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月色宁谧：叶芝诗歌中的月亮与特洛伊之战
《穿越月色宁谧》是叶芝在1916年到1917年间写下的一篇很长的书信体散文，曾以单行本出版。收信人是茅德·岗（Maud Gonne）的女儿伊索尔德·岗（Iseult Gonne）。其时已入知天命之年的叶芝曾两度向这位美丽的少女求婚，没有得到肯定的回应，尽管伊索尔德在更早的时候也曾对诗人表达过爱意。在茅德·岗母女处接连受挫的叶芝转而向另一位年轻女孩乔治（Georgie Hyde-Lees）求婚，被欣然允诺，同年秋天他结束了单身状态。
茅德·岗
《欧文·阿赫恩与他的舞者》一诗描绘了他在这一时期情感纠葛中的进退犹疑：
心在胸肋后大笑。“你说我疯了，”它言语，
“因为我让你转头从那个小孩身边逃离；
她怎能与浸淫狂野思想的五十年成鸳侣？
让笼中鸟与笼中鸟双栖，野鸟在荒野中比翼。”
“狂野（wild）”在叶芝这里固定与一种灵魂的觉知态与思想的自由态相关联，所以他将自己的哲学称为“狂野思想”[1]，叶芝也认同孔子的“四十不惑”，认为人过了四十之后就不再为感官欲障遮蔽心目，因此，“笼中鸟”意味着叶芝眼里的伊索尔德既太年轻，也受着皈依天主教的母亲的影响，未见得能理解和接纳自己的思想。但叶芝对伊索尔德显然十分迷恋，尽管种种顾虑和压力，他还是在退缩之后又上前了一步。在这篇尝试向伊索尔德讲述他的“狂野思想”的长文中，叶芝贡献了其哲学观最优美和简明的版本，可视为《幻象》一书的预演，而《幻象》则是后来在十分懂得他的妻子乔治的协助下进行的神秘主义哲学体系建构尝试。或许，诗中的野鸟指的是与他有着同样的神秘主义信仰，同为金色黎明隐修会[2]成员的乔治。
“穿越月色宁谧”的标题为拉丁文，“Per Amica Silentia Lunae”（在1917年给格里高利夫人的信中，叶芝将其翻译为“Through the friendly silences of the moon”），典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在书的第二部分被用以描绘特洛伊战争的最后，潜藏在忒涅多斯岛的希腊士兵在夜色掩护下偷偷返回并攻占特洛伊城的场景。
叶芝选取这古代诗行中包含月和关联特洛伊之战的短语作为讲述一生之笃信的文章的标题，与我选取这标题作为本书书名，大约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月亮是笼罩象征主义者叶芝诗歌生涯的最重要的象征，而特洛伊之战也指示着叶芝哲学观与历史观的核心关窍。
叶芝很喜欢的画家撒缪尔·帕尔默的《孤塔》，本为弥尔顿《冥思者》的插图，叶芝曾将其写入长诗《月相》
叶芝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曾评价叶芝“将一辈子活出了几辈子，将个体的人生历程活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现代诗歌，甚至是现代人的发展历程”[3]。的确，作为象征主义大诗人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作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推手，叶芝在出世和入世两个方向，在艺术、哲学和政治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将人生活出如此强度和巨大辐射面的人，我还能想到的是中国的王阳明；之所以想到他，也是因为，与叶芝东方色彩浓厚的哲学观最能相互印证的中国哲学大约便是儒家心学。跨越国度和几个世纪，叶芝汇集心之冀求熔炼理智之美的诗行每每与王阳明“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之警句互为回响。两人能够到达常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因为他们行在知行合一的路上；用叶芝的话说，是他们早年便从哲学或诗歌传统中悟得了先辈的智慧，心目开启，明了前定的使命，行在圣人与愚人之间的剑客之路上。
