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艺环境与全域批评的构建
文艺与“环境”的关系值得重视
创作（包括创作者、作品与创作行为）与环境的关系在创作学中至关重要，也是中外文艺学讨论的重要论题。中国古代文艺创作论非常重视对这一关系的表达，孟子主张知人论世，《乐论》认为音乐起于人心，而“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所以阮籍论音乐时说：“礼与变俱，乐与时化。”刘勰《文心雕龙》详细考察了古今文章的变化及其风格的差异，其方法论的核心就是以世论文、以文说世，所谓“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从环境的变化入手，然后讨论艺术的变通，是中国古代论艺一以贯之的逻辑。西方文艺学同样重视环境与文艺的关系，从古希腊文艺学的开创期开始，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就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由于艺术实践与思想风格上的差别，西方文论在文艺环境的论述上更为开阔也更为深入，特别是丹纳文艺环境理论的系统提出以及他在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对这一理论的成功运用使得这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更加突出。他不但为艺术研究定下了“一条规则：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格概况”，并且将这一概况从自然到社会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从而为文艺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环境”的概念及其意义：“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艺术哲学》）丹纳的研究标志着文艺学环境理论体系的建立，并开辟了文艺环境研究的现代进程。
真正对环境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予以科学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评述了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在这里，实践是人与环境关系的中介，既要看到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又要认识到人对环境能动的改造作用。我们当然要看到环境对人的重要作用，但更要看到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人的力量可以作用于环境，并使环境得到改变。而这中间重要的中介是实践，是人的社会实践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并同时改变着自身。在文艺批评中，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注重环境的作用，注重文艺实践对环境的影响。这样的理念卓越地体现在对古希腊文艺的研究中，对十九世纪具有标志性的作家作品与文艺思潮的具体批评中，对德国和英国工人文艺的考察中。从当今社会实践来看，马克思的环境理论不仅对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对文艺学中的环境研究与实践具有推动作用。具体地说，我们一方面要“抓作品与抓环境相贯通”，另一方面，要深入地研究文艺环境的变化，将文艺评论推及到文艺的新环境中，实现文艺评论对文艺新环境的全覆盖，从而为文艺环境的优化与文艺的繁荣提供理论支持。
理论环境与制度性环境的新变
可以说，在中国，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文艺环境变化如此之快，文艺环境的构成如此之复杂，文艺创作与文艺环境的关系如此之紧密。也正因为如此，它对文艺评论不断提出问题，不断构成挑战，也不断为文艺评论的全域性展开提供新的动力与生长点，从而为中国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丰沛的资源与创新的契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艺就一直在建立自己的理论环境，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自主文艺寻找方向。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中国文艺的理论环境建设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中国文艺几十年来的发展提供了话语阐释的路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艺的理论环境建设几经反复，核心话语越来越集中，同时，其共识度的凝聚也越来越高。从双百方针到二为方向，再统摄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中国文艺逐步从古典文艺的自在状态向自觉过渡，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独特面貌。如同文艺被纳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一样，中国的文艺理论也被进一步融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表述中。许多文艺的传统的基本性问题以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新问题，特别是为了中国文艺的振兴而自觉地提出的新命题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质量发展，讲好中国故事等等也都随之融入到这一理论环境中。每个文艺家都不可能置身于这样的理论环境之外，都会在这样的理论环境的影响下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创作，并且在这种理论氛围中处理文艺创作的一系列问题。从纵向轴上说，传统的文艺话语与实践模式得以创造性的发展；从横向轴上说，这样的理论环境对当下中国文艺所有的门类都具有强大的阐释功能与实践的规约作用。