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的问题

十好几年前，洪子诚老师到俄国旅游，旅游车把他们直接拉到吃晚饭的北京饭店，一座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蜜月期修建的、斯大林式的宏伟建筑，吃完洪子诚发现前面广场中心有一个高大塑像，走近一看，啊，马雅可夫斯基！洪子诚说：“我骤然意识到，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想到他，也没有读他的作品了。50年代上大学，有几位外国左翼诗人参与塑造我们这些爱诗者的诗歌意识，聂鲁达、希克梅特、艾吕雅……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他的诗，曾经呼应了洪子诚对新生活和新生命的想象。“可是，曾经喜爱的诗人，为什么会这样轻易、转眼间就从自己的记忆里清除？这是当时在这个名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留下的问题。” （《仍有稳定和值得信赖的事物》）

洪子诚教授在课堂上讲诗人马雅可夫斯

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的问题，转场构成了洪子诚在本世纪的主要问题意识和研究重点。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这种看上去断裂的阅读行为，其实有好几次。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另一个发生在契诃夫周边。

契诃夫是洪子诚特别喜爱的一个作家，他很多次谈到契诃夫，把他作为主角谈，作为配角谈，有时举例一长串经典作家，群众演员里也有契诃夫。洪子诚说，六十年代初，一度沉迷于契诃夫的小说、戏剧，读过关于他的许多评论和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有一本书叫《回忆契诃夫》，里面收了阿维洛娃的长篇回忆《在我生活里的安·巴·契诃夫》，也收了契诃夫妻子、大剧院演员克尼碧尔的回忆文章。阿维洛娃是契诃夫的秘密情人。洪子诚眼泪汪汪地读了阿维洛娃长达几十页的“照亮自己灵魂”的爱情描写，对克尼碧尔显得平静的叙述没有什么感觉。可时隔半世纪，他写《我的阅读史》重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感受发生了翻转：“无感的是阿维洛娃有些撕心裂肺的倾诉，亲近的却是克尼碧尔懂得人与人之间理解和感情联系的限度，因具有深刻的悲观因子，而体现出节制却并非无情的叙述。”（见《“怀疑”的智慧和文体：契诃夫》和《仍有稳定和值得信赖的事物》）

洪子诚是不是真的在半个世纪后，抛弃了阿维洛娃的高温表达，我们不清楚，但这些似乎不连贯的阅读事故，让洪子诚很自觉地向自己发问：“如何通过阅读、写作来修复生命中的裂痕，重新建立一种今我、故我同一的整体性？”如此，洪子诚把自己变成问题，把自己变成桥梁，而经由他的中介，契诃夫的情人和妻子，虽然是两端文体，却奇特地在洪子诚身上获得岁月连续性，也由此印证吴晓东最新文章中说的，洪子诚是哈姆雷特，也是堂吉诃德。（吴晓东：《“怀疑的智慧”与“阅读的科学”》）

吴晓东说，通过对洪子诚阅读史的再阅读，可以感受到，这种“自我”的统一性不是一下子就建构起来的，而恰恰体现为一种过程性、持续性，或者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断续性，因此就具有一种历史性和未完成性。而洪子诚最近几年的工作，就是以自己为方法，磅礴地构建当代中国文学的阅读史，由此展开的世界文学图景，不仅别开界面让当代文学来路历历，更让世界文学获得崭新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22年推出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洪子诚相关研究的集中体现。在这本以苏联文学和苏联作家周边为核心的论著中，洪子诚细致处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十六个重要现场，藉此把欧美C位的世界文学版图作了历史化调整。

戴锦华说，洪子诚和“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情感结构关联，落子在马雅可夫斯基身上。而在这个被洪子诚特别强调出来的广场问题里，我们看到，马雅可夫斯基其实被用来同步他的当代文学研究。这些年，洪子诚接连著文讨论马雅可夫斯基，他勾勒的马雅可夫斯基中国阅读史，不仅同频当代文学史，更解释了当代文学史。1945年，郭沫若访苏，称马雅可夫斯基是“进攻阶级的伟大的儿子”，说中国人“早知道你的名字”，但五六十年代中国读者接受的是经过简化、偶像化，或者说，无产阶级样板化处理的马雅可夫斯基。六十年代初中苏分裂公开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译介也随之减少。1977到80年代初，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被重新提起，并和中国的政治性写作热潮互动，但其显赫不再复现。八十年代以来，马雅可夫斯基图像多样化，包括爱情诗人形象。而检索马雅可夫斯基，会发现，他的高频词包含了“我，我自己，我爱，我的革命，我的大街”。（《死亡与重生？——当代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这个线索，支持洪子诚在最近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一文中，为“苏联化”和“去苏联化”挖出一个重要栈道：“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和‘去苏联化’过程相当戏剧性，从情感和想象上说，它交错、重叠着梦想、憎恶、决绝以及依恋等多种复杂甚至对立的因素。这是一个文学自身无法调控的‘极化’的行为。”但是，“就在用猛烈火力燃烧‘现代修正主义’的六七十年代，被燃烧的‘修正主义’的异端并没有成为灰烬，却在悄悄潜入，它们成为文革后期和80年代新时期文学变革的思想艺术资源重要部分。”

