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华：编事记愧
白云苍狗。跻身编席40年，曾为诸多前贤师友编辑出版了不少本书，作者大多已为古人，而我也成“靠南墙，晒太阳”的八十老翁了。这一切，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追忆编辑生涯，虽不乏风和日丽、书香人和之果，亦有败走麦城、愧对师友的无奈。今日忆及，仍汗颜不已。
谋事在天
上世纪90年代初，应某出版社之请，为其编选《中国近现代名人手迹》，蒙冯其庸先生俯允当顾问，审读书稿并慨然赐序；赵朴初、朱屺瞻二老挥毫题耑；刘海粟、苏步青、季羡林、萧乾、张岱年、吴冠中、华君武和黄苗子等一批时贤不吝赐墨。
我上蹿下跳，忙碌二年，书稿已出校样。孰料天不时，出版社主将换帅，继任者觉得该书要赔本，幡然毁约。一腔心血付诸东流也罢，只是我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不得不致书各前辈乞求宽宥。感恩先生们的大度，大手一挥，云：“风云变幻是常事，不出就算了。”平安画上了句号。弹指三十年已过，愧疚之情挥之不去也。
殃及池鱼
池鱼者，冯骥才也。
我喜欢“多事”，多事即有事；自己遭难也罢，还殃及池鱼。
某年我到武汉出差，返宁时在武汉码头书摊上，瞥见一本《中国摄影四十年》画册，顺手一翻，看见内有《献忠心》等老照片。职业敏感告诉我，此类照片放在我正编辑的《100个人的十年》中作插图再贴切不过。那年月我对摄影照片的版权没有意识，也联系不上作者，便坐地自划将有关照片用在书上。出书后，图片作者李振盛先生一纸诉状，将出版社与冯骥才告上法庭。白纸黑字俱在，出版社侵权是铁板钉钉。原告把书之作者冯骥才也一并绑架，就有点莫名其妙了。由于我的过失把冯骥才卷入案中，累得冯骥才接诉状、写答辩、请律师，还得去应付小报记者的骚扰和某些人的蓄意中伤，身心疲惫。失火带邻居，罪过，罪过。
所幸南京市中院明判：出版社侵权，赔偿并道歉；冯骥才与此案无关。原告不服，上诉至江苏省高院，高院维持原判。明示：“冯骥才作为文字作者，对出版社如何使用插图，是否合法使用，没有法定的审核义务，故不构成对李振盛著作权的侵害。”一场号称“新中国照片侵权第一案”就此落幕。后，南京《周末》采访冯骥才，他通达，以顺口溜化为一笑：“本是无中有，终究有成无。胜者不糊涂，败者自清楚。庭内有真知，法外无好处。跳过绊马索，挺举走江湖。”结案后，我上津门向冯骥才谢罪，他比划自己的身子幽默地说：“三年官司，你帮我减肥，瘦了一圈。”
这场殃及池鱼的官司，并没有影响冯骥才与我的感情，后来出版社为他出了十卷本“名篇小文库”，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
无中生有
慕“茅奖”得主霍达大名，我通过友人援手，组到她的长篇小说《未穿的红嫁衣》。那是一部较早反映我国南方某城市改革的长篇小说。霍达把这厚重的新长篇给我，算是“赏脸”。可我有负厚望，校对粗疏，错别字超标，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出现了“离奇”的错误。
该书是以南方某市为背景，书中常出现南方方言“冇”（读mao），即“没有”的意思。在校读付印样时，我清楚记得“冇”字是对的，可出书时，“冇”竟变成了“有”。我十分惊骇，找到淮阴承印厂，质检科胡科长查明，原来是改版师傅帮了倒忙。那是铅印时代，那位改版师傅没有读上下文，也不认得“冇”字，他自以为是“有”字，觉得可能是铅字磨损，磨掉了里面的两横，遂擅将“冇”统统换成“有”。这一改，字义全反了，而有些句子政治色彩很浓，如上纲上线就是“反革命”了。胡科长告诉我，厂里处罚了那帮倒忙的师傅，扣了他半年奖金。
