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鹰：感念史铁生
我之见过当代不少名作家，缘于著名编辑文能先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文学还是很受国人喜爱和追捧的。一九八九年，我写了一个较长的中篇小说《神钓》，在当时有“四大名旦”之称之一的《花城》杂志发表，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而文能先生，就是这部小说的责编。当时文能是《花城》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有着中国“四大名编”的美誉。因为我发表《神钓》的时候，还算年轻，二十六岁，文能先生就对我未来的创作充满了期待，他想带我去见更大的世界和更多的名家。当时我生活在一个很小但很有名的城市——黄山市（我多么希望它改回原来的名称，叫徽州啊），这座城市文化底蕴深厚，但文能先生还是希望我开阔视野，认识更多的名家。于是，只要他在全国各地开展工作，比如约稿，开作品讨论会，参加各类文学活动等，他都要带上我，因此我认识了陈染、王安忆、阎连科、莫言、余华、格非、史铁生等一批当代中国名小说家。也许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不记得我了，毕竟大都是一面之缘，而我又是一个刚出道的文学青年。
但我可以肯定，史铁生记得我，因为我和铁生先生有书信往来。更要紧的是：铁生的作品把我抓得很牢。
一九八二年的时候，读徽州师专中文系的我不知道在哪本杂志上看到了史铁生一篇很短的小说（我记不住篇名了），这篇小说写得简直不像小说，但我很快理解了作者的用意——他是想表达一个意思：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而且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尽管对了很多话，但那都是各说各的 ，都是“我执”。我被这篇小说迷住了，心想：要是能认识史铁生就好了。
后来，我又在杂志上读到了铁生的《命若琴弦》，这篇小说构思的精微，从容而凝重的表述，传递的悲怆和苍凉，以及对小说人物命运的苦难和对生命美好的渴望的深刻挖掘，让我读得喘不过气来，只能默默地流泪。再后来，我又读到赞誉如潮的散文《我与地坛》，当时无数报纸杂志都在评论这篇散文，而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总觉得开口便是错。我觉得《我与地坛》是不可评说的，只能涵泳其间默会于心。这篇散文让我意识到，铁生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这样一来，我就更想认识铁生了。
一九九六年春天，《花城》杂志在北京举办陈染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研讨会，文能邀请我去参加，我和陈染是好友，赶忙欣然赴京。研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文能突然对我说：“走，我带你去见铁生，我和铁生已经联系好了。”
到了铁生家，铁生早已坐在轮椅上在家门口等我们了，他扶了扶眼镜，平静地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然后把我们领进了家。
他让我们在沙发上坐定，然后推着轮椅到厨房拿开水来给我们沏茶，我们赶紧站起来，说我们自己来沏，可铁生坚持要给我们沏茶。可想而知，他坐在轮椅上给我们沏茶，是很费劲的，我心中不由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说不清是感动还是敬意，也许二者皆有。沏完茶后，铁生推着轮椅坐到书桌前，和我们相对而坐。铁生家面积不大，所以集客厅书房为一体。文能向铁生介绍了我，没想到铁生读过我的中篇小说《神钓》，因为他在《花城》杂志发过不少稿，《花城》编辑部每期都给他寄杂志，而《神钓》是在《花城》发表的，所以他看到了。他对我说：“《神钓》写得很好，很特别，灵气很足，奇异又洒脱。”我赶紧谦虚一番，他似乎对我的谦虚没在意，他沉思了片刻，突然说：“你对释道两家应该很有心得。”我说：“没有没有，最多得了点皮相。”接着铁生又问：“你信佛吗？”我老实地回答：“我信！佛法真正是通一切智，彻万法源。”铁生用一种特别宁静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又略有所思。我忍不住问他：“你信吗？”铁生说：“我也信。原来我不太信。”这时，我看到铁生身后的书架上，放着一些佛教的书，我们就聊起了这些书，聊着聊着就聊开了，铁生的表情一直很平静，偶尔会微笑一下，语调也一直是那么和缓从容。文能在一旁安静地听着，他平时话就不多。
后来，铁生和文能又聊了一些编辑出版方面的事，就快到午饭时间了。文能和我向铁生提出告辞，铁生一再挽留我们，要我们在他家吃饺子，他说他煮饺子的技艺还不错。但我和文能还是坚持向他辞别了，我们不能让铁生辛苦，为我们煮饺子。
我回黄山后，一直念着铁生，就想给他寄点黄山特产去。我想，时值春天，再也没有比寄黄山绿茶更合适的了，于是我就寄了两斤绿茶去。不久我就收到了铁生的来信，他首先向我表示感谢，然后叮嘱我以后千万不要再给他寄东西了。他还说，他是很喜欢喝绿茶的，但他不敢喝，因为喝了就多尿，而他是坐轮椅的，上厕所不方便。到了秋天，铁生给我寄了一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给他出的作品集来。过了不久，他又给我寄了一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并附信告诉我，写这部长篇把他累坏了。
第二年夏天，我到了广州，在《广州文艺》杂志做编辑，于是就写信向铁生约稿，铁生给我回了信，信是这样写的：
程鹰：您好！我去美国玩了两个月，前日刚刚回来，见到您的信，复信迟了，请原谅。此次赴美，系一同学邀请，全部任务就是玩，与文学界毫无关系。我们乘一辆房车（车上有床），从美国西岸一直开到东岸，行程万余公里，大开眼界。您到《广州文艺》作（做）编辑，于《广州文艺》和其作者都是幸事。不过我暂时没有文稿给您，一是因为刚刚风尘归来，心绪未定；二是我近半年多来，身体一直不大好，肾功能接近衰竭，医生要我暂停一段写作，也正因此，才出门去看看世界。过一段时间，我会写的，此生也只有此一行当可以勉强应对。
祝好！问候文能兄！
铁生（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不幸的是，收到此信不久后，文能告诉我，铁生已经肾衰竭，开始做透析了。我怕打搅铁生养病，就再也没有跟他联系。
我因为弟弟的去世，父母需要照顾，二〇〇三年从广州回到了黄山，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这天早晨六点多钟，我还在睡梦中，突然接到文能的电话，他很沉郁地说了一句：“铁生走了。”我心头一闷，沉默了好长时间才问：“什么时候走的？”文能说：“凌晨三四点钟，就在两三个小时前。”我又憋了一会儿，突然冒出一句：“写作真他妈的没意义！”文能说：“不，生命无常，更要写作。”
这天上午，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尽力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为铁生念佛，这是我唯一能够为铁生做的。下午，我从书架上取出《务虚笔记》，开始重读。这不仅是一部杰出的小说，也是一部杰出的思想史和心灵史。铁生是用生命来写作的，而他所写的，又大都是关于生命和生死的深刻思考！铁生辞世时，才五十九岁。
至今，铁生那温和而又刚毅、旷达而又执着的面容，仍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