这个观点太重要，为苏联文学和中国新时期文学同时开出了新的诞生平台。

鲁迅，丸山，洪子诚

我们在马雅可夫斯基问题上停顿一下，来看关于洪子诚的另外一条线索。2007年，洪子诚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批评的尊严——作为方法的丸山昇》。丸山昇，从1960年代开始，源源不断发表关于鲁迅的各种文章，其中，《鲁迅·革命·历史》一书在中国影响很大。在丸山昇和洪子诚的研究接力中，我们发现，洪子诚看丸山昇，和丸山昇评鲁迅，有一些共同的落点。比如，他们都特别强调个体与时代洪流的“最具主体性的结合的方式”。洪子诚说，这种“最具主体性方式”的建立需要通过“抵抗”来发生，而从丸山对鲁迅的论述中，大概能看到“抵抗”所面对的一些内容：僵硬的思想框架，强大潮流的裹挟威力，正义感宣泄的自我满足，与潮流保持距离的孤立恐惧，对自身位置、能力的虚妄判断，等等。丸山对鲁迅的发现，应和了洪子诚对丸山的发现：“投身于具有正当性的思想、文学潮流之中，但坚持自身的独立性，拥有处理、解释问题的独特的思想框架和方法。”

丸山曾经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有时候，做研究“最终只不过成为自己的影子在研究对象上的投影，”在从鲁迅到丸山到洪子诚的连环论述中，我们其实看到两次投影，丸山投在鲁迅上的影子，以及洪子诚投在丸山上的影子。而洪子诚对丸山的评论，完全合适用来描述洪子诚本人，因为他做学术，跟丸山一样，不是那种“职业性”、“生命萎缩”的，你能在他的严谨论证中把捉到动人的“生命热度”。

在这个生命热度上共振的鲁迅、丸山昇和洪子诚，可能后两者的相似性比较容易被把握，但我想说的是，在承受并理解“狂风乍起”的时代，并且有效地在承受中确认自己“当前的所在地和自己的力量”，在由丸山昇所揭示出来的鲁迅像里，其实恰切地预告了洪子诚的工作形象，“不是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某种方向、立场、阵线，不是瞄准新的可能性一口气飞跃”。半个世纪来，洪子诚给当代文学研究界带来的变化不是飞跃性的，但却润物细无声地为我们后来者开出了极为辽阔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整体性的疆域。

一方面，洪子诚直接和历史面对面，史料就是他的青春和酒，另外一方面，他从来抱着怀疑的态度，或者，借黄子平的概念，他的态度是“犹豫不决”的，不仅对史料更对自己。在研究反华电影《德尔苏·乌扎拉》时，他发现，我们出过一个批判集《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里面收了刊载于日本、香港的八篇批评文章。洪子诚细读后，觉得这些动辄以日本人民的代表身份自居，摘取一二细节无限发挥的论述方式，很“文革”风，尤其文章中“跳梁小丑”“苏修社会*国主义”“蒋帮”等等，更是那个时期中国报刊才有的流行词语和修辞方式，洪子诚因此发问：这些文章真是日本人写的吗？然后他上下求索，几经辗转，终于查到实据，确系日本人亲写。洪子诚由此感慨，“对那个特定时间的观念、语言、情感状态和思维、表达方式具有的国际影响力，和后续的生命力，我们真的是低估了。”（《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

这个感慨，同时包含了对自己的修正，也包含了对批判文章的新认识。在分析《恐惧与无畏》的相关资料时，洪子诚用慢镜头回溯了苏联小说《恐惧与无畏》及其续写文本《几天》。四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初的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流传过一本“教科书”般的《恐惧与无畏》，小说中有个名为巴兰巴耶夫的士兵，因为被机枪的响声弄得失魂落魄，慌忙逃跑，结果面临被枪决的命运。不过，十六年后，作者别克重写了这个题材，“处决巴兰巴耶夫”也被彻底改写，最后，万般纠结的军官还是饶恕了士兵。（《〈恐惧与无畏〉的相关材料》）

如果你认为洪子诚是站在重写的这一边，那么，去看《内部的反思：“完整的人”的问题》。此文结尾，洪子诚重提他二十多年前在《问题与方法》中思考过的、但至今没有得到研究界足够重视的问题：“革命文学”在当代的困境的形成，它的过程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自我损害”。不断追求纯粹的过程让自身越来越空壳，但是如果不做这种排除和隔离，又有可能被强大的“异质”文化因素所侵蚀，所吞没，而失去它的边界。

