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些年来，已经很少有人提到“后工业时代”了，因为我们正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期。其实，客观辩证地看，无论是以社会经济发展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科技和知识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后工业时代，还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现代化等五个现代化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都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审美和精神文化生活。杨遥的中篇小说《美声唱法》（原载《十月》2024年第4期）正是基于这一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新时代人们逐步蜕变的思想文化生活的典型性描写，为读者带来了崭新的视觉和深度的思考。

这篇小说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离奇故事，而是以几个文化人在现实的博弈和突围中娓娓道来。正月十五元宵节，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唐铭被北漂导演苏晓春请到太原“认一力”饭店雅聚，这里座无虚席、人头攒动，人体、菜肴、酒精、香烟味、吵嚷声、笑骂声混合出一种俗世的快乐。唐铭满脸通红地说，“我给唱首歌吧！”于是他的高音一下子压住了大厅里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喧哗声。我（张老师）早年从写小说转到做杂志编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发现好稿子好作者。可一路蹉跎走下来，杂志由八十年代每年发行十几万份，变成了现在每年只有不到一千份的订户。许多纯文学刊物都在艰难度日，有的已经放下身段到处搞活动拉赞助。苏晓春感激张老师早年从众多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她的稿子，还专门请国内一位著名评论家写了评论并发了头条，于是特地邀请他去参加她小说改编的艺术电影首映式，但电影还没有演到一半就有人开始退场。几个月后，苏晓春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到太原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请张老师当顾问。她要当导演，她说未来一定是影视的世界。她说她想组织个团队写剧本，把最好的留给自己拍那种纯粹的艺术电影。他们在聚会中一直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歌剧《卡门》和梅里美的小说《卡门》那样的，因为《卡门》，音乐、文学、电影被联系到一起。张老师的老朋友东先生出了新书，请朋友们吃饭。东先生在文学院做了几十年的专业作家，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之一，却在社会上知名度不高，这次首印才五千册，如果作品形不成话题，过段时间就会被新的东西淹没，因此张老师想推荐给苏晓春搬上荧幕。苏晓春看了东先生的新书很喜欢，只是她的合伙人城中村的村干部穆老板因投资拿不下来，苏晓春只能暂时将东先生的小说改编制作成短视频《一生》，没想到发出来后，在好几个视频网站上了热搜，微信朋友圈转疯了。苏晓春趁着这股势头，要把东先生讲龙城（太原）故事的几个短篇小说合在一起拍成文艺片。在讨论中有人提出，要请范伟或者黄渤来演男一号，拍成商业片。苏晓春那边不断传来电影拍摄进展顺利的消息，他们感觉一部不错的艺术作品就要问世了。这时投资人穆总却因涉嫌经济问题被警察带走了......

杨遥小说善于关注底层特殊群体和生命个体，以他们的生存现状、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反映社会大背景下的变革带给他们的碰撞和影响。这篇也不例外，以几个文化人与当下世界的关系，较好地完成了冲击、困境与坚守、突围等“内核”的主题书写。在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中，除过“坚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外，最深刻的莫过于人们精神文化层面要经历一场凤凰涅槃。在小说中，音乐名校毕业的唐铭面对这个喧嚣的世界，处处坚守纯粹的音乐艺术，尽管他回想起上学时的情景，承认“即使在音乐学院，人们也不爱听美声唱法，那些教美声唱法的老师平时听的都是通俗歌曲，我们平时连个唱的机会都没有。”尽管他也眼神迷惘地告诉大家：“我们这一届毕业的，只有一位搞了本专业，还有几位考了公务员，其他的不是给教辅机构上课，就是自己带学生，还有的去房地产公司去卖房。”张老师自豪杂志发行量巨大和埋头编稿子那个岁月，却被炊事班转业的小伙子发问：“张老师，您了解网络文学吗？有部作品我跟了三年多，一千多万字还没有看完。当兵那会儿，我们战友都爱看。”苏晓春感言人们不愿花几十元上百元去看一场舞蹈节目，不屑“商业电影讲个傻不啦叽的故事，票房就呼呼往十亿以上蹿”的现实，执意要拍受众面小的艺术电影，但也不得不借助穆总的投资去实现愿景。一辈子坚守文学的专业作家东先生，一旦遇到自己印量不大的小说有“触电”的机运，义无反顾地乐于其中。凡此种种，他们所要面对的，往往与他们所希冀的发生碰撞和错位，这时他们只能随波逐流，趟水过河。其实杨遥要表达的，全部体现在小说结尾这段话里——“我们又聚了一次餐。告别的时候，唐铭送给我一袋东西，是《战争与和平》《尤利西斯》和帕瓦罗蒂、多明戈的两张唱片。唐铭回到了上海。他说真正高贵的艺术值得用一生去追求。”这段叙事振聋发聩，令人深思。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文化主体性”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强调文化的独立性，特别是面对异质文化挑战时的独立性，以及如何在强势文化交流中保持一种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杨遥这篇小说以“美声唱法”为题，其实蕴含了一种隐喻和立场，我们不妨将其理解成对文化主体性的现实表达，以及对异质文化带来的挑战、疑虑和突围。如果主体文化长期受非主体文化的严重冲击，如果主体文化只能靠低头求得赞助而成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话，那就不是简单的文化从业者个人的悲哀了。好在，记得在哪里读到杨遥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说一切向上的总会汇合，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光。这也应是杨遥在本篇小说中所抒发的，一种永不磨灭的光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