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坚勇:读资料读到烂熟于心
夏坚勇,散文家、剧作家,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中华读书报:您有枕边书吗,如果有,是什么?
夏坚勇:我不相信有哪一个写作者没有枕边书,就如同旧时代的穷书生多染肺结核一样,那是一种职业病。肺结核是坏的职业病,枕边书则是好的职业病,它能让你从创作的兴奋中解脱出来,带着阅读的愉悦轻松入睡。我的床头柜上总有一堆书,每次入睡前随手抽一本,然后翻到哪页是哪页,看不了多会睡意就来了,于是倒头便睡,有时连书都来不及丢下。这使我想起一则民间故事里势利眼的私塾先生,他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出自贫寒的农家。两个学生都在课堂上打瞌睡,先生便指着穷人的孩子骂道:“看你这没出息的,一拿到书就想睡觉,你看人家。”他指着富家子弟:“睡着了还拿着书。”我就是一拿到书就想睡觉,而且常常睡着了还拿着书的人。我的枕边书多是历代小品,例如《夜航船》《容斋随笔》《仿洪小品》之类,最近看的一套《民国笔记小说粹编》,说是小说,其实是笔记小品。
中华读书报:先谈谈您的童年阅读?
夏坚勇:作为农家子弟,我童年的阅读亦有如家境一般贫乏。在小学阶段,我几乎没有接触过近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却通读了几十部历史演义小说,主要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薛刚反唐》《杨家将演义》《五虎平南》《狄青征西》《说岳全传》《天宝图》《地宝图》《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绿牡丹》《济公传》《镜花缘》,等等。其中最不感兴趣的是最后一本,因为其中既无忠奸之争,又无战神与大侠。这些阅读当然给我接下来的创作影响很大,即很少受到外国文学的熏陶,这是我的胎中病,先天不足。但也不能说一点好处也没有,那就是关于中国历史知识的最初启蒙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培养。
中华读书报:在不同的时期,您的阅读有怎样的特点?您的阅读是随性的还是系统、有计划的?
夏坚勇:1962年我进入初中,直到1973年被推荐读大学,在这中间的十多年里,我所能读到的只有17年间出版的长篇小说,而且是断断续续的。唯一的例外是“文革”中学校停课,图书馆流出来几本外国小说,我偷偷看了一本《被开垦的处女地》。新时期以后,我补课似的看了一批外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也结合自己的创作看了一些当时走红的文坛新贵们的作品。自上世纪90年代转入历史散文的创作后,阅读就偏向历史了。我基本上没有什么阅读计划,而是跟着感觉走,抓到篮子里就是菜,属于杂食动物。
中华读书报:“宋史三部曲”(《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东京梦寻录》,译林出版社)分别以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北宋仁宗庆历四年、北宋真宗大宋祥符元年这三个深具代表性的历史时段作为叙事节点,从岳飞被杀、庆历新政、宋真宗东封三个富有意味的历史事件入手,进入历史横切面,阐微发幽,抽丝剥茧。您在写这三部曲的过程中,做了怎样的文学准备?阅读了哪些史书?
夏坚勇:由于少年时期阅读的影响,我一直对历史题材的小说情有独钟,上世纪80年代,徐兴业的《金瓯缺》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在那前后,我又看了姚雪垠的多卷本《李自成》和中国台湾作家高阳的几本历史小说。心头的兴奋自不待言,平心而论,尽管那时文坛上的主流声音对《李自成》评价不高,但我始终认为书中涉及崇祯君臣和对当时的制度、风俗、文化的描写还是相当成功的,也是后来的很多历史写作者无法企及的。80年代后期,我曾试图写一部以明代“靖难之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亦已做了不少准备,但终因历史小说密度太大,我当时的文学功底和历史素养都无力承担,只能不了了之。90年代后,我转入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也可以看作是自己历史情节的一种迂回呈现。当我完成了文化大散文《湮没的辉煌》和《大运河传》后,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写作“宋史三部曲”的文学准备。至于历史素养方面,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当然要读不少书。除去《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史纪事本末》之外,大量的是宋人笔记,还有一些有关的专门史,例如缠足史、家具史、气候史、服饰史、烹饪史,等等。其中一本研究古代物价的《金泥玉屑丛考》就前后买了三本,因我这人拉垮,用过了就随手一扔,下次要用,找不着,只能网上买一本,如斯者再三。
中华读书报:从朝廷正史到宋人笔记,有什么阅读习惯?