叶芝与王阳明哲学观的比较是太大的话题，这里暂且不做展开，只是一带而过地说明了解叶芝的哲学观对于理解叶芝诗歌的必要性。叶芝早年便在散文《肉身之秋》中发出诸如“观照一切以哲学，逃避厌倦以哲学”“诗人将以从牧师肩头滑落的担子为己任”的创作宣言，对于这样一位不仅在诗歌生涯中，也在人生的各个向度全面地实践着他的哲学信仰的诗人而言，不了解他的思想却想要读懂他的诗行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譬如现在，要说明月亮和特洛伊之战背后的象征性含义，我们必须先来简略地介绍一下他的哲学理论。
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
“他的笃信”
叶芝的哲学首先是一种“魔法”。在早期的《魔法》一文中，叶芝大而化之地将自己的信仰归于一个大的“魔法”传统，这个魔法传统几乎囊括了东西方所有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它们的共同点是相信在我们身处的客观的物质的宇宙时空之上存在一个恒在的无形的原点，一切从其生发，一切归于其中。宗教将这个原点称为神或上帝，而哲学家们则发明了各种称谓和界定区分的理论。叶芝将这些宗教和哲学的理论基础归结为以下三条：
（1）我们的心灵的边界变动不居，许多心灵似乎可以汇融一处，产生或者揭示出一个大心灵，一种大能量。（2）我们记忆的边界也变动不居，我们的记忆属于一个大记忆，自然本身之记忆的一部分。（3）这个大心灵和大记忆可以被象征物召唤。
叶芝的这段归纳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居于各种哲学与宗教理论之核心的三位一体结构：大心灵/大记忆/象征可以大致对应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理智/灵魂/太一，基督教的圣父/圣灵/圣子，印度教的湿婆/毗湿奴/梵天，佛教三宝佛/法/僧，道教的道/经/师和古埃及的欧西里斯/伊希斯/荷鲁斯。不同的哲学和宗教对于这个三位一体结构的理解和阐述存在很大的不同。
如果说在“下界是上界的摹本，物质世界由一个精神性原点逐级衍射（或流溢）而来”这个底层逻辑上，叶芝归属于一种唯心主义的“魔法”大传统的话，在对原点之三位一体结构及其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划分和阐述时，叶芝则背离了他作为几代基督教牧师之后人的家庭信仰传统，趋同于古希腊的新柏拉图主义、古代东方哲学，尤其是印度教和儒家心学。
叶芝所信仰的宇宙原点是一种两极对立之上的超越性存在。在他看来，宇宙的时与空是最直观的两极对立，时空就是冲毁人类早期乐土的大洪水。意识诞生于两极对立，宇宙时空中的一切存在，包括人类个体和集体的思想意识，始终处在时间之线和空间之面的两极作用下进行着双旋锥循环运动。运动在时间中的是我们的主观性和精神存在，时间线上的意识运动是一种内观的运动，其极点为对应极；运动在空间之面上的是客观性和物质存在，空间面上的意识运动是一种向外观看的运动，其极点为原始极。何谓客观性？叶芝在《幻象》中如此定义：“所有呈现于意识中，又与自我之意识相对立的，觉知与思想的客体，非我之存在。”[4]而主观性即是客观性的对立面。对应极和原始极分别意味着完全的主观性和完全的客观性，是超越两极对立，超越时空之外的一点一瞬，这两极其实是迭合态，是为宇宙原点。