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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出题材的“萝卜”带着生活的“泥”
来源:文艺报 | 谢志强  2024年07月11日14:40

如何使儿童小说主题创作的政治性、文学性、儿童性有机融为一体,如何让儿童文学“小丫扛大旗”,避免追题材、赶时间、编故事、塞风俗的仓促、拥挤和同质,提升文学性、儿童性,这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毫无疑问,儿童小说主题创作涉及到重大题材、重要节点。世界、祖国、战争、和平,均为大词,儿童小说更在乎的是“小”,小孩子、小细节。正如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把《小王子》“献给还是孩子时的这个大人”,因为“所有的大人起先都是孩子(可是他们中间不大有人记得这一点)”。在主题创作中,作家的童年记忆发挥什么作用?作品中的儿童会有什么独特行动?其实,也就是作家怎么处理小与大、轻与重的关系。

2015年,我应浙江省对口援疆指挥部之邀,前往塔克拉玛干边缘的那片绿洲,采访援疆教师。西部开发、丝绸之路都是热点,那是当之无愧的“大”,但我在其中领略了“小”。一位援疆女教师说起她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怎么形成“祖国”的概念。此前,他只热爱家乡的这座小县城,但他自觉地关注“中国地图”,定位母亲援疆的“绿洲”,跨越时空,这对母子联系在了一起,那小男孩还养了蚕宝宝,那是丝绸之路的小生灵。

由此,我联想到我童年的地球仪。4岁到23岁,我没走出过“邮票大”的那片绿洲农场,小时候,以为那就是整个“世界”。当上海支边青年教师拿着地球仪进教室,我第一次见识还有那么大的“世界”存在,我寻找我生活的农场。老师解释,因为地球仪小,标不出“我们的农场”,我当即否定:连我们农场也不在上边,那算什么“地球”!

我读陆梅的儿童小说《万花筒》和薛涛《桦皮船》,就想到蚕宝宝和地球仪,小中容大,以小示大。我看出两位儿童小说作家的童年记忆,某种意义上说,借由万花筒、桦皮船这童年象征性的小物件,唤醒了作家心里住着的童年。《万花筒》的故事情节相当简单:一个叫麦小节的9岁小女孩,从乡下来到上海奶奶家,结识了阁楼上叫白雪的11岁的又聋又哑的小女孩。通过麦小节在远洋轮上工作的父亲送的万花筒和望远镜,两个小女孩不足一个月,结成了深厚的友情。万花筒将家乡、上海、世界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意象系统,承载了两个小女孩的发现、发明的欢喜。万花筒作为友情的媒介、信物、礼物,妥帖地呈现了大与小的关联。而且,在小说结构上,也以小博大,每一次旋转为一章,八次旋转,像打开一扇扇升华之门。传统小说与当代小说的重要区别是不仅讲一个故事,也要有审美意味的形而上的运用。陆梅通过两个小女孩的视角,扎实地写了形而下:日常生活饱含着人间烟火,人情温暖,那是陆梅在上海生活几十年的经验呈现,更是她通过万花筒唤醒了自己的童年。我出生在《万花筒》所写的石库门,能感受小说中的气氛、气息,有灵性有诗意的万花筒也是小说的主角。每个成人都有童年的万花筒,所以我看到当下的小孩好奇地旋转万花筒,就仿佛邂逅了童年的自己。

陆梅让童年的万花筒浮出久藏的记忆,转入当下的主题创作,那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些主题创作的作品,可以看出,作家将来自网络的搜索和历史资料的转化存在着的痕迹,往往贴和塞,是洗净的题材之萝卜不带生活之泥,像超市的包装。我在乎的是“泥”,那是作家血液里流淌的东西,创作前已积存,只不过,这种记忆的土壤承接了主题创作的种子。

薛涛认为,主题创作大多以“命题作文”的形式出现。不过,要具有文学性、儿童性,起支撑作用的还必须有童年的经验。童年经验与主题创作由某个有意味的细节来激活。薛涛创作《桦皮船》前,曾当过三年的驻村干部,后数次进入兴安岭,那里葬着他的祖辈,藏着他的童年记忆。读《桦皮船》,能感到桦皮船划出童年的记忆的同时,又行至他的成年,童年记忆与主题创作——记忆的小船划入现实的河流,一次文学的邂逅和融合,创作顺流而下。

战争与和平是永恒的主题。《万花筒》《桦皮船》是和平年代的故事。小时候,在沙漠边缘的绿洲,小男孩特别喜欢玩“打仗”的游戏、看“打仗”的书,我们的父辈都是战火硝烟过来的老兵。至今,我还是喜欢看“战争片”,在沉重的战争环境里,儿童做什么和怎么做?《鸡毛信》《小兵张嘎》应当属于现今所说的主题创作。我小时候看过连环画、电影和原著,记得小孩的行动方式:赶羊群送鸡毛信,抱麦草点炮楼。信和草之轻肩起战争之重,战争中的小孩是以轻博重。

英国作家麦克·莫波格在儿童小说《第94只风筝》里以儿童的方式处理了战争与和平。巴以之间筑起了一座高墙,巴勒斯坦男孩塞德接替在放风筝时惨遭射杀的哥哥,继续放风筝。风筝飞过高墙,终于被以色列女孩接收。沉重的战争、高墙、死亡,由承载着和平、希望、生命的风筝所超越。这就是两个小孩对待战争与和平的儿童的独有方式,以轻抵重。一轻一重的风筝、高墙就有了象征意味,从而升华了儿童小说的审美品质。

小孩本能地会选择小物件:万花筒、桦皮船、鸡毛信、风筝……小孩总会在轻逸的小物件里投放或寄托灵性和向往。由此,儿童小说在审美意义上和主题传达上获得了新意和升华。

(作者系作家、评论家,浙江省作协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