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赵俊贤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他是我在西北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这些年来，我常常耳闻赵老师脾气直烈，喜仗义执言，对张三李四大发雷霆，对领导亦拍案而起，脾气上来只顾自己口畅，不虑他人感受，训起学生来更是毫不留情，言语刺辣令人难以自在。但这些于我，却仅是耳闻。的确，细细想来，我从师三年，赵老师从未对我发过火，更没有厉声训过我。他老人家的那些江湖传说于我终只是传说，我真的既未亲见，更未亲历。

我入赵老师门下纯属偶然。1991年4月，接到西大复试通知的我，急忙从新疆伊宁市前往西安。先是坐两天的长途汽车到乌鲁木齐，再从乌市乘绿皮火车三天两夜后赶到西安。因几年未坐火车，到西大招待所后周身还是火车不断晃行的旅行感觉。疲惫的我到系里办了手续，简单吃了便餐后就直接睡下了。不料，因睡得太沉，第二天早晨起来时，离复试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我匆忙在学校大门口买了二个包子便急步前往中文系。等我到考场时，已经开考。老师们都端坐着，考试形式是抽题。由于我是最后一个到，没什么可抽的，最后一张纸条就在那里等着我。打开一看，是两道有关现代文学方面的题，虽然给准备的时间，但我还是觉得不那么有把握，便大胆地问：有没有当代方面的题？什么都可以。答复没有。我只好下去准备。交卷后，有一个老师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后来知道他是刘建军老师。）我说我是伊犁师范学院的当代文学老师，郭志刚老师的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里的作品基本都看了。他随口问了我几个常识点，我也顺利地回答了出来。他说，回去等通知。

9月开学后，我得知我被分到了赵俊贤老师名下，几个自本科就在西大就读的同学替我捏了一把汗，说赵老师脾气大，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但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本科学的是日语，读研期间若能以中日比较文学做方向当会更好，就没有急着联系导师。听说系里C老师搞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我便找到C老师希望能调到他名下，但C老师说，系里已经分定了，不好另调，我只好接受现实。一个月后，同学们都已拜见过自己的导师，我觉得再不去也确实说不过去了，就登门拜访赵老师。一坐下，赵老师就问，你去C老师那里了？我没有料到他一见面就会问这个，但觉得他已经知道了，就没有必要隐瞒，就如实说了为什么去的原由。赵老师解释道：“你到我这里来是刘建军老师分的。复试完那天刘建军给我说，你不是还想招一个学生吗？这个学生正好是高校教当代文学的，就分给你。”我这时才明白刘建军老师为何问我是做什么的。因是初次见面，只是小坐，师母倒的茶也没喝。

半个月后的一天，赵老师让我到他家来。袁老师开门并热情地请我进来，见赵老师坐在躺椅上，我便如同回到自己家一样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袁老师要倒茶，我说我自己来，袁老师也就没再客气。坐下没聊几句，赵老师拿出一叠校样，让我一周时间校完给他。我不知道这是已经出版的《中国当代小说史稿——人物形象系列论》中的部分章节，拿回去后便认真地校了起来。一周后，我把校样返还给赵老师，赵老师翻看了几页后说：“可以。”我松了口气。接着他起身从桌上拿起《史稿》又对着校样看了一下，说：“这个错误没有发现。”他指的是《史稿》上我发现的一个注释错误。说完他笑着说：“可以。我故意留了三处小错误，你不仅都改过来了，还发现了我没有发现的错误。看来你还是认真的。”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他对我的一次测试。其实赵老师不知道，我平时可能显得随便，但真做起学术来，还是很认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赵老师开心的笑，心情完全放松下来，觉得赵老师没有别人说得那么恐怖。随后赵老师问了我在新疆的事，也谈了他这本书的出版，说他手上现在没有书了，另一本《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也只有自印本。于是就在两本自印书上面签名送给了我。寒假，我随母亲回老家，竟在江西南昌一家书店看到《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我毫不犹豫地将书店所余的30本书全部买了下来，回来就直奔赵老师家。赵老师看到一下有这么多他的著作很惊讶，自然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夸我有心。我本来想送给赵老师，但赵老师硬把书钱塞给了我。我后来想：是不是这两件事博得了赵老师的好感，使我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没有受到赵老师的怒目责斥呢？

入学第二年是1992年，也是我入学陕师大本科10周年。班里同学们想聚一下，但苦于没人联络。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更没有手机，市里的同学又大多忙于上班，我便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与省内同学的联络工作。也因此，我成为我们班去同学家最多的人，也是见同学面最多的人。也因我不时乘公交、长途车去各地同学家，便出现了赵老师找我找不到的尴尬局面。我回来后立马去赵老师家里去赔不是并解释原由，赵老师听了也没说什么，只赐我“旅游局长”的名号。后来他还在不同的场合给一些师友谈及我时都说过这一名号，但那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训我。真的没有训我。为什么要训我呢？该完成的学业任务我都按时保质地完成了，赵老师看重的也就是这个，如果我都做到位了，他当然不会训我的——何况我只是赵老师的一个普通学生。至于赐我“旅游局长”的名号，这最多算是赵老师对我彼时不悦的一种极限表述吧？

三年中，我常去赵老师家，也常听赵老师谈自己的学术体会。这其中，植入骨髓的就是他说，做事要有大格局。他说他的三步跳就是这样。是的，从讨论一个作家的《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1990）到一部系统的小说史著作《中国当代小说史稿——人物形象系列论》（1989）再到格局宏阔、气象万千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1994），赵老师的三步跳每一步都跳得格外有力，格外有气度，真有大格局。我曾问他《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不是90年出的吗？怎么排在《小说史稿》的前面呢？他说，那个是出版社压了出得慢，实际上他更早写完的是《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我顿生敬仰，暗自铭记。虽然我没有赶上赵老师大干快上的那几年，却也赶上了他小步慢走的后几年，参与了他《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史发展史》的写作，但赵老师的大格局意识，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我大学毕业后在边远地区的一个地方院校教书，大格局的事不要说做，连想都不敢想。受赵老师熏陶，我萌生了以后有机会做点有格局的学术的想法。来四川大学后，这一想法更为坚定，虽然做得差强人意，但努力实践这一理想依旧是我面对赵老师的内心承诺与永恒誓言。令人扼腕叹惜的是，赵老师于2021年7月13日永远离开了我们，未能见到我出版的三卷本《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但我想，倘若赵老师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特别是当他感知我的这一意识承传于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毕业后，我远离西安，但依旧与赵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赵老师出本书都给我签名寄来。凡赵老师吩咐的事我都立马办好，从未让他失望。逢年过节时我也时常打电话问侯赵老师。每次赵老师听到我的声音就说：“哦，陈思广。家里还好着吧？”之后就进入他个人的演讲时间。他说的许多事情我都知道，我也知道这个长途只要拿起来没有一个小时就放不下，但这是导师的声音。有空去西安出差时，也尽可能去赵老师家里坐坐，再听他老人家讲讲人生往事。如今，想给赵老师打电话没有机会了，想再次听赵老师唠长嗑也不可能了。想到这里，悲酸之情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