叶芝认为这个宇宙原点在于每个人内心最深处，当自我与反自我（anti-self）相遇相融的瞬间。这个原点也是全人类内心深处的共通之界，是大心灵和大记忆的融合态，其中凝聚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全人类的智慧与激情，包含世间一切的本质与法则（或秩序）。如果将叶芝的双旋锥循环运动、原始极和对应极两个原点二维平面化，我们应该不难联想到的是中国的太极阴阳图。不同于基督信仰将上帝视为人类必须顺服和跪拜的至高存在，天堂在于涤净了原罪的纯粹理性一极，叶芝的哲学将“天堂”安放在了但丁在《神曲》中描绘的地狱的第一层，天堂与地狱相合之际，理性与感性交融的极点，这与古代东方哲学中“道法自然”的理念是一致的，道不是脱离自然的绝对存在，而是源于自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内心抵达的释脱和救赎的彼岸。
在这样的宇宙观底层构架上，叶芝以双旋锥历史循环论和月相理论进一步阐释我们的世界和存在。由于物质由精神流溢而来，所以我们的思想意识在于客观世界的核心，而个体和集体的思想意识（也可以说是个体灵魂和人类文明）始终在两极作用下以螺旋方式运动，带动世间一切也做着双旋锥运动。当原始极的影响处于主导地位时，螺旋向外扩展，是为原始极螺旋；当对应极的影响处于主导地位时，螺旋向内收缩，是为对应极螺旋。当原始极螺旋扩张到极致，天启降临，旋环崩溃，世界重组，开始新的对应极螺旋，如此循环往复。叶芝选取春分点在黄道带上移动一周的时长（约26,000年）为一个大年，也就是白羊座整个星座运动一周回到原点的时长，这属于在哲学传统中被频繁讨论的一种肉眼可见的最大尺度宇宙螺旋。如同一个太阳年由十二个月构成一样，大年也可以分为长度大约为2000年的十二个世代（era）, 每个世代又可以分为两个千年（millenium）。每个世代可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次级螺旋，而每个千年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更小的完整螺旋。而每个螺旋内部又可以像一个太阴月一样划分为二十八个阶段，对应于月亮的二十八种不同盈亏月相。双旋锥理论和月相理论都不仅描述了人类文明（集体思想意识）的发展进程，也对应于个体灵魂在生死之间的循环流转，对应于人群中不同的人格类型。
在系统阐述其哲学理念的《幻象》一书中，叶芝将大而化之的大记忆/大心灵/象征之融合态三原则正式命名为“幽魂/幽灵/天体”之三位一体。以天体来命名永恒之存在的同时，他也选用了日月星辰这样恒在的天体作为其象征物。
象征是什么，“是某种看不见的精髓唯一可能的表达，是包裹一簇精神焰苗的透明灯盏”。“凡是人们将热情汇聚其中的事物，都在大记忆中成了象征。在知晓其秘密的人手中，它就是奇迹发生器，可以召唤天使和魔鬼。”而想象，“是神界的第一次流溢，是神之躯”。“象征性想象，就是幻象。”“我们的想象是宇宙想象的碎片，是神的宇宙之躯的一部分，当我们以相通的想象来扩展我们的想象，将世界的忧与喜转换为艺术的美与谐，我们就越来越脱离那个被局限的凡人，而接近那个不受限的‘仙人’。”（《威廉·布莱克与他的〈神曲〉插图》）
天体是幽灵完全理解和把握了幽魂，二者相融的一瞬，是表达着灵魂完满态的形体，而象征是想象对象征物背后精髓的理解和表达，是想象与象征物在幻象中的合一。“世界由精神性原点逐级流溢而来”的另一种表达法是“神凭借想象创造了世界”，那么灵魂要重返原点，也只能凭借象征性想象，去把握和表达事物背后的精髓。可以说，每一首象征主义诗歌，都是对展现于心目之前的一段幻象进行描绘的尝试，是一种回溯性的动作。艺术家创造的汇融激情（幽魂）与智慧（幽灵），展现了完备之美的艺术品就是一种永恒，一种象征，是艺术家召唤和表达的完美幻象，一种天体。