发现问题后，我立马给霍达连写两封信，自责、说明原委，并郑重道歉。时霍达在香港写《补天裂》。信是其爱人王为政代复的，乡贤为政也是我友，他宅心仁厚反安慰我，说事既已发生，再版时更正即可，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并幽默地说这一画蛇添足，真是“无中生有”。
拆梁换柱
我与董桥相识也属偶然。1998年我在香港《大公报》发了一篇《百岁人瑞苏雪林》，不意被董桥看到。他写了篇《苏雪林是谁？》相呼应，回忆他在台南成功大学读书时与苏雪林的交往。《大公报》编辑温海先生将此简报寄我，使我产生结交董桥的欲望，遂成文友，其目的是想出他的书。我致函董桥表述心迹，董桥婉谢，说已有三联等出了，他不想把书出得过多过滥。直至2004年我行将退休，向他表示欲为他出本书，作为编辑生涯的收官之作。董桥碍于面子，遂请胡洪侠先生选编了《旧时月色》，玉成了我。
《旧时月色》送审，由于香港与内地文化背景不同，被主审者删去七篇。我语董桥。董复信云：“《旧时月色》篇目看了，都没问题，我只要求要删的最好全篇删去不用，千万不要删文中的字句而若无其事的照登文章，这点烦你代我注意。”我说“当遵命”。
然在操作时，有两篇文章我实在太喜欢，不忍舍去。只是文中某个字句比较“刺眼”，于是我拆梁换柱，“剜”去那两处“刺眼”的字句，稍作润饰抹平。忘了承诺“遵命”，“若无其事的照登文章”了，我窃思董桥绝不会一一照原稿比对的，董桥可能至今也不知道我玩了“拆梁换柱”的把戏，但这件事在我心中是个“结”，如鲠在喉，还是说出为快。每每想起自己对朋友背信，不觉愧意陡生。借此对董桥兄说声：“对不起。”
负“金”谢罪
是负“金”而非“荆”，说白了是我代表出版社璧还刘恒应得的版税并向其谢罪。在编辑生涯中，这是一件令我此生最痛心的一件事。
我与刘恒过从不是很多，但我俩互敬互重渊源颇深。某年，我社拟出版《八月丛书》，我请刘恒支持，他一口允承。当时出版社允诺为入选的每位作者出一部长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实际上有些作者一直未给长篇。刘恒是厚道人，在短篇集《连环套》出版后，马上把新作长篇《苍河白日梦》给我。殊不知当时有多家名气大实力雄厚的出版社竞争这部长篇，刘恒一一谢绝。刘恒是一诺千金的君子，坚持交由我社出版。
书出版后，销路不错。可是我社大老板不知作何想，加印竟然不通知我这个责编。刘恒当然更不知。数月后的某日，刘恒夫人在书店偶然见到二版书。刘恒信云：“前几天上街，偶然看见《苍河白日梦》第二版，心中极为不悦。出书前的情景兄或许记着，当十几家出版社均强索此稿，且有一家愿付数万元之酬，我曾将此情况告诉你，说明我想就高不就低的意思。你还记得你为索稿说的话吗？总之我以友情为重，其所失你不应该不明白。”（1994年12月13日信）
刘恒宽厚，虽与社（非我）里交恶，然不出恶声。信中他还嘱我问候大老板。他幽默，信末又云：“作者是马，出版社是跑马场。割马肉，哪怕只有一丝，也委实受不住！来日方长，煎之何急呀！”看到这里，我如五雷轰顶。心如刀绞，简直如割我的肉。我立马红着脸找老板大干了一场。疾呼：“堂堂的国家出版社，怎么能干出如此偷鸡摸狗的勾当，这让我以后怎么见人？”我要求出版社向刘恒道歉并补偿。白纸黑字俱在，老板自知理亏表示同意。所谓补偿，只不过是补点应得的版税而已。记得那时还没有划账一说，次日，我携款进京，坐卧铺，我怕钱被窃，把钱装在铝皮饭盒里，晚上睡觉枕在头下。刘恒太厚道了，热情留饭，还将他新出的“文集”签赠于我。当我说明原委表示歉意时，他直摇手：“不说了，不说了。”
愧对刘恒，我的好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