裂的镜城与无望的乡村——罗伟章近作解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4期。

（11）沈从文：《丈夫》，《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48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2）马新亚：《沈从文小说“城-乡”对位叙事的历史形态与人文内涵》，《艺术广角》2023年第3期。

（13）〔美〕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第22页，郭乙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