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得初识李冰书记是在2008年年底，他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见面会上。当时我对他印象不深，因为这是惯常的领导工作交接，无特别之处，短暂而简单。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与他也没有再近距离接触。等再见到他时，已是第二年的初春时节，按一般工作习惯，新任党组书记要到各单位、部门做工作调研。三月初的一天，作协办公厅通知我们杂志社，说他要来我当时任职的单位一一民族文学杂志社调研。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我们杂志社班子成员和办公室一行人接到通知，说他午饭后到杂志社听班子工作汇报。我们一直等到天色已黑，他才急冲冲地赶来。一进我们办公室的小院子，他就连连向主编和我道歉，说他在前面去的几家单位耽搁了，要我们见谅……时间过去很久了，当时他对我们说了什么，现在已记不得了。但那天他赶来时风尘仆仆的样子，那真诚的态度、朴素的话语和东北人特有的坦诚和爽快，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时至今日我还有这样的感觉，恍惚像昨天才见到他似的。

这次见面之后，我与李冰书记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也并不是很多。最多是在作协的会议上见到他，也是远远的，他在台上，我在台下。因为个性使然，即使偶然面对面碰到，我也只会问声好，他也一样，也就回一句话，不会多说一句。

有一天下午，如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在2009年夏初，他的秘书打来电话，让我即刻给他回个电话并告知了他的电话号码。我把电话打过去后，惊讶地听到他像对一个多年不见的老熟人似的口吻说：“霄明呀，前些天我去了一趟哈尔滨，参加有关萧红的一个会，会上有人告诉我，说阿城正在建你父亲的纪念馆，我就去看了看，觉得房间小了一点……”

这之后，我在心里拉近了与他的距离，在机关再见到他的时候不再有陌生感，个别的时候，我还会到他的办公室看望一下。他是从基层单位干上来的，从讲话的语气和工作作风就能看出，我喜欢与有这样经历的人交往。那年，他通过走访调研了解到民族文学杂志社当时的办刊困难，对杂志社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心与支持。这也增加了我与他的接触机会，故尔互动也多了起来，对他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虽说有时他讲话很直接，我理解这就是他的风格，可能这只是肤浅的表面认识，但直觉告诉我，他是个务实的、有情怀的、敢担当的领导。

2005年后，为解决杂志社多年来办刊经费不足的老大难问题，新班子费尽心思地尝试着各种办法，但均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解决。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问题最终还是在他的大力帮助下解决了。2009年，经他同意，作协把我们撰写的关于杂志社发展的设想和面临困难的报告呈报给中央，并很快得到指示，这使得多年困扰杂志发展的问题初见曙光。之后，很多工作在他的亲自过问和坚定有力的支持下得以完成，他亲自联系新闻岀版总署和国家民委等相关单位，最终，《民族文学》从一本杂志扩展为拥有汉文版和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五个少文版。不仅扩大了杂志在各民族读者当中的影响力，有力推动了民族文学的发展；也使得杂志的生存与发展得到了根本性解决。有这样结果，是我们办刊人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却在他的帮助下得以实现……事情过去了这么久，每当我想起这些难忘的往事，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想起他一一李冰书记。

后来，我工作调动到机关，更多地得知他是个关心下属并能为下级负责的领导。他在作协工作近六年的时间，不算长，我听到的和我亲历过的都能说明他的人品高尚，同时也印证了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他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和帮助那些碰到困难而自身又无力解决的同志。2014年，我刚刚调到机关工作不久，某天在郊区开会时，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声音急切地说，机关一位女同志得了重病，急需转院治疗……请我帮助联系转院。他急迫的语气，就像在为自己家人寻求帮助，这让我印象深刻。

2014年底，李冰书记完成作协工作的交接。以后的几年中，我没再听到他的消息。直到2017年，我听说他患上很严重的肝病，几次想去探望，又因医院限制无法探望。我想等他岀院后，到家里看看他，但几次联系也被他客气地婉拒。时间飞逝，又几年过去，我也退休了，本想再去他家里看看他，不成想又赶上疫情，只能电话问候。三年多来，我们仅通过三次电话，在此期间还加了微信。这几年，听到他的病情稳定，去年秋天还从电视上看到他出席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并为获奖作者颁奖。从电视上看到他时，虽说有些消瘦，但精神看上去很好，看不岀是有病的样子。本想今年找个机会去看他，没想到还没等我再联系，却惊闻他去世的消息，深感意外和遗憾。最终我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现在只剩下想念与回忆……

2024年7月虎坊路甲1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