在了解了想象与象征之于叶芝的意义之后，我们可以更形象地来说明天体之三位一体的结构之不同的面向。天体或可以视为一点，一个无限小的圆，为万有之原点，为一，为美之发光体，为离或离之上卦；幽灵为理智之火种，为离之外阳或坎之中阳，为二；它的运动可视为一条直线，时间之线，直线本质上是一点裂变为两点，它拥有两端。幽灵的流溢意味着对下端的选择，选择导致变易和运动。在逐级的流溢中，点裂变又裂变，直线分叉又分叉交织为网为面。幽魂即为面，为三，为世界之幽玄，为繁衍之美，为融合态的自然，为所有尘世螺旋迭合的存在之迷宫，为一切“可燃物”，为众神之母，为离之下卦或坎卦。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基督教的上帝，在叶芝的理解中都在于幽灵一极，所以宙斯的父亲为克罗诺斯（Chronos/Chronus，拉丁语，意为时间），宙斯拥有双头斧（拉丁语labrys），开辟了存在之迷宫（labyrinth），宙斯也曾化身长有双角的公牛，皆因双角或双头斧的拥有者指向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塑像头上双角之象征含义在叶芝看来也来源于此；而分叉更多交织为网的鹿角则每每与女神关联，指向幽魂之美。繁体汉字“麗”即为一头长着繁复叉角的鹿的象形，其义为美。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也是通过茴香茎（神智之直线的象征）将思想的火种带到了人间。有时三位一体也以一个长着卷曲双角的羊头来象征，天体和幽魂可以被视为幽灵（羊头）的两只角，一只是丰饶之角（Cornucopia或 the horn of plenty），哺育宙斯长大的仙羊（Amalthea）流出蜜与琼浆的角，一只是饥馑之角（the horn of famine），是宙斯折断的那只羊角。饥馑之角里会繁衍出各种物质，因此反而被世人误作“丰饶之角”，但叶芝的丰饶之角是天体，是理智之月。到这里，叶芝的天体三位一体与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的对应想来也已不言自明。在世界各地的古文明遗址与祭祀相关的艺术品上，圆珠（点）、双角（直线之两端）和螺旋（面，直线之分叉衍射）作为基本的造型元素可谓无处不在。[5]
在叶芝的象征体系中，日是感官激情和自然之美的象征，指向幽魂；月是理智之美的象征，指向天体。星星是得道者不朽灵魂的象征，是理智之寒光，指向幽灵。日月星辰指向天体之三位一体的不同面向，指向和谐存在（unity of being）和完备之美（the complete beauty），共同构成天堂的面纱或锦绣，正如他在《他想往天上的锦绣》一诗中所写：若我能拥有天上的锦绣，/以金色和银色光芒织就，/那墨灰昏黄湛蓝的锦绣/分属黑夜，胧明与白昼。
他在《幻象》一书中写道：“在日光下，我们如其所是地看见事物，为白天的工作而忙碌，在月光下，我们看见的事物是朦胧的，神秘的，一切都是睡与梦。”（A Vision，1925，14）日色金光照耀着我们在客观面上的运动，朝向世界尽头探索和扩张的运动，追求肉身和感官满足的运动，而月色则是笼罩着我们向内心深处，向时间尽头的行程，笼罩着我们于冥思静定中追溯万念俱寂之境的内观运动，也笼罩着我们于狂舞酣醉中抵达的恍然忘我之境。
叶芝的哲学观是一个汇融驳杂，繁复深奥的系统，其诗学原则也无法以三言两语概括之，这里只是进行一番最为简略的介绍，更为详细的考察见诸之后具体的诗篇分析中，但现在我们可以来回头大略一窥月亮与特洛伊之战作为象征所包含的精髓。
月亮与特洛伊之战之为象征
