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达：我们便是彼此的故乡
“你们作家是干吗的？”
这个写在《台风来了没》里的疑问，便是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追问。也是我写作《台风来了没》《转学》，写作《草民》这本新书，甚至开启所有写作的原因。
我是因为自认为欠文学巨大的恩情，而开始写作的。
十五六岁的时候，和许多人一样，我的内心如同春雨后的土地，或者烧开的水，凶猛地冒出一个个我叫不出名字的、难以辨识、难以相处的情感和欲望。我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内心，惶惑不安，而自己身处的现实，也在急剧地展开，一次次生发出不断超过我理解和想象的模样。
那时候的我，困在难以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窘迫和惶惑中。而且，在这样困顿中，还发现自己无法求助——人是那么难以表达本来惶惑的部分。
最终的求援，是从阅读中获得回应的：一部部好的作品，折射出我内心一块块难以抵达的部分，也隐隐绰绰地折射出，灵魂和生命可能的模样。
然后，我知道了，一部部好的作品，便是一个个敏感、真挚的魂灵，调动自己所有的感性、理性，试图走向内心深处的努力。我还知道了，虽然人各有异，但幸运的是，人内心的本质命题是如此相通。当这些写作者走进内心深处时，便也同时走进很多人的内心，照亮了许多人。
人生难以自我抵达、自我理解、自我表达的部分，便是作家的工作的开始。在这样的认知下，我因此开始了写作。
因着这样的认知，开始写作以来，我一直紧张着自己作为写作者，是否合格、是否称职？我日复一日地打量着自己和世界的连结与关系，日复一日地自我追问：什么是我一定要努力去抵达、去表达的？什么是我有能力去抵达、去表达的？
《草民》中的这些篇目，便是这些年来我自认为的，我必须抵达的那些部分。
幸好，人是时代中的人、社会中的人、文化中的人、人群中的人。身处于与共同的时空，借由我们共同参与构成的时代、社会、文化、人群，我知道的，这些年来，那么多人的内心发生的建设和摧毁、繁茂与枯萎、喧嚣与死寂，或许并不比一场海啸、一颗星球的崩塌小。我还知道，因为这些部分这么难以讲述和表达，当下许多人就此揣着同样的难受，如此脆弱且无力地孤独着。
我曾在类似的时刻，获得文学的支援，我因此笃定，这是文学可以、而且必须起作用的时候了——
当下的人们，是那么需要文学陪着，去看见自己。看到自己从哪里来，如何被其他人构成；人们需要文学陪着，去看到自己身处于何处。看到自己站立的位置，才有能力去寻找，自己的来处和去处……
然后我知道了，当下是那么需要，该有写作者尝试着，努力用文学陪伴尽可能多的人找到来处，“生下一个故乡”。
这也因此成了我应该尝试着尽可能去完成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我想，肯定有许多写作者在为此努力，那我也希望自己一定要是其中一个。
因而《草民》这本书里，我一开始的写作的目标是试图写出许多人：试图写出尽可能多的父亲、尽可能多的母亲、尽可能多的同伴、尽可能多的自己……《台风来了没》《转学》，便是其中试图写出更多同伴和自己的努力。
在我理解中，我们每个人的故乡，我们每个人的来处，是一个个人——每个路过我们生命的人，都最终参与并构成我们生命本身；我们生命经验的起点，便是同样在这片土地生老病死过的亿亿万万的灵魂——他们被提纯概括为“民俗”“风土”“习俗”“理念”“品格”……
因而，这次的写作中，我不是想写一个个故事，故事只是呈现和显现出这些灵魂的必要工具。我试图通过故事，看到“我”们是如何如此彼此参与，长成如今这般模样，我们又共同如何和时代相处，走到如今哪般境况？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写作，我已经知道了，文学不是提供答案的，它的功能就是显现、是呈现，呈现出我们灵魂的真实样貌和处境。
这次写作的努力是那么幸运，我借由一个人，看到了构成他生命的一个个人，我又借由一个个人的生命的相互完成，看到了我们是如何互为彼此的故乡。
我借由抵达一棵草的底部，看到了另外一棵棵草的根部，我看到了，原来所有的人灵魂的根部，和草一般，相互连结、相互支撑。我也因此为《草民》的写作找到了最准确的形式：七个故事各自如同破土而出、摇曳在风中的草，但在它们的底部互为彼此。
因此李敬泽老师和张燕玲老师在看到《草民》后不约而同说，或许《草民》不仅是中篇小说集，而是一部长篇小说。因此当《当代》杂志邀请我写《台风来了没》和《转学》的创作谈，我觉得，我应该说出它们全部的样子，才能说出其中这两部分的样子。
如同《台风来了没》里面的蔡耀庭，在看着台风的哪块粗粝的礁石上，让他留下来的，是因为他在那一刻知道了，自己在根部与那么多人连结着，知道了自己其实有家可回。
我甚至还通过这次写作看到了：如果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当作一个整体，而我们现在展开的一个个的个体生命，或许是集体生命、集体经验探向这无常的世间、这巨大的时间，挣扎长出的新的根须。
我是如此希望这次写作，能显现呈现出这般模样：我们不仅有家可回，我们还一直互为彼此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