夏坚勇:首先要讲一点,看资料,很重要的一点是识货,而识货的前提则是文学想象力的全程参与。有了想象力的参与,你就能像磁铁一样把对你有用的东西分拣出来,有时候,当你发现它的时候,你甚至已经给它在作品中安排好了位置。随着新的有价值的资料的不断发现,你原先的构思也会不断作出调整,这是水到渠成的关系。
“宋史三部曲”的创作时间延续达10年,这中间几乎每天都在看书,由此推测,所读的书应远远不止40余种吧。我读资料的程序一般是,先通读,在觉得有价值的内容下面加记号。通读过了,再把加记号的内容读一遍,结合自己的构思,如觉得可用,就抄下来。在写作某个章节前,先把笔记本看一遍,把可用于这一章的加上记号。有了这几道程序,可用的资料实际上已烂熟于心了。
最后再讲一点,我至今不会用电脑,因此,所有的阅读对象都是纸质书,所有的标记和抄录也都是手工的,当然所有的写作也都是传统的所谓“笔耕”。笨人一个。
中华读书报:有什么书让您渴望成为一个作家吗?
夏坚勇:1971年已是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第四年,那时的农村,可读的书很少。有一次我在村里的一户人家发现了一本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文学》课本。那时候的中学语文分《汉语》和《文学》两门,初中的《文学》课本上,文学的含金量还真不低,有曹雪芹的《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丁玲的《在果园里》。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这部作品天然地契合了我潜在的审美趣味,农村小镇上两个头面人物在茶馆里的争吵和斗殴,故事集中,情节紧凑而富于张力,对话富于口语化和地域化,人物性格则活灵活现。我当时一是被作品的艺术力量所征服,连看几遍,爱不释手。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样的作品并非高不可攀,熟悉的人、事,甚至语言,相对集中的场景,自己也是可以学着写的。那本初中《文学》课本上的文章一直被我反复揣摩,也点燃了我心底最初的文学火苗。后来我开始学习写短篇小说时,经常会使用这种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空中展开情节和人物的手法,川中乡镇上的那座其香居茶馆,值得我永远地景仰。
中华读书报:您会常重温旧书吗?在您所有的作品中,最钟爱的是哪一本?
夏坚勇:我不知道你说的“旧书”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家里的藏书,我当然喜欢重温,最近这些年我很少买书,平时的阅读,新书占的比例不超过一半,其他的就是旧书,主要是那些以前看过,曾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的书。旧书重读,有的比以前的感觉还要好;也有的以前觉得很震撼,现在觉得很平常,时世使然,成长使然,这很正常。
如果你指的是自己以前的作品,我则很少重温,我害怕那种不堪回首的感觉。但有时因为需要把自己某部作品的某个章节看了一下,又觉得很有成就感:在那个时候,我居然能写出这样好的文字。至于最钟爱的旧作,实在很难说,这几十年来,我的作品起伏不大,既没有特别出彩的,也没有很拉垮的。但我在好几次公开场合都说过:“《大运河传》是我最喜爱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您的私人藏书有何特点?有什么让人大吃一惊的书吗?平时用什么方法整理书籍?
夏坚勇:我的藏书不多,基本上都是急用先买,急用先学,因此藏书也不可能成什么系统,基本上文史类的多一些,中外经典名著也有一些。但好些其实没有看,特别是外国文学,例如曾名噪一时的《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都没有看完。也有些八卦的书,例如星相、占卜之类,不知这些会不会让人大吃一惊。我是懒人,平时根本不整理,只把写作时短期内需要参考的书找来,一古脑儿堆在写字台上。写字台上堆不下了,再堆在座位边的椅子上。椅子上堆满了,索性放地上。如果把我的书按照购买时间排列的话,大体上是一份我个人的写作史,因为它反映了我某个时期关注的重点及审美取向。
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夏坚勇:我带《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我一直想把《红楼梦》和《金瓶梅》对比着读。都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其实有点溢美了。《红楼梦》的长处在于对贵族生活的描写,而对市井底层的描写则不及《金瓶梅》。在这方面,《金瓶梅》太出色了,尤其是西门庆死后,树倒猢狲散,各种小人物反噬西门家的嘴脸和手段无奇不有,令人叫绝。这两本书,《金瓶梅》问世在前,《红楼梦》问世在后,对比着读,一定可以发现后者向前者借鉴的痕迹。
带《聊斋志异》,无疑是为了排解无人岛上的孤独和无聊,那里面的鬼怪故事,亦足够细细咀嚼的。
中华读书报: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夏坚勇:如果可以多邀请一些,我邀请李白、李商隐、李煜、李清照,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的诗词,李家无疑是第一家族,他们差不多占据了中国诗词的半壁江山。我想探寻他们的家族渊源,还想听听他们对某些文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意见,例如李白当年是不是很看不起作为小跟班的杜甫,还有李商隐的几首《无题》诗的正解,特别是那首《锦瑟》。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文学上那么平庸,才华的巨大差距对夫妇感情有怎样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