特洛伊之战是大约三千多年前发生在小亚细亚半岛西端特洛伊城（伊利昂是其拉丁语名称）对阵希腊联军的战争。在神话和人类文明史研究者叶芝看来，特洛伊文明是以西亚两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古巴比伦文明的余波尾韵。根据他的双旋锥历史循环论，古巴比伦文明螺旋是一个原始极能量主导的螺旋，是人类以科学和理性向外部世界探索和扩张的时代。古巴比伦文明在数学和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他以“古巴伦数学星光”来指称。而随后的古希腊文明螺旋是一个对应极能量主导的向内收缩的螺旋，是人类凭借内观和想象在灵魂向度上追寻真智（理智之美）的时代，是受激情宰制崇尚美的英雄时代，而月亮，正是这终极意义上的理智之美的象征。古希腊文明螺旋涌现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也留下了无数关于英雄美人的传奇和神话。
在象征层面上，特洛伊之战是古希腊文明螺旋的一次天启之战，原始极主导的西亚文明力量与对应极主导的古希腊文明力量展开了对决。希腊联军从海上来，是为了夺回海伦让美归位，是对应极的美生成或牵动的力量。“穿越月色宁谧”指向一段人类灵魂溯归原点的旅程。他们在月色下潜行，仿佛感官之海上生成的精神气旋，将席卷和摧毁特洛伊城象征着的上一个文明的高塔。海伦是对应极能量的化身。根据叶芝的月相理论，她半人半神的美对应于十四月相，是臻于完满的美，看似冷淡纯洁，对于人类灵魂而言却有着钻石划过玻璃般的力量。仿如月之清辉投向大地，一轮象征之月也向人类灵魂射出启示之箭，燃烧的欲望将驱动新的人世螺旋。对于一种向美进发的文明力量而言，月色自然是静默而友好的；根据《奥德赛》中的描述，潜入特洛伊城的奥德修斯被海伦撞见，但海伦并未向特洛伊人告发他，只是劝他回去，保持了友好的沉默。特洛伊之战既是具体的，也是象征的；既是个体的，也是人类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神话的。特洛伊城的陨落成就了海伦的传奇，千艘战舰和覆灭于剑端的城邦让人类的心目看见了美；九途长夜（在各种宗教和古代玄学传统里，灵魂溯归之途通常被分作九段或九重境界，例如卡巴拉生命之树基点以上的九个质点，神话的九重天），一息百年，焚城的大火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恍如永恒之美在那位牧羊少年眼中点燃的刹那惊奇。帕里斯成为王子之前曾是牧羊人，作为人间裁判，他将金苹果判给了美神阿芙洛狄忒。在象征层面上，金苹果指向天体，美神在于幽魂一极，雅典娜作为智慧女神在于幽灵一极，赫拉作为宙斯的另一半指示着融合之原点；人与神，自我与反自我互为裁判，人间的选择导致了天体下堕，新的尘世螺旋开启。英语中的“wonder”一词很特别，它既指奇迹，也指奇迹引发的惊奇，是观者与被观者的合一，这是叶芝频繁使用的一个词，很适于描述那个居于其信仰核心的瞬间。
月亮作为人类在主观和灵魂向度上的终极追求，理智之美（intellectual beauty）的象征，属于一个古老的想象传统。象征主义者只是继承并再度凸显和强化了这一符号。深受柏拉图思想影响的维吉尔自然也归属于这一想象传统。早于柏拉图的盲吟者荷马也是。月亮也是叶芝哲学观的重要构件，以月之盈亏变化来对应和分析人格类型和人类文明发展阶段的月相理论是其神秘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最为精细繁复的部分。月下即心乡，月亮以其朦胧、神秘而多变的美天然适于象征笼罩在灵魂的梦态（冥思态）与睡态（融合与觉知态）之上的光源，而满月则指向那个意味着和谐存在与完备之美的宇宙原点。月亮对这位象征主义诗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博尔赫斯也曾在他的《月亮》一诗中写道：“那个爱尔兰人，给出他悲剧性的晦涩之月。”晦涩，因其是指向终极的象征之月；悲剧，因为永恒之美的示现以愚人肉身的燃耗或陨灭为代价，正如特洛伊之战中英雄归于尘土，城池化为废墟，而艺术家必须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进入物我两忘之境获得灵感创造出不朽之作。
