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兹·卡夫卡从布拉格走来
1883年7月3日，在任卫东教授翻译的施塔赫的《卡夫卡传·早年》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天的：“一个和煦晴朗的夏日，只有微风吹过布拉格老城区的狭窄街巷。”这一天，弗朗茨·卡夫卡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取了一个和奥匈帝国的皇帝一样的名字：弗朗茨。太原这座城市与布拉格有几分相像：古老、美丽，重要的是都有山有水。正如伏尔塔瓦河在布拉格穿城而过一样，汾河也将太原城分成河东和河西。我们选在卡夫卡生日这天，举行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当然是有特别用意的：意味着新的生命、新的组织诞生了。在卡夫卡出生的这一天，我们的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终于在山西大学成立了。
施塔赫接着说：“这个日子，对许多布拉格人而言意味着不可更改的震惊，对卡夫卡一家则是骄傲和喜悦——那个日子将会获得新的、不同的意义。”卡夫卡出生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也一定会在我们的“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体现出来。这个中心的成立对于那些喜爱卡夫卡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意味着兴奋、激动与欣喜；同时。对于山西大学，我们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的全体成员而言，这个日子将会获得新的、不同的意义，深远的意义。
1924年布罗德在《世界舞台》周刊刊发了卡夫卡的“焚稿遗嘱”，这可以算做是卡夫卡学或世界卡夫卡研究的起点。迄今已有百年历史。中国的卡夫卡研究的真正起步应该从1979年《世界文学》刊登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算起，迄今45年。这以后中国的卡夫卡研究发展迅猛，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这代人见证了卡夫卡研究在中国的起步，参与了它的发展，现在我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成立卡夫卡中心，或卡夫卡学会、卡夫卡协会是我及我的同行、那些喜爱卡夫卡的朋友和读者，还有我诸多学生多年的心愿。早在20多年前，我们就有了这个想法。当我的博士论文决定要做卡夫卡研究时，曾多次请教过叶廷芳先生，其中也商谈并设想过成立卡夫卡中心一事。后因为诸多原因，成立中心一事也就搁置起来了。今天我们这个中心的成立，叶先生没有能看到，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
我们在卡夫卡逝世100周年、诞辰141周年之际在山西大学成立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具体体现：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我们主动创新发展的结果；既有偶然因素，更有必然原因。山西大学是百年名校，刚刚举办过122年校庆。山西大学校训的第一句就是“中西会通”。山西大学是我国创设外语学科最早的高校之一，外国语学院前身为1919年开办的山西大学校文科英文学类。时光荏苒，百年巨变。今天我们成立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是山西大学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山西大学百年优秀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是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智慧决策，是顺应时代需求、发挥自身特点、推动和促进文化创新和文化“走出去”重大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说：“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段话可以作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宗旨和目的。今天我们中心的建立便是积极参与研究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努力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卡夫卡是西方的经典作家，但他又是具有悠久犹太文化传统的作家，他还是一个面向东方、崇尚中国文化的作家。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卡夫卡就是研究古今中西文化。以卡夫卡为中心研究中外文学和文化，应该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以卡夫卡为中心的中外文学研究中心，于是，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中心。
中心的成立任重道远，既是荣誉，也是责任，更是使命。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有以下三点：第一，打造国内一流的卡夫卡文学与中外文学研究平台，形成一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团队，创建中国卡夫卡学。第二，加强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推动山西大学外国文学学科建设，提升山西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声誉。第三，培养一批具有高水平、国际化视野的中外文学研究人才，为中外文学研究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系山西大学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