这个问题追踪了洪子诚半辈子，也让洪子诚与所有研究者不同。罗岗说，洪子诚的研究以“具身性”应对“本真性”的危机，为今日“重返20世纪”和激活“当代文学研究”的“反学科性”提供启示。（《洪子诚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由此，吴晓东说洪子诚的世界文学视野是当代文学的结构性“他者”（《当代文学的结构性“他者”——洪子诚先生世界文学视野的意义》），而接着他们两位的观察，我会说，洪子诚本人就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结构性他者，他以自己为中介的方式，他无法斩钉截铁的态度，都包含了“历史中间物”的意义，也是在这个横轴上，他共振了丸山，共振了鲁迅。

在未来发生之前先行改变我们

洪子诚很喜欢波兰诗人米沃什的《礼物》，诗中有这么两句（西川译）：

我知道世上没有什么人能让我羡慕，

想起今我和故我同是一个人不再使我难为情。

重建“今我”和“故我”的同一性，重建今天的当代文学和过去当代文学的同一性，对于洪子诚，这是同一个任务。洪子诚站在2024，向消失的苏联伸出援手，向五六十年代伸出援手，世界文学中的洪子诚凭着一己之力弥合了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裂痕，弥合了当代文学的前后裂痕，他为我们重新把历史弥合。

2024年6月8日，“洪子诚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最后，洪子诚说他的学术研究是靠着“三分努力，八分机遇”一步步生成的，是“努力做一点为历史留痕的工作”。八十五岁的洪老师，坐在九十二岁的谢冕老师身边，两位老师的精气神让他们比我们所有参会的学生辈都年轻。当他们讲话的时候，比我们更有激情，当他们吃饭的时候，比我们更有胃口，当他们展望未来，也比我们更有责任心。自称年长十岁的谢老师还把路翎诗句“盼望酒和永远的青春”赠予洪老师，他们坐在那里，是我们的守护人，也是时代的领路人。进入当代文学课堂，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到《问题与方法》到《材料与注释》到洪子诚的各种阅读史，新诗研究，当代文学概念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洪子诚反复把中国当代文学放入更具挑战和更具复杂性的语境里。有时候也会想，洪老师持续不断地把当代文学推到更大的平台，是为什么。好像是为了回答我的问题，里尔克说：这样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是为了在未来发生之前先行改变我们。

《可爱的燕子，或蝙蝠：50年前西方左翼关于现实主义边界的争论》就是一篇改变我们的文章。洪子诚捡回1963年前后的争论：是否应该开放现实主义的“边界”，确立现实主义的“新尺度”，让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文艺对话？然后他接连重新探入当年关于“颓废”的讨论，关于卡夫卡的讨论，在深度打开加洛蒂、萨特以及苏联报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后，洪老师说，到六十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界关切的问题发生转移，无视或轻忽卡夫卡的情况已经不占主流地位，同时，卢卡契也出现松动。“同样的争论也发生在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也同样的不知所终。”看上去轻描淡写式的一笔，却让世界文化和当代文学直接同构直接对话，而且彼此解释。包括在《“修正主义”遇上“教条主义”：1963年的苏联电影批判》一文中，洪子诚也历史性地讲清了苏联电影新浪潮和欧洲新浪潮的区别，而在这个浪潮里，中国的文化浪潮也出现挪动，比如周扬态度的变化。1961年6月23日，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扬发言，态度“后撤”：“但也应了解人家什么新浪潮、现代主义……究竟有什么地方吸引人。”“批判人性论是对的，但发展到什么都是人性论、人道主义，就同我们讲得不清楚有关……在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遗产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责任……”这种把中国浪潮和世界浪潮直接关联的能力，洪子诚的研究是示范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导入。就像他在《1964：我们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少？》中一节小标题所示，“怎样联合、拉拢莎士比亚”，怎样“联合”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是洪子诚这些年的核心关切。世界和人都分崩离析的时代，重返一个互证因果的版图，往小里说，是批评和理论的复兴，往大里说，这是“又一次的诞生”，这个诞生，挪用的是吉狄马加在《致马雅可夫斯基》中写下的“又一次的诞生”。而洪子诚“联合、拉拢”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行为，在根本的意义上，就是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又诞生一次。对洪子诚本人，用他不喜欢的金庸武功来说，这是气通周天，万物生长，达成武林绝顶“神照功”。

这个洪子诚，就是当代文学研究的肉身形象，或者说，世界文学中的洪子诚，其直接的文本转喻就是，世界文学中的当代文学。这种把自己放到研究中去，把自己作为对象的研究路径，也成为洪子诚别具能量的方法。这个有着“冷静、节制、温情”形象的洪子诚（孙晓忠语），通过探讨自己把握了当代文学史的最重大问题，也开启了世界文学的枢纽和重心再建。因为有世界文学中的洪子诚，有今我和故我同一的洪子诚，我们重返二十世纪，可以用同一艘船，点同一盏灯。因为有中间物洪子诚，有自称“饱含累积的无力感”且“转身太慢”的洪子诚，我们面对未来，才敢联手接住虚空。

本文原刊于《南方文坛》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