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需要技术，但不能只有技术
一个作家的作品，隐藏着他对文学、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美的独特感受方式。我一直很喜欢汪曾祺先生，记得他在《晚饭花集·自序》中写道：“我有一个很朴素的、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很多写作者，坚持写作数十年，是因为他相信文学的力量，相信美的力量，相信善的力量。文学是用来柔软、抚慰、滋润心灵的。一个作家的起点就是真诚，我们必须对这个世界怀着巨大的善意，去珍视生命中的微光。
苏辙有云，“文者气之所形”。每一件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其实都是由一团“气”所包裹的。我平时喜欢研究书法，也会在书法中寻找文学创作的方法。在我看来，书法的众多要义中，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真力弥漫，一是含而不露，这都与气的运行有关。气的生成，是非常缓慢的，它是时间和情感共同的结果，这一点和小说的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小说家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气运笔，让一切在笔下自由地呼吸。要想做到真力弥漫，前提是元气充沛；作品构思的过程，就是气慢慢凝聚的过程。要做到含而不露，不要一泻千里，要擒纵有道，收放有度，让气息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这样的作品才会给人气韵生动、意犹未尽的感觉。
文学是一项古老的手艺，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写好每一个作品。好作品的诞生不仅需要创意，需要生活的积淀，也需要千锤百炼的工匠精神。在创作的过程中，写作者需要斟酌文字，记录人物独特的情感波动和心理的微妙变化；创作完成后，还需要多次打磨，比如可能需要增减一两个小章节，也可能需要对结尾进行微小的调整，让结尾更富暗示性、更加绵长、更有余韵。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品质，自然离不开语言。爱尔兰作家克莱尔·吉根曾说：“我写作，是因为喜欢听语言碰撞的声音。”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作家的面貌，很大程度是靠语言来区别的。一个作家不懂得语言，就像厨师不懂得调味一样可怕。好的语言应该入口即化，同时又回味无穷。我觉得，好的语言要准确而灵动。语言的准确，不仅是意思的准确，要有讲究节奏的准确。语言灵动，才会产生柔软、蓬松的感觉。只有准确，没有灵动，是乏味的；只有灵动，没有准确，则是飘忽的。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反复修改是非常必要的，修改是给每一个句子注入生命的热度，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意思或许没有变化，但节奏发生了变化，味道就会随之发生变化。
文学创作当然需要技术，但不能只有技术。写作者最重要的工作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土地。我很认可费尔巴哈的一句话：“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作家归根到底是文化的代言人，如鲁迅之于绍兴，老舍之于北京，沈从文之于湘西。文化给作家的作品提供了最丰富的滋养。无情则无文，如果一个作家对他身处的时代、对他脚下的土地，没有赤子般的深情，他写出的作品绝对不会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我所生活的粤港澳大湾区是作家创作的富矿。这里的文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深厚、多样的传统文化，另一个是面向世界的现代性经验。因此，我近年的创作，除了长篇小说，还有不少非虚构作品。有人说，作家不仅要有写作的能力，还要有行动的能力。我的非虚构作品，都是行动的结果。我希望深入到大湾区历史文化的肌理中去，以文学的方式展现我感受到的大湾区传统文化之美。
人类有两大敌人，一个是贫困，一个是空虚。因此，真正的富裕，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物质富裕是精神富裕的基础，精神富裕是物质财富的升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要想实现精神富裕，必然呼唤文学的高质量发展。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才，标志在作品。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时代在变化，写作的难度也在增加，我们要做人民的学生，到人民中去，为人民书写，提升生活厚度、情感温度、审美高度，用带着体温的好作品，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作品，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光荣。
（作者系广东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