在《穿越月色宁谧》一文的序诗《我是你的主人》中，叶芝进而将自己描述为“月下漫游者”，早已过了人生华年，却还在月色中穿行，寻找一些魔魅形影，那是来自反自我的启示性幻象。特洛伊之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文明的自我与反自我相遇的瞬间。希腊文明可视为特洛伊所属的西亚文明的反自我，而欧洲某种意义上或可视为亚洲的反自我。在《幻象》一书中，叶芝写道：“黑格尔将亚洲视为自然；他将整个文明的进程视为对自然的逃离；希腊人做到了部分的逃离，基督教则做到了完全的逃离。俄狄浦斯，希腊人的象征，解开了斯芬克斯-自然之谜，迫使她坠崖，虽然人类自身仍然无知且会犯错。我同意他的界定。”[6]细究这段话的深层含义，我们还可以看出，虽然希腊文明螺旋和基督文明螺旋各自为两个反向的完整螺旋，但在更大尺度上，它们也可被视作一个大螺旋的两部分。
在叶芝看来，我们的时代处在一个由基督信仰主导的原始极螺旋的尾声，在这个文明螺旋里，人类凭借理性与科学探索外部世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物质也极大地丰富，这个向外的螺旋已经扩展到了极致，或许会在大约一百五十年后（从叶芝时代算起）为另一个新的对应极螺旋取代，也就是说，我们的时代也在趋近一个文明交替大节点[7]。在原始极螺旋里，征服者和科学家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在对应极螺旋里，哲学家和艺术家们在灵魂向度上的引领作用将被更多地看见。作为一个诗人，一个灵视者，叶芝不无憧憬地预见新时代的到来，并追随他的文学和哲学先辈们走在向内而行的路上，一次次悬想和仰望那个汇融智慧与激情的永恒瞬间，那一口火焰的呼吸，等待美与惊奇的降临，并以一首首诗篇为无形之物赋形。
根据双旋锥历史循环论，爱尔兰前基督教时代的凯尔特文明是平行于古希腊文明的存在，属于对应极文明螺旋，其中的古老神话和民间传说中蕴含了叶芝所信仰的想象传统。所以叶芝从早年起，便热衷于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曾辑成《凯尔特的微光》一书，又以众多的诗篇和剧作将神话和传说素材重新熔炼，焕新其中古老的象征体系，推动爱尔兰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为“以我们的古老传统之砧，为那场伟大战斗磨砺一把新剑，那战斗终将重建一个古老、自信、欢乐的世界”[8]。他深信柏克所说，民族国家是一种有机体，是一棵在思想文化的土壤中历经千百年缓慢长成的大树，而非组装而成的国家机器。他知道对于爱尔兰的民族独立事业，重铸想象传统凝聚民族之魂是有效的方式，因为灵魂深处的转变是外部世界一切转变的先机。他知道，“那位只等他的时辰到来便施放的伟大射手/仍把一只云做的箭囊/挂在犊园的上空”。（《七重林中》）
于此叶芝再次表现出与基督教圣徒，或追求“炼尽阴魄以返纯乾”的道教修仙者，或追求涅槃的佛教徒之不同。他虽然认可内观之路通达的终极，有着内观者的觉知，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以高塔中冥思苦修的盲眼隐士指向圣徒、仙道和佛陀，在他看来，他们在于幽灵一极，摒弃了感官和俗世欲求（幽魂），以纯粹理智超脱轮回；但对立的两极相互依存，无法被割裂，理智之美只能生发于心之冀求；他选择的是出于高塔行在月下，投入俗世之战斗的剑客之路；换一个视点，剑客于圣人与愚人之间的摇摆之途亦是一条如剑之直的路[9]，是始终遵循前定使命之路，于诗人而言便是荷马的道路。