这样的理论环境从两个方向对文艺评论提出了挑战：一是理论环境对文艺创作的影响研究，二是理论环境自身的建设及其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当代中国文艺的制度性环境。从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艺史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制度的研究渐成热点，这说明中国文学批评界已经充分认识到文艺制度对中国文艺发展的影响力。自从现代社会体系变革转型后，文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虽然古典时期也重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但是，文艺大多数依然处在自在状态，总体上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松散的。而到了现代社会，文艺的体制化、制度化的程度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艺制度萌芽于五四时期，在左翼文化运动与苏区文艺建设中得到了初步的定型并加强于延安文艺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文艺方针、文艺组织、产品生产、人才培养，一直到图书、期刊、评奖等等，形成了一整套的体制机制。它们是文艺创作与理论评论的制度性环境。改革开放后，社会的整体改革必然推动文艺体制的改革。21世纪初，大规模的文化体制改革全面铺开，至今依然在推进与深化中。原先相对封闭的制度环境日益发生变化，一方面社会对文艺生产的需求在增多，特别是在多样化与高质量上提出了动态诉求，另一方面是文艺生产力的发展对原有的文艺制度、对原有的文艺生产关系不断提出变革的愿望。更重要的是，文艺在制度层面被要求深度介入社会生活，积极参与社会建设，进一步自觉承担鼓舞国民精神、为社会培根铸魂的责任，重大主题与重大题材的创作比例日益提高，文艺的国家叙事通过项目化方式以及评奖机制等得到了大规模的提倡，文艺面临的是更为复杂也更为严肃的制度要求。这样的制度性环境，以及制度环境中的各种新质要素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深刻而且一直在更新变化之中。更不要说新的业态、新的权力、新的资本纷纷进入文艺领域，参与文艺生产。这一切都需要以新的视角，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予以阐释和评估，更需要对文艺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力有理论的前瞻，并为中国文艺制度的发展贡献智慧。
新的创作主体与新的技术变革
传统有关文艺主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作者身上，而当创作行为溢出了行业之后，这样的视角就显得狭隘了。事实上，我们的文艺正面临日益复杂的人口环境。随着国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公共空间的拓展，对艺术表达的激发是空前的。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现在几乎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艺术表达者。仔细研究一下，可能没有哪个时代有今天这么众多的个体或多或少地借助艺术与社会或他人产生联系。身份各异的文艺生态圈构成了众声喧哗、众神狂欢的文艺民主时代。对社会的关切和对公共生活介入的热望，包括利益的诱惑、偶像的刺激、艺术表达中消费的幻象、交际的需求、个人性灵的抒发，以及艺术表达对其他职业与行业的附加值，使得许多看上去与文艺完全无关的人士纷纷加入艺术创作的队伍。文艺已经成为另一种时尚，一种公众生活。
相应地，如果说主导上世纪80年代文艺变革的是艺术中人，那么当下引发文艺变革的可能是其他行业者的艺术行为。以文学为例，过去，其他行业的写作者是以文学的规矩来写作的，现在，他们以自己行业的表达进入文学，给文学带来了新的因素。比如许多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和新闻工作的报道，他们对工厂和乡村的书写，对特殊社会群体的调查实录，对社会重大事件的追踪，都是内容独特、形式新颖、叙事缜密、描写生动的作品。你可以说它们是社会学著作，但它们同时可以是文学。正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才有了现在非常显赫的“纪实文学”与“非虚构”。前几年《花城》杂志的“花城关注”专栏推出了许多非文学人士的文字作品，有摄影师、导演、环境保护人士、农艺师……他们不在乎自己写的是什么，他们更没有“文学创作”的“理想”，但不可否认的是，恰恰是他们的作品，比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更有力量，也更有美学上的创新性。更不用说众多的视频网站，每天推出的多媒体作品已经成为与现实社会平行的异度空间，这不仅为文艺社会学提出了亟待研究的课题，更为新的文艺创作主体与文艺新业态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工业革命可以说是传统文艺与现代文艺的分水岭，自此，艺术与科技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现在，任何一种艺术都处在日新月异的技术环境中。不但艺术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技术，科技本身已经在直接创造艺术。科技对艺术的介入首先是从材料的更新开始的，比如现代化学就为造型艺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材料。新材料的质地、色彩与光感拓展了造型艺术的表现风格，它们的化学性能为艺术表现提供了有时是不可预期的艺术效果。光学与声学不但诞生了现代摄影与影视艺术，对舞台艺术的革新也几乎是颠覆性的。借助于现代制造工艺，显微、蚀刻以及铸模、复制、仿真印刷不仅使许多艺术创作成为可能，更是大规模地降低了艺术欣赏、艺术收藏与艺术教育的成本。
近年来最为突出的是网络文艺，比如网络文学，虽然说它是“文学”，但我们不能在传统的文学框架内定义它。说得极端一点，网络文学这个词组的重音应落在网络而非文学上。网络文学，或网络文学中的“文学”包括的属概念如“小说”“诗歌”“散文”等等都是借称，严格地说，它们只能是一些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