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由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制作的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于近日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在高昂激越、催人奋进的旋律中，歌剧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风云际会，艺术化讲述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塑造了以田汉、聂耳、夏衍等进步青年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英雄群像。
那么，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究竟是怎样诞生的？
聂耳《进行曲》手稿
田汉写歌词那页纸被茶水濡湿
田汉后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那些陈旧的鸳鸯蝴蝶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左翼电影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年夏，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敏、许幸之、孙师毅、聂耳、吕骥、贺绿汀等人。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405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在此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一是诗人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作一首长诗《万里长城》，表现伟大的民族精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的第三部。诗界朋友认为，长城虽可作为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诗人从旧的物质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诗句，即全国人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争自由、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电影最后的场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
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邨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之后田汉深夜回家，一进门即被抓走。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田汉后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田汉被捕后，夏衍接手将故事写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
有人说《风云儿女》主题曲歌词是写在香烟锡纸上的，有的甚至说是田汉在狱中完成的。但据《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刊于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一文说：“田汉的剧本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我这一辈子没有写过诗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所以我就请他把看不清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补。”看来歌词并非写在香烟锡纸上，也不是在狱中写成。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也回忆说，“《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但据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写在故事里面，而是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字地抄下来的。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地模糊了。”
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曲谱成遗作
“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从天一公司调许幸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牧之、王人美、谈英、陆露明、顾梦鹤诸位，算很强的。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1932年4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田汉则戏称聂耳为“四只耳朵”。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聂紫艺，是在黎锦晖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他对我低低地、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的奋斗经历，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
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
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
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那里征求意见。许幸之后来回忆说，当时聂耳兴高采烈，高举着乐谱说：“好啦，老兄！主题曲谱好了。”许幸之也很高兴，说道：“好极了！你能不能试唱一下？”聂耳一手拿乐谱，一手在书桌上打着重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几遍。许幸之说：“曲调微昂、轻快，仿佛催人跨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它打动了我的心灵。我沉浸在他的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一切。突然，他停下打拍子，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见？”许幸之沉思一下，说：“整个曲子谱得很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是否应当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聂耳认真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修改起来。
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离沪赴日。在日本，他又将主题曲做了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师毅。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他说：“《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原文重复了一段，除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别的没有什么不同，而‘冒着炮火’和‘冒着飞机大炮’差不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完全对的……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天嫉英才。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惋惜悲恸。田汉出狱后，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英年早逝时，悲恸欲绝，大声痛哭，写下了一首悼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吾民诉不平！”郭沫若在1954年为聂耳撰写的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
1936年6月7日，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站在高凳上指挥者为刘良模。
朱庆澜为《义勇军进行曲》定名
于是，他沉思许久，拿起笔在“进行曲”之前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大字。
《大连近代史研究》第12卷刊登的朱汉《我的祖父朱庆澜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说：“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行曲’。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祖父朱庆澜，即兴挥笔，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三个字的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
朱庆澜，字子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军权，1925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官。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1931年11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并担任理事长；1932年4月26日改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后又改为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朱庆澜为会长。
1933年2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当时聂耳等曾跟随“后援会”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这为他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
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朱庆澜将军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进行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体裁，并没有具体所指。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之前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大字。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刘良模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海内外
1949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中说：“聂耳同志虽死，他作曲的《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却很快流行全国，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各地鼓吹抗日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像沈衡老（沈钧儒先生）那样的爱国老人们，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朋友们都在唱这支歌。”
而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外这件事，刘良模功不可没。
刘良模，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歌咏运动，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发起成立了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1935年5月，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刘良模都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啦啦队长”。
1936年6月7日，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歌咏大会。据《立报》1936年6月8日报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昨天上午十点钟起，在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有一千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的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报道说：“会场周围，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序，群众们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愤激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廿几支歌曲。当每一支歌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会场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指导歌曲的有刘良模、任贤璋等数人。当唱《救亡进行曲》的时候，慕尔堂童子军军乐队，敲着战鼓，那一种激奋的歌声，加上急促有力的击鼓，使我们想起民众军队的军容，和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时的步伐，这歌曲是够雄壮的。”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唱到大街上。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建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刘良模任京沪支部主任。他率领京沪支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富阳等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用，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教唱活动，《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在刘良模的大力推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平原青纱帐、河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
1939年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取汇报后，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
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京沪支部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0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国克罗兹神学院读神学，并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在此期间，他在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
通过朋友介绍，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罗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却有深厚的感情，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他说：“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曲》。他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聂耳的家属。
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前进！前进进！”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国，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有力武器。
1944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在同盟国胜利之日，应选择能代表各国的音乐作品作为凯旋之歌，向全世界广播。《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中国名列其中。
1949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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