荷马吟唱阿喀琉斯的狂野之怒，是为英雄与剑客之死，吟唱奥德修斯的海上奔波，是为智者之生，恒我（Permanent Self，或反自我）之再入轮回；生与死的原罪是诗人永恒的主题。他追求功业，追求作品的完满，追求从尘世的哀伤与负累中提炼美之精髓，因为他所向往的终极，在于天体，是轮回尽头完美的形体，它“出自灵魂的过往，出自那人的全部事件与作品，这些事件和作品中表达了某种在于灵魂罗盘中的智慧、美和力量的特质，是比任何寄于特定躯体内的一生都更人性具足，更真实的形态，是幽灵、天体与幽魂一瞬的融合”。（A Vision，1925，235）灵魂无尽流转，永恒只在于一瞬。“穿越月色宁谧”指示着月下仗剑的尘世漫游者一种精神姿态，一段向美而行的灵魂历程。
注释
1.在早期的散文《在长蛇之口中》里，叶芝写道：“ 神果若是一个圆心无处不在的圆，那么圣人会去到圆心，而诗人和艺术家则在于一切周而复始的环路。”这句话是在辨析诗人信仰的终极和基督教的上帝之不同。若将永恒之境（神界）视为内心深处无限小又无限大的圆，圣徒以理性的直线抵达圆心，诗人和艺术家则行在圆周，在一个个顿悟的瞬间感受永恒。换一种比喻，环路可以视为外在的“荒野（wilderness）”，象征自然与繁衍之美，圣徒的直路相对而言则类似于鸟笼，象征拘于理智之态。作为诗人，叶芝也将他所归属和继承的诗歌想象传统，称为“荒野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wilderness）”。
2.金色黎明隐修会（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或许译为“金色黎明赫尔墨斯修会”更为准确，但此处选择了更简单顺口的译法。金色黎明隐修会是1888年在伦敦成立的一个神秘主义组织，赫尔墨斯卡巴拉（Hermetic Qabalah）是其主要思想来源。该组织将赫尔墨斯卡巴拉秘术、玫瑰炼金术、占星术和塔罗牌的思想与符号体系进行了整理与融合，一度发展至声势浩大，是近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魔法结社。叶芝是其中的高阶会员，与其创始人过从甚密，并将这些朋友的事迹作为写作素材。
3.Richard Ellmann, "Introduction", Yeats: The Man and the Masks.
4.W.B.Yeats, A Vision, T. Werner Laurie, Ltd.,1925, 18.
5.角位于动物身体至高处，不朽且貌似多余，因而被视为属神的部分，成为祭典必备。世界各地的古文明中都存在角崇拜，中医理论亦有“角为督脉之余”的说法，将角视为多余阳气的化形。鹿角呈现为网的拟态，且通常于冬至或夏至准时脱落，仿佛感应着天时；“麋角解”“鹿角解”均为节气征候；因此鹿角的象征含义通常关联幽魂。羊角呈现为螺旋的拟态，双角羊头是三位一体之整体的象征；其中被宙斯折断送与仙女的羊角也关联幽魂，折断态也与脱落态相应；在叶芝的象征体系里，这只断角被称为饥馑号角，角锥向下折堕的过程指示由原点生发万物的过程，而上擎的丰饶号角则指示万物溯归的原点。当然在永恒一瞬，丰饶号角与饥馑号角本为一体。狄俄尼索斯、阿提斯、俄尔甫斯都头戴一种被称为“弗里吉亚帽（phyrigian cap）”的羊角帽，这种帽子以底部一个大圆（帽口），顶端一个小卷或小球模拟着螺旋羊角，其象征含义或许也指向丰饶号角，表达着古代人对于自然的崇拜和宇宙的理解。古代器物上频繁出现的图形，亦应是丰饶之角的抽象造型，而象征无限循环的符号∞或许也来自对这一造型的再简化。所有这些由螺旋、网、直线、点珠环构成的介于抽象和拟态之间的神秘造型，或许都是古人对于他们认知中的宇宙大秩序的表达，我们的离卦卦形和太极阴阳图也是其中的变体。
6.W. B. Yeats, A Vison, Macmillan,1962, 202.
7.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具体年代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认为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前后，而另一位历史学家埃福罗斯（Ephoros）给出的年代是公元前1135年前后。叶芝在《月相》一诗中提及阿喀琉斯对阵赫克托耳事件发生在第十二月相，英雄时代的相位。根据叶芝的双旋锥历史循环论和月相理论，公元前12世纪后半叶大致对应于古希腊文明两千年螺旋的第十二月相位；其后的第十三到十五相位被认为是对应超越态（顿悟瞬间）的相位，也对应着古希腊文明的黑暗时代；叶芝在《幻象》一书中认为希腊人正是在接受特洛伊战争的启示后才逐渐形成完整的信仰体系。特洛伊之战与我国历史上的牧野之战发生的年代大致相当，叶芝诗作中对于周公的频繁致意提示我们他对这一相关性或有关注和考察，开创了礼治时代的周朝在他看来可能也是平行于古希腊文明第二个千年螺旋的存在。这一千年螺旋中包含了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时段，即公元前8-前2世纪，是为人类文明探索灵魂向度的突破期。根据《幻象》的图示，叶芝将1927年后的一百多年对应于基督文明第二个千年螺旋的第23-25月相。照此前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爱尔兰内战对应于第22月相，是为暴力的相位；照此后推，当今之世则即将或已经进入千年螺旋最后三相位区间。
8.本条引自叶芝散文《诗歌与传统》（Poetry and Tradition）, 该文与《肉身之秋》（The Autumn of the Body）《魔法》（Magic）《在长蛇之口中》（In the Serpent's Mouth）《威廉·布莱克与他的〈神曲〉插图》（William Blake and his Illustrations to The Divine Comedy）等文均收录于Early Essay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 B. Yeats, vol.4.
9.叶芝曾在散文中引用威廉·布莱克的话：“熊熊烈火与无坚不摧的利剑是永恒的一部分，强烈到人眼无法直视的事物。”剑作为象征，与月同色，与直线同形，是冷月之光射入人心的箭镞化为的热血，是恒我（permanent self）之冀求（而恒我即众我中的我，反自我），是前定的使命，是天命。剑是理智之美的构成，它以火锻造，又以泉水淬火，是象征水火融合态的事物。基督教创世故事中，上帝派炽天使手执火焰剑守卫伊甸园，人类穿越理智之火才能重返极乐；卡巴拉生命之树上，灵魂向上溯归原点的直线路径被称为“火剑之路（the path of flaming sword）”，意指行在自然之环路上的灵魂突破了天使的屏障，成为一把向上飞升的火剑，达成进阶。剑客之路在于叶芝，指的是怀有圣人的觉知，明了天命，行在天命所指的路上。而天命在人生之初是一把愚人的佩剑，像热血被心与胸腔包裹一样，为感官欲障之鞘所包裹；利剑出鞘之日便意味着愚人成为剑客之时。剑客之路是一条摇摆于愚人与圣人之间的道路，如同卡巴拉生命之树上的路径，是环路与直路的交互，又如同塔楼中的旋梯。卡巴拉生命之树第8圆通向第7圆的路径对应塔罗牌中塔楼牌。叶芝曾以《静女》一诗造境，解析了这一抽象路径的含义。
在叶芝的神秘主义哲学观照下，炽天使的焰翼与手中剑即是凡人头脑中的觉悟和心中的热血，炽天使就是飞翔态的凡人之灵魂。我国道教典籍中也有“纯想即飞”之语。鸟类在宗教和神话中通常被用来象征神之灵，鸟类与天使都乘风，而塔罗牌里的宝剑是风元素的象征。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去世界各地的古文明遗址中，都会看到礼器上鸟类的翅膀与匕首同形，又仿佛不同朝向的焰簇，而火焰的形状与激浪或流云的形状又很近似，其中或许也表达着两极相融万灵归一的理念。
叶芝曾说，“我一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诉说同一件事”。或许，如同叶芝以一些相互映射勾连的古老象征符号搭构不同的诗篇，不同的幻象之“云冢”，去表达（或包裹）他信仰的终极，许多古代文明艺术品中的鸟兽虫鱼物的造型也都呈现出一种流动和互融的态势，使得这些形象也仿佛神秘而朦胧的云团，其中或许也蕴含着共同的精髓。
本文为《穿越月色宁谧：叶芝诗歌新译与精注》自序，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